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年，我们作为党委干部，最后一批改为薪金制。政府部门的则早就改了，比我们有钱得多了。薪金制甚至使我略感惆怅。薪金云云，不是不无旧社会色彩的庸俗吗？我宁愿意称之为工资，一提到工资，离工人阶级似乎近了点。
我一度认为父与母的生活也将揭开崭新的一页。一解放，身为华北大学四部研究员的父亲穿着灰色干部服回到了家中，而母亲不久也成了区各界代表会议的代表，我还以为从此天下大吉了呢。但是，当我知道父亲去了这么多年解放区却并不是共产党员的时候，当我知道父亲在华北大学没有多少事可做，后来应聘到辅仁大学哲学系教书，而且他的课反映并不怎么样的时候，我失望了。
母亲在全国妇联幼儿园的工作也没有能坚持下去，很简单，那里太辛苦了。而等到我从中央团校毕业以后，父亲又把他的离婚的问题提到我的眼前。
是的，不是提到母亲面前，而是提到我面前。从一解放起，差不多，总是父亲来找我，来诉苦，来出题目，来讲他的苦衷，讲他这一生有多少潜力被压制着，因为他的家庭生活婚姻生活太不幸了，他的才能他的资质（这是他爱讲的一个词）是怎样的被忽视乃至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从理论上我认定，父亲与母亲离婚有可能为他们创造新的可能，离婚有可能成为一种文明，我来操办。
母亲提出每月五十元的赡养费用，我说服父亲一口答应，当时父亲的月薪只有七十多元，但是我采取了手段，第一，我答应每月给母亲送去五十元后，再想办法要出钱来转手给父亲，至少退“税”二十元，就是说父亲应该负担三十元左右的费用给我的弟弟和妹妹，直到他们生活自立为止。第二，我明白，他们二人订的协议并无法律效力，先办了离婚，给父亲以自由，给母亲以尊严，其他的，再说。
父亲就是这样的人，确定离婚了，他似乎依依不舍，和全家，和母亲合影留念，眼泪汪汪，以至于我与姐姐等人以为他不离了，倒是母亲反过来说了点冠冕堂皇的话：这并不是你我个人的问题，谁让我们赶上了旧社会，祝你前途光明远大。
当然，这些事后来办得很麻烦，为此我甚至于向旁人借过债，作为周转金。
然后父亲匆匆结了婚，不久又闹了起来，其火爆程度不亚于过去。
但是父亲有一个特点，至今我也分析不清楚，他当时已因院系调整到了北大哲学系，他几乎对谁都不满意。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歌颂共产主义与马列主义。
他读列宁的《哲学笔记》，那种兴奋，那种服膺，那种称颂，堪称感天动地。他读毛主席的“两论”也是称颂备至，他对所有的大事大是大非都坚决听党的听中央的，而且，他对我这样带着激情，带着真情实感来讲，讲一次再讲一次再讲几次几十次，不像是作秀也绝无作秀的必要。
父亲的全部表现中，唯一带点政治上的另类色彩的是，他常常从收音机里听到一些重大活动的参加者的名单，谁谁主持，谁谁讲话，谁谁剪彩，参加者有张某某，李某某……他会说：“老是一样的名单，多么寂寞啊。”
我的反应差不多是轻蔑地一笑，怎么着，您想上这个台盘吗？
我通过区里有关部门，给母亲找了一个小学教员的工作，她大致胜任。有一段她被吸收去听党课，她很兴奋，声称自己“入党了”，不知为什么，此事没有下文——可能与一九五七年后的形势和我的变故有关。
那时我们住在西四北小绒线胡同，两个微型小院。父亲到前院看我，母亲甚至给他做过饭，符合我的文明离婚的设想。赡养费用的猫腻终于曝了光，改成了三十五元，母亲也接受了。
直到一九五六年，母亲得知父亲的后妻怀了孩子，母亲突然大怒，一直对父亲抱咬牙切齿的态度。此后母亲一直是愤愤不平，耿耿于怀，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倒霉的人，她张口闭口都是讲一个恨字。
