我更愿意回忆的是九十年代初期某种特殊情况下八面来风的美好故事。我想提到三联书店与《读书》杂志。早在一九八八年年底，编辑吴彬（她是吴祖光、吴祖强的外甥女）就约我次年在该刊开辟一个专栏。我笑说：“承蒙不弃……”
吴彬大笑，说：“我们不弃，我们不弃……”于是前后数年，我写了六十七篇置于《欲读书结》栏目下的文字。这些文字的影响甚至一度超过了小说。不止一个朋友告诉我，你写的这些评论比小说还好呢。我只能一笑，当然了，小评论是最容易接受的。如果大情势再尖锐一点，那就不是小评论，而是口号才受读者的欢迎。再换一种不好的情况呢，那时连口号也不过瘾，人们欢呼的是一个站在十字街头大骂“日你妈”的傻子。
那一个时期的《读书》及其主编沈昌文也是值得怀念的。沈的特点是博闻强记，多见广识，三教九流、五行八卦、天文地理、内政外交，什么都不陌生。
斯时《读书》上还有蓝英年的《寻墓者说》，葛剑雄的读史系列，吴敬琏等的经济学文字，辛丰年的《门外谈乐》，龚育之的《大书小识》（专谈毛主席著作），赵一凡的《哈佛读书札记》，金克木的《无文探隐》、《书城独白》，吕叔湘的《未晚斋杂览》等专栏……本人也攀附骥尾，开了专栏《欲读书结》……其间《读书》
的销量以几何级数上升，洋洋大观，一番盛况……于今难觅。沈公拜拜了《读书》，当年的那么有趣有新意的《读书》也就拜拜了读者了。
一九九零年深秋，我应湖南文艺出版社几位土家族的朋友之邀，与王安忆一起游了一回湘西凤凰、吉首，直到张家界。同行的有后来担任此出版社社长的颜家文，小说家蔡测海，还有电视台一位先生带着一条大狗。我们在凤凰参观沈从文故居与黄永玉的足迹。我们在“不二门”泡温泉澡。我们在路过吉首的时候谈论起当地出生的土家族领导干部李昌，他曾任团中央第三书记、团北京市委书记、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一九四九年三月我参加团的工作当了“干部”，是出自他的调遣。我们参观了湘泉酒厂，品尝了“酒鬼”酒。那时“酒鬼”
还罕为人知。湘西胜景，令人陶醉。而张家界的风光我也是第一次领略。当地管理处的领导告诉我华国锋同志刚刚去过，我看到了他们的合影。
北京市文联在副主席、党组书记宋汎同志关照下，组织一些到京郊农村与景点的参观采风活动，我去过几次，与老文友们见面，十分亲切。
广东方面，不论是花城出版社，是《南方周末》编辑部，是省文化厅与省宣传部，都对我十分友好关心。非常谈得来的原文化厅长唐瑜同志陪我去深圳珠海，深圳政协林祖基主席每次都热情接待，林祖基同志也是很好的散文家。
珠海宣传部副部长曹土生与珠海出版社社长成平，成了我在珠海活动的长期东道主。我与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同志也有很好的交流。
曾任广东省宣传部长的黄浩，能书能画能写，他从省政协副主席的职务上退下来后，我们仍然是十分友好。
柳暗花明又一村，又好几村。国家环保局的曲格平局长与《中国环境报》，特别是该报原来在北京市文联工作过的高桦同志，特别注重与作家们取得沟通与合作，包括老作家雷加，以及作家谌容、赵大年、从维熙、李国文、刘心武、陈建功、张守仁、周明等许多人参与了环境方面的宣传教育活动，我们并组织了环境文学研究会，参与主办了以环境为主题的文艺刊物《绿叶》。
我此后有一些机会与曲格平同志有所交流。他数次提到我在《人民日报》
上发表的译诗，原作者是德国人萨碧妮·梭模凯普博士，用的是俳句形式，我译自她本人的英译。
