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前说好话，背后勿论人非。”身为领导，一定要管好自己的嘴巴，不可随意在背后评价下属和同事。其实，人人都希望在工作岗位上能互相帮助，取长补短，愉快地工作；但是这种和谐的群体气氛，常会被一些无聊的小事所破坏，使大家的心里蒙上一层阴云。
当下属或同事不在场时对其说三道四，这是破坏群体和谐的大敌。虽然言者未必怀有恶意，然而，由于谈论的是一个不在场的人，言论很易出格，让人听起来不无诽谤之感。
而这些背后议论一个人的言论，传来传去常常在无形中被夸大，尽管传话的人可能并无恶意，但一旦被受议论者听到后，足以使其伤透心。人类最难控制的器官是舌头，最难压抑的欲望是说话。想要堵住一个人的嘴巴，恐怕是不可能的。
更何况这些背后议论的话语几经相传，最后被本人听见时，已经是恶意话语之集大成了。相形之下，被议论者对那些背后议论者的反感和气愤程度，是可以想象的。随之而来会产生永远不再与那些议论自己的人说话、共事的思想，也是毫不奇怪的。这样一来，和谐的群体气氛必然遭到破坏。
因此，当某人不在场时，绝对不要对这个人的行为做任何不负责任的评论。
这是作为组织中的一员应有的起码修养。哪怕是没有一点恶意的议论，也是绝对不允许的。
作为一个领导，如果真想给下属提批评意见的话，最好和其本人面对面单独进行，在没有他人参加的场合下，有条有理，心平气和地交谈。既然讲话的目的完全是为了他人好，那么，就应该在没有任何旁人的场合讲。随便轻率地说话，或单纯为了发泄私愤而信口开河，都是一个人不成熟的体现。
尤其是酒后言谈更需要特别谨慎。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无论你如何解释都无济于事，不会得到别人谅解，往往被当成“酒后真言”。有的人想得简单，认为酒后说出来的话一般人记不住，然而正好相反，记得分外清楚。
总之，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不要谈论不在场的人，应该成为每个人的行为准则。其实，喜好拨弄是非，在背后议论人的人，大都是些言谈轻率、轻易就可以给一个人下结论，或是言语偏激，发泄私愤的人。这样的人，是不会成为一名优秀的领导的。
作为领导，如果想要控制某种局面，客观地评价你的下属或同事，仅仅知道人们正在那儿干什么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干？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干而不那么干？这就是正确评价他人的动机所在。而不是抢着打击，以不满的态度在背后评价他人，以泄私愤。
一个聪明能干的领导者，如果能仔细地对别人加以品评，明了他人性情、为人等，便获得了驾驭他人的机会和可能。
弗洛尔夫曾做过职业公司的经理，他对于任何人重要特性的观察都相当细心。
他常常在内心里反问自己：这人的主张是来自于他自己呢？还是请教别人得来的呢？
弗洛尔夫品评人，有他独特的方法。他认为，如果一个公司的代表走进我的办公室，对我说：“先生，您想如此如此做吧？”这人是在试着问我的脑子；另一位代表进来后则说：“先生，对于此事，我以为应该如何如何去做！”无疑，这人是在用自己的脑子。所以，你可以根据一个人送来的信函或者报告，说出他的许多情形。一个人是否具有果敢的特性？是否有善于负责任的习惯？便可以从上述细小的生活、工作事件中去观察。
品评他人的目的在于量材适用。因为凡是自己的主意，别人未必都能去做；有些人替别人工作异常地出色，但让他们自己出主意、想办法，却缺乏应有的勇气和创造力；有些人虽然很能干、忠实、有处可用，但他们决不是将才和帅才。
一般的人，见责任加重，不免往后退缩，但意志坚强的人则不然，他们知道成功后的快乐，于是他们不怕面对困难的挑战，更愿将更加重大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身上，并且以此获取一定的权力和地位，以维持他那永不满足的“自尊”。这样的人十有八九会是事业上的成功者。
依草附木之士，专让别人帮助他们，在人生舞台上，便像个无助的小孩，畏畏缩缩，既不敢举步，又不敢后退，更不知如何去维护自己的“自尊”。这样的人十有八九是个庸才。
我们可以将意志坚强的人比作一个极端，而依草附木的人则是另一个极端。
两者均是生活中的少数。而世上的大多数人是处于这两端之间。明了这一点，用一种适当的尺度去品评他人是很有裨益的。
在品评他人时，以下几点须认真考虑：
他惟恐不如人，能以积极的方式补偿别人的善意吗？在受到别人的正确的激励之后能挺身而出吗？
他盛气凌人，爱与人争吵作对吗？
他好似孔雀一般，高视阔步，处处带有虚荣心吗？
他常夸夸其谈、自以为是吗？
他酷爱荣誉，凡事都要取得回报吗？
对于别人的提议他常不予赞同，用心何在？
对于一切批评和建议，他都表示接受和欢迎吗？
如果他是个很矜持的人，他心里是不是有不如人的恐惧？或者他就是那种古怪的人？与他共事有害吗？
他有很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吗？
他有很坚强的毅力，并且富有创造性的思维吗？
他热衷于社会活动、公益事业，或者对此漠不关心吗？
他有很强的进取欲吗？
在他所犯的过失中，有无雷同的过失？
一个真正的领导者，应善于正确地品评他人，以己之长克人之短。
在这一方面，我国古代的蔺相如从大局出发，正确地评价廉颇，使之“负荆请罪”的故事就充分说明这一点。
由于蔺相如连立两个大功（“完璧归赵”和“渑池会”），官位就在老将廉颇之上，廉颇不服气，并扬言“遇上蔺相如，一定要羞辱他一番”。蔺相如听了，就处处忍让，尽量不与廉颇见面，连上朝都装病不愿见廉颇。有一次蔺相如乘车外出，遇上廉颇，就连忙驾着车子躲开他。因为这样怕廉颇，跟随他的人也感到羞惭，大家都要离开他。蔺相如对他的随从说：那样威严的秦王我都不怕，我难道怕廉颇吗？我是为了国家的安危才这样忍让他的呀！廉颇知道后感到十分惭愧，于是就向蔺相如负荆请罪，结果，他们成了刎颈之交。
一个反对者居然成了生死之交，其中奥秘就在于蔺相如的以大局为重，以国家为重，即使廉颇是错的，他也能忍让。如果我们也能像蔺相如一样对反对者采取宽容的态度，那么何愁不能和反对者言归于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