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在对待群众工作上，就是既要教育和指导群众，又要最大限度地和群众接触，并向群众学习；在处理统一战线关系上，既要以不可调和的革命性，紧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又要讲最大限度的机动性、妥协性，联合资产阶级甚至地主阶级共同抗日。毛泽东讲，列宁作了一本书，叫《“左派”幼稚病》，告诉党员要把革命性、原则性同灵活性、机动性配合起来。我们有的同志不大注意这本书，不懂得这个道理，不是犯右的错误，就是犯“左”的错误。接着他举彭湃同志搞群众工作的经验说，彭湃同志就懂得这个道理。他出身地主，是个大学生，后来又做了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但为了做农民工作，不得不同农民一起拜观音菩萨，农民把他看成自己人，听他讲革命道理，他家乡的农民运动就发动起来了，他本人成了农民运动的大王。毛泽东说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要求共产党员，有时要迁就群众的落后，听他们的呼声，但是要领导他们前进，要用革命道理教育他们。这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运用在统一战线上就要讲究战略战术、斗争方法和组织形式。在抗战时期，这就要一方面“革命不忘妥协”——既坚持共产党的革命奋斗目标，又联合资产阶级甚至地主共同抗日；另一方面“妥协不忘革命”——在统一战线中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与一切投降、倒退、分裂进行斗争。因此，毛泽东号召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在群众工作上既反对关门主义，又反对尾巴主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既反对冒险主义，又反对投降主义。
(四)对于党内的思想错误、小错误、个别错误，要同一贯的路线错误、派别活动和反党以至反革命问题加以区别。毛泽东说，过去我们党缺乏这样的区别，在长时期对这两条是分不清楚的，把小的错误、个别错误也施以无情的打击，共产党员犯了错误跟反革命没有区别。他强调，对党员小的错误、个别错误包括整顿三风的思想错误，这是以无产阶级思想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对大多数同志来说是这样的性质，这要用教育的方法、治病救人的方法。但是对于一贯的路线错误，同党对立起来组织派别反党，以至于走到反革命，则应当清洗出去，不能当党员，这是革命对反革命的斗争。毛泽东说，这两种斗争是互相联系的，在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发现了反革命，展开了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但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斗争，不能混同。当然，对于反革命分子或特务分子，也允许他们回头，给活路，不是斗争至死，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总结了20年代后期到遵义会议前“左”倾宗派在党内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历史教训。不难看出，这是新中国建立后提出的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理论的萌芽。有了过去沉痛的历史教训和这样明晰的思路，在群众性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毛泽东提出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就有其自身的理论逻辑和历史必然了。延安整风运动，从指导思想上说，就是按照这个思想进行的。
整风运动至此，仅进行了一半。毛泽东的思想还在发展。1943年“九月会议”，是高级干部整风的又一个高潮。
3、调整中央领导机构
整风运动期间，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中央政治局在1943年春天对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当时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基本上还是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时所确定的人员构成，尽管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某些成员的地位和责任也有较大变动。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由政治局委员上升为政治局常委(即参加中央书记处，当时的书记处地位较高，其成员还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随后，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责。在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由于王明等人回国，中央书记处又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书记。
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虽然批评了王明的错误，但中央最高层的人事并未作调整。这样，直到开展整风运动，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构成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王明、周恩来、任弼时、博古、朱德、康生、陈云、项英、彭德怀；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王稼祥、邓发、凯丰；书记处书记：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博古、陈云、康生，还有在重庆的周恩来。从组织上说，中央书记处由张闻天负责，但由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在遵义会议，特别是六届六中全会后已得到全党公认，并且也为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界和国际舆论所确认，因此，在党的工作上，张闻天有事都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很少独自决定问题。中央书记处会议虽然由张闻天负责召集，但在党内分工方面，他主要管宣传、教育工作。全党的重大方针、政策，还是由毛泽东拿主意，作决定。
随着整风运动地开展，特别是1941年“九月会议”对苏维埃运动后期路线错误进行揭发和批判后，对这条错误路线负有较大责任的同志，很难在中央书记处继续工作。张闻天深感工作很不适应，主动要求到农村去作调查研究。1942年初就离开了延安，不再参加书记处和政治局的会议。博古早已不负主要责任而是分工主管《解放日报》。王明在1941年“九月会议”后一直称病，不参与任何工作，不出席任何会议。周恩来由于常驻重庆，中央的全盘工作很难参与，这种状况长期继续下去势必影响党的工作。因此，调整中央领导机构的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