我第一次与德国女诗人萨碧妮见面是一九八六年，我才刚担任部长，出于诗人邹荻帆先生的介绍。我喜爱她的俳句。此后多有通信往还。二十一年后，二零零七年，我们第二次见面，并且与汉堡市的一个友好访问团共同在北京的问天阁吃“茶食”。我看到了她十七岁的帅哥儿子。当初，萨碧妮给我寄过她儿子出生后不久的婴儿照。光阴荏苒，孩子成长起来，友谊与诗心长存。
九十年代初几年，我对《红楼梦》的闲谈与爱好受到了红学界的善待。包括李希凡、冯其庸等在内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红学研究所与《红楼梦学刊》向我约稿，邀我参加他们的活动。我参加过在辽阳、哈尔滨、北京、北戴河等地召开的红学年会，我也有机会结识了海峡两岸的许多红学家。
一九九一年春，烟花三月，应江苏同行们的邀请，在江苏老作家文夫、艾煊、海笑等的关心下，由赵本夫、刘坪、俞胶东等文友陪同，我与妻子一起访问了南京、扬州、镇江。特别是看了扬州的瘦西湖与瓜州古渡，镇江的金山寺。江苏省委文教书记孙家正同志的接待，与众文友的交谈说笑，粪土丑类，也令人十分开心。
当时相约再来扬州看琼花，结果一别就是十六年。
一九九一年夏，我先在北戴河的环境干部培训中心休息游泳，后到辽阳参加红学会议，看到了那里曹氏先人的遗碑。又游了一回千山。在沈阳也与一些文友会面。
一九九一年秋，我收到新加坡作协负责人王润华教授的邀请，要我去参加在新举行的国际作家周活动，同行的有陆文夫偕夫人管毓柔，另外有年轻的美女作家黄蓓佳。文化部外联局以积极的态度办理此事，虽然拖了几天，使我未能赶上作家周的开幕，但我还是赶到了。许多有关领导同志包括吴学谦、李铁映等关心并支持了我参加此项活动。我也感谢其时主持文化部工作的贺敬之代部长，此次，他未提出异议。
值得感念的还有舒婷，我得知我的航班是经停厦门以后，告诉了舒婷。我不知道舒婷怎么会有办法进入厦门机场的供已办理过出境手续的旅客休息的隔离区的，在隔离区舒诗人与我见面。风暴已经过去了，朋友们都在平静下来。
我住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迎宾馆，在一片热带植物之中。校舍位于丘陵山坡，高高低低，错落有致。我们在这里还第一次吃到了榴莲，对之颇有好感。宾馆内是不准吃这种有一股气味的果品的，我们就在室外将之处理。文夫夫人这边有一亲戚，他们的新加坡之行十分愉快。我也跟随着享受双份的招待，有作家周主办方即东道主的，主要是王润华教授在张罗。另外还有管女士的姨妈的。
我发现文夫吃任何宴会都不忘掉要一碟炸花生米，使我发现了他这位“美食家”
的浓重的泥土气息。蓓佳友善平和，自得其乐，她的在场，增加了人们的喜悦。
我同时经友人介绍结识了更多地采取民间立场的一些作家，如陈美华等，并经他们介绍，访问了被有的人称做那里的鲁迅的方修先生。同时也了解了新加坡解散了最后一个华语大学，确定了以英语为国语的经过与有关争议。
一九九一年的新加坡之行，大体顺利，它的意义是开始了我在离开文化部部长岗位后的极其大量的面向世界的文化传播、文化交流、人文游学讲学之旅。
好事情、好日子就是这样开始的。
果然，一九九二年我又收到了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布里斯班市瓦拉那节组委会的邀请，去参加该市的瓦节庆祝活动。瓦拉那是澳洲土著语言，意为春天，瓦拉那节就是春节。
与我同行的有杨宪益夫妇。我们共同在香港停留，在机场的饮食“广场”
吃中式快餐，我要的是一碟炒面一个汤。我们到了布里斯班，在那里讲了一些中国文学的情况。杨先生则吟诗一首，开始两句是“才过中秋又逢春，布里斯班气象新”，后面两句忘记了。当然他的这种诗远远不如他的打油诗。
参加布市活动时我们见到了当时旅居该地的黄苗子与郁风夫妇。他们的儿子在此地教书，是极好的数学家。
