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庆历新政”的失败到下一次“熙丰新法”的展开，失败的改革者和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们有二十五年的时间沉痛反思和重新酝酿改革的问题。“庆历新政”的失败，使人们认识到，皇帝的思想立场是改革成功的关键，一旦皇帝的思想转向或发生动摇，新政人物下台，改革也就会半途而废，前功尽弃。社会舆论准备不充分，也是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新政”的改革诏令，往往“但着空文，不责实效，故更改虽数，号令虽烦”，由于“上下因循，了无所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一》)很难在全国贯彻执行。因此，要改革成功，除了上层统治集团特别是皇帝要坚定不移外，必须得到下层民众和中、下级官吏的拥护和理解、支持。传统价值观念的根深蒂固，是改革失败的又一原因。由于北宋王朝笼络文士，重用文臣的基本国策，自觉或不自觉地培养了一大批深受传统价值观念影响，肯定和维护传统的政治哲学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的知识分子，社会的变革与主宰他们思想的，在他们看来是修身治国的最高原则、信念等传统的思想信条发生了冲突，触及了他们最敏感的神经。在他们看来，传统的思想信条是神圣不可动摇的，而北宋朝廷的政治、经济等设施正是按照这种思想模式建立起来的，因而必须加以固守。他们缺乏理性和远见。脱离现实，从传统教条出发，指议改革，导致社会对改革的误解。此外，庸俗政治和冗官吏制所形成的因循苟且的社会风气，也极大地阻障了改革的扩大和深入。再加上顽固的贵族官僚特权阶层的拼死反对和攻击，改革者自身素质的缺陷，方针政策的失误(如王安石就曾严肃地批评过范仲淹用人不当，任人惟亲的错误)等等。
所有这一切，逐渐地将改革的课题直接、集中地伸展到了一个社会改革的深层结构的问题：即人的变革和改造的问题上。人的理性精神和主体价值在改革中突出起来，成为社会改革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是因为：
要使整个社会理解，接受并积极投入社会改革，就必须要发扬理性精神。理性精神的本质，就是要求重新审视传统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系统。社会改革作为社会内部的调整和革命。是社会自身运动的结果，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必然对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对现存的社会权力和利益结构产生巨大的震荡。这就必然要造成人们对于改革的极其复杂的心态。冷漠观望者有之、积极参与者有之，消极抵抗者有之，坚决反对者有之这就不能不要求人们以新的理性，从历史的发展和必然性，人的真正价值及其指向去看待社会的变革及变革所引起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等等的嬗变与人们原有的心理定势的冲突。只有以理性的眼光去看待社会的改革过程，才能平衡原有的某些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等的失落感；只有增强理性思维的能力，以理性思维为根据，才能使人们对改革作出冷静、客观的判断，才能使整个社会理解，承受和投入改革。
社会改革的主体是人。离开了人和人的活动，社会改革不但失去了可靠的依据，而且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而人的活动的质的规定性即主体性，它是在与客观外界的相互作用中得到发展的人的自觉能动和创造的特征。它的基本内涵是自主性、主观性和自为性。
自主性的核心是人是各种存在物中的最高存在者，自然界在人身上达到了自我意识，实现了能动的自我创造；在人之外和之上，既没有超人的救世主，也没有在冥冥之中操纵人的命运的神秘力量，人是自己活动的主人，属人的世界的主宰，自己生活和历史的“造物主”，人只能依靠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实现自己的价值，完成自己的使命。主观性是人在与外界接触中由认识而内化于主体的心意状态和由此而起的人的行为的内在由己性，它是人的活动的内在依据，是主体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前提。自为性是自主性与主观性在人的活动中的统一。主体自身活动的意义反映到人的意识之中，使人的活动成为创造价值的自觉活动。总之，人是自身活动的主人，人的发展，人的素质的提高，价值观念的改变，人的积极性、主动性的发挥，一句话，人的主体价值的肯定，是实现社会改革的先决条件。要想顺利地进行社会改革，就必须从人做起，必须在人们的观念上、在社会思想意识上进行一番涤荡振刷，这又是需要人们的自觉努力才能做到的。
总之，人既是改革的动力，又首先是改革的目的和对象；既是改革的受益者，又首先是改革的承受者和承担者，离开了社会主体，社会改革就会失去目的和根据，社会改革也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
因此，社会改革的深入对理性精神的要求和主体价值的肯定是必然的。