8.十九岁的初恋
一九五零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我看了朝鲜拍的纪录片《给世界有良心的人们》，看到穿着白色长衫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活动家朴正爱女士的讲演，我认定了美国是人民的不共戴天的敌人。
随着形势的发展，青年们的情绪越来越高涨。每天都有青年写血书要求上前线支援朝鲜人民军的。志愿军过江后我们组织发动大家写慰问信，我们区里的干部星夜也做过炒面粉，供给朝鲜战场的人民志愿军食用。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聆听赴朝慰问团的来自朝鲜前线的报告，我们充溢着类似《英雄儿女》中王成的那种“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准备与老美同归于尽的情绪。我们在学习会上朗读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我们高唱《白云山》。
我们传诵杨朔的《三千里江山》。
这个期间我还兴奋地参加了从大中学中招收军事干部学校学员的工作，领导给我们讲授了国防建设的前景，通过我们的手，把最优秀的青年男女输送给了解放军。
一九五二与一九五三，这是有着特殊意义的两个年份，不论对于国家还是个人。一九五二年伊始，开展了“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
（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河北高中新派来的校长被说成“大老虎”，在大会上宣布逮捕。数月后无罪释放。各单位都有指标，要揪出多少多少万元的贪污犯来。这种搞运动的方略开人眼界，带有一种农民的简单易行与毫无科学性法制性可言的原始天真色彩。我们熟悉的团市委一位文质彬彬的大学生党员出身的同志，在南方搞土改，因涉嫌三反中的问题被上了铐子押送回京。还有一件事令人无奈，团市委一位男同志被揪了出来，其妻是一位皮肤白皙，脸颊绯红，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同志，立即与他离了婚并与另一位比她年轻不少的人结了婚，不久，原丈夫吗事没有了，但是老婆已经丢啦。
我们的区委位于东四十一条三十九号，是一个三进的大院子——原来的敌产。三五反办就设在正房的办公室。恰值寒假，一些学生党员调入区委搞运动，其中就有女二中的崔瑞芳。我曾经在午夜到她们的办公室去，我很感动。
当我想到崔瑞芳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在呼啸和旋转。当我想到她与我都生活战斗在这一个大院里的时候我觉得十分温暖。我当然找得到一种适当的方式表达我的感情。我与她说话，我借给她书看，我找她散步，我给她写了极其美丽动人的信。
……我记得这一年的三月六日晚饭后我们去贡院西街市委党校礼堂听报告，报告会后我步行送她回西单住地，我们缓缓地走到了西单。我一个人又从西单走回了东四十一条。我惊异于灯火璀璨的北京夜晚的辉煌美丽。当然那时候不可能有太多的灯，由于我回来时街上再无一人，我只觉得千万盏灯在为我而照耀，我幸福得如同王子。
当时我只有十八岁，瑞芳只有十九岁，我虽然不大，但已经是干部，已经是小“领导”，已经自以为胸有成竹。而我的追求使她情绪极其波动。有几次她正式拒绝。又有几次我们恢复了来往。所有这些都无比地美好，被友好地拒绝竟也是这样的美丽。