在布里斯班我与当时任州政府办公厅主任的汉学家陆克文先生有过很好的会面与交谈。他对中国的事务颇有了解，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后来他当选为澳大利亚的总理。
活动后杨先生在那边多逗留了些天，我则首先应邀去了堪培拉的国立大学讲演，主持与翻译是英国的詹乃尔教授。他曾任外文局的专家，是他翻译了鲁迅的诗集。
在澳国的首都，我有机会得到我国驻澳的石大使招待，并与文化参赞楼小燕女士有多次共同的参观活动，楼原任驻法使馆一秘与驻悉尼文化领事。她的英语法语都通，她的中学时期是在英国度过的，当然英语极棒。我从她那里学会了点“爱尔兰咖啡”，是带着鲜奶油与威士忌酒香的咖啡。临离开堪培拉时我请她在大学宾馆吃了袋鼠肉，感觉大致如鹿肉牛肉，还不错，但可能是量太大了，第二天我的消化很不好。
在我担任部长期间，时澳大利亚的大使是经济学教授郜若素（RossG.Garnut）先生，他文质彬彬，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抱有极大兴趣。还在我的任命没有正式公布以前，他就急着要设宴一叙了。我与他们夫妇都比较熟悉。
一九九二年我二度访澳时，他也已经离开外交官的职位回校教书。他招待我到他的一个大庄园去玩，那里有宽阔的土地。一起吃BBQ（烧烤）。最有趣的是在这里遇到了有过特殊经历的经济学者林毅夫先生。现林先生是世界银行的首席专家与副行长。
此次访澳，我骑了白杰明先生的马。我到白先生的一个邻居家做客，一位女青年，救助了一只受了重伤的大鸟，大鸟已经成了她的朋友，她带着基本养好了伤的鸟与我聊天。人善鸟不惊。
其后我应南澳大学的高级讲师陈兆华女士之邀，到她那里讲了一些中国文学。本来还有些参观葡萄酒厂之类的安排，但是接到北京来的通知，要我回去列席党的十四大。我提前结束了在阿德雷德的行程。先期到了墨尔本，从墨尔本回国。在墨尔本，我看到了我的异母弟弟王行，他帮我买了两件大毛衣，一把专门为电脑操作用的“姿势正确椅”，这个椅子通过半跪的姿势把三分之一的体重分到膝盖上，而且强迫使用它的人必须直起腰，挺起胸来。
事实证明，此种椅子未获成功，没有被市场所接受。买回此怪椅后，全家哄笑，只有我一人坚持使用达十年余，最后，它也还是靠边放了。
我全程列席了党的十四大，从此我的中央委员身份结束。
此段时间，我去过几次天津，一次是参加为骆玉笙从艺六十年或七十年举行的庆祝会，堂堂皇皇，皆大欢喜。一次是冯骥才搞的天津民间文化特别是杨柳青年画活动，从那时起，他已经抓起民间文化遗产来了。回想一九八二年拿他当“现代派”的“风筝”来批，真是冤枉。好像就是这一次，我到蒋子龙家小坐，他拿出糖橄榄来招待，我吃了一个觉得实在好吃，便不停地吃了起来，像吃花生豆一样地一个又一个，最后吃得老蒋直翻眼儿。
一九九二年应泰山管理处的邀请，我与蒋子龙、天津的范希文、山东作家毕玉堂等去登过一次泰山，我写了一篇《天街夜吼》，登到了《新民晚报》的“夜光杯”副刊上。
经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同志的夫人黄过同志介绍，香港勤加缘出版社社长与财经小说家梁凤仪女士数度前来做客，并在她的出版社出了我的几本书。
天地图书公司也出了我的书。
有人找我留下“墨宝”，我最爱写的词之一是“乐在其中”或“其乐无穷”。