从“熙宁新法”的实施来看，其基本思路也是与“庆历新政”有些不同的，突出的一点即是极力避开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吏制改革这一最为敏感的课题，而以整顿财政为标的，以“一道德”为口号，以振励人心，进行学校教育改革和有限制的(不触动吏制的)科举制度的改革为突破口而展开的。翻开熙宁诸臣奏议我们即可看到，要求意识形态的统一，振奋人心，进行学校教育和科举的改革，培养改革变法的人才，是熙宁诸臣提倡变法的共同意见。这也就是王安石变法能够迅速取得一致意见并得以迅速推行的基础。
由此看来，认为社会改革由尖锐的社会政治斗争转入人的变革，转入人的内心世界，人的灵魂深处的革命、是地主阶级走向没落衰亡的必然，是外在事功的萎缩所导致的内在心性的畸形膨胀的看法是不实际的。应该说，它是社会改革这一主题的必然深化。
从“庆历新政”的失败到“熙丰新法”的再起，人的变革，人的理性精神和主体价值的肯定，被提到了改革的首要地位。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是由下列三方面的活动来完成的：
1.北宋中期的社会忧患意识及其对因循苟且的社会风气的批判“庆历新政”的草草收场，使社会改革走入了低谷，社会陷入了毫无指望的迷茫和困惑之中，因循苟且、得过且过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正如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所揭露的那样：“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
十分清楚地揭露了当时大多数士大夫因循苟且，不思进取的精神面貌及其对社会变革所持的冷漠态度。直到熙宁三年王安石第一次提出罢相时，还沉痛地指出这种风气对改革的阻力：“令待罪期年，而法度未能一有所立，风俗未能一有所变，朝廷内外，波诐邪说，乃更多于乡时”。(《答手诏封还乞罢政事表札子》)同年的《谢手诏慰抚札子》亦说：“自与闻政事以来，遂及期年，未能有所施为，而内外交诟，合为沮议，专欲诬民以惑圣听。”一些参加过“庆历新政”的在朝当权的元老重臣如韩琦、富弼等，由于“庆历新政”的失败，更由于新的历史时期提出了新的历史课题，因而对改革问题更是讳莫如深，转向守旧和无所作为。到神宗即位，思欲奋发有为，扭转国家衰弱不振的局面，曾寄希望于这些元老重臣，但根本得不到他们的支持。一次，神宗同富弼谈论富国强兵之术，并希望其担当起这个重任，不科富弼却回答说：“陛下即位之始，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东坡七集》正，集卷三十七)连后来理学家朱熹对他们这种苟且偷安的态度都很不以为然。朱熹说：“仁宗用韩、范、富诸公，是甚次第？只为小人所害。富公一向畏事，只是要看经念佛。”(《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九)叶适也指责过富弼“至作相，及以一切坚守，无所施为为是。”(《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十八)他们虽然也看到国家的贫弱衰颓与弊端，但却认为这是不可能根本改革的，在现实面前，只能是习守故常。司马光曾作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可更造也。”(《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司马光传》）
这就是“庆历新政”失败后，守旧的官僚士大夫们因循苟且，迂腐颟顸，抱残守缺，萎靡衰颓、得过且过的精神面貌。这种状况，正如梁启超所分析：“当时宰辅，史称多贤，夷考其实，则凡材充而上驷殆绝；其能知治体，有改弦更张之志者，惟一范仲淹。其余最着者，若韩琦、若富弼、若文彦博、若欧阳修辈，其立朝也，则于调燮宫廷，补拾阙漏，虽有可观，然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当此内忧外患前迫之时，其于起积衰而厝国于久安，盖未之克任。外此衮衮以迄，则酣喜太平，不复知天地间有所谓忧患。贾生所谓抱火厝诸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也”。(《王荆公》第二章面对这种积重难返的颓废局势，敏感的知识分子和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们深感忧虑，表现出浓重的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改革愿望。饱经风霜而“未尝忘国家忧”的苏轼于仁宗嘉佑初制举时，其策略第一有云：
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乱也。国家无大兵革几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此其有未测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盗贼人民流离之祸，面咨嗟怨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乱臣割据四分五裂之忧，而休养生息，常若不足于用；非有权臣专制擅作威福之事，而上下不交，君臣不亲；非有四夷交侵，边鄙不宁之灾，而中国皇皇，常有外忧：此臣之所以大惑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则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鲁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摄拾三代之遗文，补葺汉唐之故事，以为区区之论，可以济世，不已疏乎？方今之势，苟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见可也。(《苏东坡集·应诏集》卷一立朝以来，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什么大事也没有，却处处都潜藏着危机，埋伏着隐患，一旦暴发，即将不可收拾，而人们尚且不自知觉，这才是最为危险堪忧的。