一九五二年我们组织了马特洛索夫夏令营。马特洛索夫是一位苏联英雄，用身体堵住了法西斯敌寇的碉堡枪眼。有一部影片《普通一兵》讲的就是马特洛索夫的事迹。我们请作曲家郑律成谱写了营歌：
我们有一个，亲爱的朋友……他就是马特洛索夫——普通一兵，普通一兵是我们中国青年的心，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我们热爱自己的人民。
八月的一天，一批学生，一批团员骨干，扛着帐篷、食品用品，浩浩荡荡，行军到西苑的一处空地，安营扎寨，开始了露营生活。快乐的集体生活让我非常感动。露营结束后我写了一篇长长的报道，报道与工作总结也受到了本单位领导的赞扬，报道寄给了《北京日报》，最后变成了两条简讯，每条不足一百字，但也还是刊登出来了。
九月下旬，我们忙于准备国庆节的节日活动。已经表示不怎么打算和我发展下去的瑞芳一天突然给我打电话，问我去不去看夜深举行的阅兵式预演。我们的一切都是与伟大的国家伟大的生活紧紧联结在一起的。
我们不仅一起看了阅兵式预演，不久，我们去设备最好的东单大华电影院看了描写苏联海军生活的彩色影片《在和平的日子里》。
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了世界、和平、生活、幸福、岁月、日子这些字眼，这些字眼令我感动莫名。我在新恢复的杂志《译文》上看到的头题小说是安东诺夫的《第一个职务》，描写新从大学毕业的女建筑师尼娜怎样在建筑工地上体验到了艰难与幸福，所谓走向生活，所谓和平建设，所谓城市与人的崭新的前途。
我学会了在夏季喝冰镇的啤酒，就上炸花生米使我美得像上了天。我常常在夏季的周日去什刹海游泳池，我想不到自己已经活得这样滋润。我与姐姐还购买了旧货留声机。那时的苏联唱片八角钱一张，虽然转速常有快慢的差别，我们还是从这个留声机上听到了尼基丁唱的《春天的花园花儿好》，米哈依洛夫唱的《沿着彼得大街》，尤其是聂恰耶夫唱的《列宁山》。
而听到柴可夫斯基的第一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的时候我会感动得泪流满面，一听到收音机里放这个曲子，我就会恳求周围的同事或者家人，允许我关闭灯光，拉上窗帘，我要在黑暗中静听这首乐曲。
一九五三年我十九岁，十九岁的王蒙每天都沉浸在感动、诗情与思想的踊跃之中。这一年开始了我的真正的爱情与真正的写作。这一年内心的丰满洋溢，空前绝后。
那是一个特别无拘无束的年代。许多男女生恋爱，我们只觉得特别美好，从来没有那些学生不能谈恋爱之类的想法。所以，我后来称这个时期为恋爱的季节。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那时的中国是爱情的自由王国。
前边我说到过周曼华，那只是童年的一些遐想。我在区里工作期间，常常和一些女中的团干部打交道，我虽然不是贾宝玉，但我同样有男浊女清之叹。
我相信没有青年的积极参与就没有革命，没有女青年的参与，就更没有革命。
我对其中一位矮个子的梳长辫子的高材生突然感到非常亲切，一个周末，本来无事，我临时决定到这个学校找她谈谈工作乃至谈谈思想。从小经历的组织生活，参加区委组织的学校支部的党员假期学习，使我已经很喜欢谈甚至自以为很善于谈思想品德修养。
她来了。在她来的那一刹那，我的所有的遐想都消失干净了。她的绝对的纯洁与郑重，使我立即回到了工作中，没有余地，没有空间，没有任何其他念头。
然而与芳就完全不同了。她的笑容与善意十分迷人。那时她是女二中的学生会主席。她从一九四七年就是地下盟员，一九四九年夏入党。她还担任过首届的少先队大队长。
我把一本薄薄的苏联小说《少年日记》借给她看。她后来说，我当时自己在读《安娜·卡列尼娜》而给她读的是一本类似儿童文学的书，使她愤怒，她也不想看。