什么叫其中？在各种状况中。什么叫无穷？怎么都无穷。开会有一种乐，知情、充实、责任、发挥光热。不开会有另外的乐：旁观、自在、清高、浮生难得半日闲，自己成为自己的真正主人。红火是一种乐，清凉是更妙的乐。许多人夸奖你称道你是一种乐。那么急赤白脸地想整你又整不成，眼看着他的脸青一阵子紧一阵子，笑煞。范仲淹的名言是“进亦忧，退亦忧”，我的功夫是“上亦乐，下更乐”。我承认“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更承认，“欲得真滋味，更下一层楼”。
我越是乐在其中与其乐无穷还有自得其乐，越是为怹的叫苦连天觉得不值。
62.冲浪
一九九三一九九二年上半年，邓小平视察南方，中国的形势又有大的发展变化。
一九九三年我得到了几个邀请。香港岭南学院现代中文文学研究中心梁锡华（又名梁佳萝）教授邀请我去做一个月的研究交流。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韩南教授邀我做特邀学者，到那里做三个月的研究工作。在意大利举行的关于公民社会与公共空间的研讨会，是由美国赖斯大学本杰明·李教授组织的，邀我参加。新加坡文化部艺术委员会邀我做他们举办的金点文学奖华文小说组的主审评委。马来西亚《星洲日报》邀请我去马访问，我国台湾《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邀我参加他们主办的两岸三地四十年来中国文学会议。
世界向我打开了大门，王的出访高潮，到来了。
一九九三年便成了我的游学之年、旅行之年、环球之年、周游列国列区之年。
而且所有这些活动都与我的妻子崔瑞芳一起。
此前，我被选定为八届政协委员，参加了八届首次会议。常委候选人名单中没有鄙人。文艺界政协委员叶文玲等三十多人签名上书，要求提名王某。此时我已离会，到新加坡去了。
这一年是首次，芳与我同时出境游。时芳已经六十岁整，我们一起去了新疆，一起去了伊犁，一起去了巴彦岱人民公社，现在我们终于可以一起走出国门，看看世界是怎么样的奇妙了。
我想起两年前，一九九一年，美国三一学院邀我去做访问学者，被挡驾。
吾兄等的神话是王可能出走。笑煞人也。
还有一个插曲，在与新加坡方面联系我的出访安排时，我得到了香港地区的偕夫人共同访问的邀请，而去香港地区与访新都是往南走，从旅行路线上说宜于合并出访。最初我与新方友人探讨我与妻子同行的可能性，新方迟迟没有答复。于是我决定单独一人赴新，然后在香港与芳会合，因为香港是邀请的夫妇二人，且已经顺利获准。当新方得知我们夫妇将在香港会面时，立即发出了对芳的邀请。新方行事也是很缜密的，不为天下先，新方宁愿做第二名对偕夫人同访的邀请者。也可能这事与一位艺术家访新后没有及时回国事有关。唉。
直到上了飞机，开了飞机，升空飞行数分钟，我和芳才互相祝贺，此前我们不敢太高兴了，怕是临时有变。
访问与评奖活动很正规的，在宣告评奖结果的会议上，要求每一个评委用英语讲五分钟话，我也比较自然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这次访新使我们有机会结识了从事慈善救助事业的张千玉女士，她对于一个温柔美丽的世界与人生的设想，令人感动。通过张千玉，我还拜访了中华国学大师潘受（又名国渠、虚之、虚舟等），他的书画诗俱极佳，被新加坡政府正式授予“国宝”的称号。我们在潘老师家中用了午餐。我们感受到了一个真正有学问的老人的格外的谦和与雅致，潘老的微笑多于评论，聆听多于讲述。
我的访问马来西亚与先父的友人、德国汉学家傅吾康教授有很大关系。他在汉堡大学退休后，尤其是冬季，常常住在吉隆坡的一所大学里，老年的他受不了汉堡的冬天。傅的女儿在北京时听说了我的访新，便告诉了爸爸，傅教授推动了《星洲日报》的邀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