王安石在嘉佑年间的几封上书中，对上下因循偷惰，政风败坏的现实亦深怀忧虑。嘉佑四年《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云：
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赀财，以负贪污之毁；官小者，取鬻乞丐，无所不为。夫士已尝毁廉耻以负累于世矣，则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奋自强之心息，则职业安得而不弛？治道何从而兴乎？又况委法受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方今公卿大夫莫肯为陛下长虑后顾，为宗庙万世计，臣窃惑之。昔晋武帝趋过目前，而不为子孙长远之谋，当时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风俗荡然，弃礼义，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为非，有识者固知其将必乱矣。而其后果海内大扰，中国列于夷狄者二百余年，臣愿陛下鉴汉唐五代之所以乱亡，惩晋武苟且因循之祸又说，当时的局势已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败”(同上)其忡忡忧心，昭然可鉴。
程颢也在上书中指出：
或谓人君举动不可不慎，易于更张，则为害大矣。臣独以为不然。所谓更张者，顾理当然耳，其动皆稽古质义而行，则为慎莫大焉。岂若循苟简，卒致败乱者哉？(《程氏文集》卷一《论王霸札子》）
这就是说，因循苟且，必致败乱，挺而改革更张，才是唯一的希望和出路。此外，王安石在嘉佑末年的《上时政疏》中，也对“官乱于上，民贫于下，风俗曰以薄，财力日以困穷”的形势一再提出警告。
李觏也曾痛心疾首地呼喊过：“弱甚矣、忧至矣，非立大奇，不足以救。”(《李觏集》卷二十八)即使后来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等一大批士大夫，对国家“萎靡不振”的局势“亦自厌之，多有文字论列。”
(《元城语录》上)可以说，正是这种先进知识分子们的浓重的忧患意识，为王安石的变法迅速实施作好了思想和充分的舆论准备，形成了一个改革的大气候。这是与“庆历新政”时的条件有所不同的。
这种忧患意识涉及到杜会政治经济制度、文化教育水平，思想道德风貌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而从反映出来的主要问题来看，则主要集中在由逐步形成的冗官、冗兵、冗费三大公害而来的社会的因循苟且、萎靡不振的世风和精神状态上。宋祁曾上《论三冗三费疏》，苏轼早在《思治论》中就指出“今世有三患而终莫能去，其所从起者，则五、六十年矣。”(《苏轼文集》卷四）宋代之所以没有重蹈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和战乱的覆辙，根本的原因即是太祖“杯酒释兵权”后中央集权的极端强化。但过分集权于中央又造成了很多弊端，到了北宋中期，这些弊端越来越明显。首先是形成了重叠臃肿的官僚机构，马端临批评说：“宋承五代之弊而官失其守，”(《文献通考》卷五十)这个弊端表现在军队中便是兵将分离。将不知兵，兵不率将，指挥不灵，军队战斗力削弱。表现在行政上，便是下级和地主无权。叶适就曾指出：“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结果是“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也”(《水心别集》卷四)为了达到巩固中央集权的目的，宋朝对任用官吏采取“异议相搅”的国策，使之互相牵制，并使官员的职位经常调动。倘若有人想改革陈制，有所作为，马上便会遭到各方面的反对，致使各级官员多以“因循懦默为得计，志士仁人终无以为”，(《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七十二)这正如后亲王夫之所说：
“如拙棋之置子，颠倒而屡迁”，“进之退之，席不暇暖”，“志未伸，行未果，谋未定而位已离矣。”(《宋论》卷二)宋代强化中央集权的这种弊端，在心理上养成了各级官员因循守旧，不思变革的定势。即使偶有主张变革的人才，也常常穷于应付来自多方面的牵扯、压力和反对而不能自拔，“思兴利去害而有为也，众皆指为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随而挤陷。”(《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三“庆历三年丸月”条)欧阳修也揭露说：“国家自数十年来，士君子务以恭谨静重为贤。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颓坠宽弛，习成风俗，不以为非。”(《诸臣奏议》卷十四冗官问题尤为世风所系，官冗则兵冗、费冗。北宋恶性膨胀起来的官僚队伍，不仅耗费国家大量财力物力，使机构臃肿，而且养成了官僚们无所事事，明哲保身的人生态度，形成了“苟且因循”、萎靡颓废的仕风，成了社会改革的直接障碍。王安石在《酬王詹叔使江东访茶利害见寄》一诗中写道：
公卿患才难，州县故多苟。诏令虽数下，纷纷谁与守。
官居甚传舍，位以声势授。既不责施为，安能辨贤否。
区区欲救弊，万谤不容口，天下大安危，谁当执其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