对于我来说，爱情是风，是歌。我才刚往追求瑞芳上动了一下念头，忽地呼呼地，大风、飓风、龙卷风吹得我离了地，在天空逡巡，城市和乡村，星辰和山河都在我身旁旋转。
我得知她在班上写的作文《看苏联影片〈她在保卫祖国〉》被老师和同学称道。我得知她走在街道上被解放军的骑兵撞成了轻伤。我在“五一”劳动节之夜，在人山人海的天安门广场寻找瑞芳，而居然找到了，这一年的“五一”之夜我们一直狂欢到天明。
初恋似乎还意味着北海公园。漪澜堂和白塔，五龙亭和濠浦涧，垂柳、荷叶和小船，都使我们为城市，为生活，为青春而感动。我们首次在北海公园见的面，此后也多次来北海公园。我们在北海公园碰到过雨、雷和风。东四区离北海后门比较近，常常有团日在北海举行。有一次一个中学的团员在那里活动，轮到我给他们讲话的时候，晚霞正美，我建议大家先用一分钟欣赏晚霞，全场轰动。
但我们第一次两个人游公园是中山公园，那一天我一直唱《内蒙春光》里的主题歌：“草儿哟青青，溪水长，风吹哟，草低，见牛羊……”所有的美好的歌曲都与爱情相通。同一天我们一起在西单首都影院看了电影《萨根的春天》。
看罢电影，在我幸福得尥蹦的时刻，瑞芳却说，我们不要再来往了吧。大风吹得我天昏地暗。
芳情绪波动，没完没了，当然她只是个中学生，她怎么可能一下子就与我定下一切来呢？一会儿她对我极好，一会儿她说我不了解她，说是让过去的都永远地过去吧，一会儿边说再见边祝福我取得更大的惊人的成就。有一个多月我们已经不联系了，但是次年在北海“五一”游园时又见了面。此次游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海军政治部文工团演唱着《人民海军向前进》，铜管乐队伴奏。这个歌也永远与我的青春与爱情联系在一起。她事后还来电话说我不应该见到她那样躲避。唔，除了唱歌哼哼歌，除了读世界小说名著，除了含着泪喝下一杯啤酒，我能说什么呢？
是的，初恋是一杯又一杯美酒，有了初恋，一切都变得那样醉人。
一九五二年的马特洛索夫夏令营结束后，瑞芳她们参加了团市委组织的在红山口的干部露营，我去看了一下，走了。我走的时候工地上播送的是好听的男高音独唱：《歌唱二郎山》，时乐蒙作曲，高音喇叭中的独唱声音摇曳，而我渐行渐远。瑞芳说，她从背影看着我，若有所动。这时，我们的来往终于有了相当的基础了。回到北京市，我还给我区参加中学生干部露营的人们写了一封信，说到我下山的时候，已觉秋意满怀。包括瑞芳在内的几个人，都对我的秋意满怀四个字感兴趣。
一九五二年冬天，我唯一的一个冬天，差不多每个周六晚上去什刹海溜冰场滑冰。那时的冰场其实很简陋，但是第一小卖部有冰凉的红果汤好买。冬天的红果汤的颜色，那是超人间的奇迹。第二，服务部免费给顾客电磨冰刀，磨刀时四溅的火星也令人神往。第三，最重要的是冰场上的高音喇叭里大声播放着苏联歌曲，最让我感动的是庇雅特尼斯基合唱团演唱的《有谁知道他呢》，多声部的俄罗斯女声合唱，民歌嗓子，浑厚炽烈，天真娇美，令人泪下：
晚霞中有一个青年，他目光向我一闪……有谁知道他呢，为什么目光一闪，为什么目光一闪？
最后一句更是摄魂夺魄。
一九五三年以后，我再也没有滑过冰，也再没有听到过这样好听的《有谁知道他呢》，直到五十二年以后，我才在莫斯科宇宙饭店听到了一次原装原味的俄罗斯女孩的演唱。而一切已经时过境迁，江山依旧，人事国事全非。我流泪不止。
9.啊，作家！
我喜欢工作和学习，我也喜欢假日，我差不多把全部宝贵的休息时间（这个时间常常被占用），用到了阅读和欣赏（电影与演出）上。
我看了两个版本的歌剧《刘胡兰》，歌剧《白毛女》、《赤叶河》、《血泪仇》。
我喜欢《刘胡兰》的旋律的晋剧味道与《白毛女》的河北梆子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