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1943年3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时局与方针的讲话，随即由任弼时报告中央机构调整与精简方案。1940年3月下旬任弼时同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以后就参与中央领导工作，筹备召开七大。1940年5、6月间，中央决定由任弼时担任七大筹委会的秘书长。之后由于发生皖南事变，七大的准备工作也就暂缓下来。这以后，在政治局内，任弼时分工主管党群口和情报工作，并协助毛泽东处理事情。1941年“九月会议”后期，中央政治局又决定任弼时兼任中央秘书长，实际上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1942年初，张闻天到基层作长期调查，所以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就完全由任弼时负责了。基于以上原因，中央政治局决定由任弼时作中央机构调整方案的报告。
在报告中，任弼时说：现在中央机构比较分散，需要实行统一和集中，拟定在中央政治局下面分设组织和宣传两个委员会作为中央的助手。在中央苏区时，书记处在政治局之上，实际上等于政治局常委，不合适。前一时期多为书记处工作会议，实际上等于各部委联席会议，与政治局会议无多大区别。现在要确定书记处的性质与权力，使书记处成为政治局的办事机关，根据政治局的决议、方针处理日常工作。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张闻天、凯丰、邓发，列席会议的有杨尚昆、彭真、高岗、叶剑英共13人，与会者表示同意中央组织机构调整与精简草案。康生还介绍了机构调整的酝酿过程。他说：“少奇同志意见，书记处应有一个主席，其他两个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不是像过去那样成为联席会议的形式，要能处理和决定日常工作。”
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重新明确了政治局和书记处，以及下属各机构的权限。在人事方面，与会者一致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进行改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由主席召集，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应当说明，这里所说的“最后决定之权”，是书记处处理日常工作的决定之权。政治局决定大政方针，并没有哪一个人有最后决定权的规定。
会议还决定刘少奇参加中央军委，并为军委副主席之一(其他副主席是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和中央组织委员会，作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助理机关。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4人组成，毛泽东任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胡乔木是秘书(可以列席某些有关的政治局会议)，每周(或每两周)召开例会一次，必要时召开临时会议。中央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任弼时8人组成，刘少奇任书记，杨尚昆兼任秘书，也是每周(或每两周)召集例会一次，必要时召集临时会议。中央各部、委、厅、局、社的工作均由书记处或者经过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统管起来。由于毛泽东要总揽全局，负责全盘工作，宣传委员会实际上由王稼祥具体负责，胡乔木协助王稼祥做些具体工作。
这次中央机构最显着的变动，是刘少奇参加中央书记处，并与毛泽东一起分别主管一个方面的工作。这个变动是1941年“九月会议”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的必然结果。因为在那次会议上，许多领导同志认为刘少奇与毛泽东一起是苏维埃运动后期正确路线的代表，应当给予重要的领导责任。毛泽东在那次会上虽然没作什么表示，但实际上已肯定了这个意见。1943年3月中央机构的调整表明，刘少奇实际上已上升为党内第二把手。
三、中央政治局的整风
1、1943年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的第一阶段
在普通干部的整风转入审干阶段以后，中央领导层的整风也进入到深刻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的阶段。1941年“九月会议”本来主要是讨论苏维埃运动后期党的路线问题，对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央路线的认识也基本上取得了共识。但是在10月8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王明声称抗战以来中央的路线错了，他要到共产国际去告状，这就使认识的分歧加剧了。1942年底，刘少奇回到延安，1943年3月张闻天也从农村调查归来，王明向他们宣传了中央路线有错误的观点，并要他们主持公道。
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王明继续宣扬国民党是民族联盟，实行的是民主政治、是民粹派主张的观点。当时中央正在准备召开七大。为了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中央政治局决定按照1941年“九月会议”的方式，继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路线问题。由于王明认为抗战以来党的路线错了，这次会议在继续深入揭发批判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路线的同时，着重讨论抗战时期党中央的路线问题。
1943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比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开的时间长，参加的人数也更多。原准备开5次会，隔一天开一次，但后来改变了计划，整风检查与党史学习穿插进行，断断续续开到年底，实际上直到六届七中全会才完全结束检查。
先后参加这次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陈云、康生、彭德怀、张闻天、博古、邓发(王明、王稼祥、凯丰因病未参加)共11人；列席者有李富春、杨尚昆、林伯渠、吴玉章、彭真、高岗、王若飞、李维汉、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贺龙、林彪、罗瑞卿、陆定一、孔原、陈伯达、萧向荣和胡乔木共19人。
1943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由于王明没有到会，开会的方式，除了与会同志作一般性发言外，主要是由犯过错误的同志进行整风检查(也有一些没犯过大错误的同志作整风检查的)，批判王明的路线错误；其他同志发言进行批评，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深入揭发问题，提高认识。
第一阶段会议，从9月7日到10月6日。在9月7日、8日和9日三天，博古、林伯渠、叶剑英和朱德发了言。
9月13日，政治局会议继续进行。康生首先发言，对前三次会议情况提出了意见。
在9月13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也发了言，他着重讲了“两个宗派”问题。他说：党从四中全会后，就有两个大宗派，一是教条宗派，一是经验宗派。过去反宗派主义是抽象的，现在要把原则变成实际。教条主义的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一形态，经验主义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二形态。这是反宗派主义的具体对象，反掉这两个东西，党就统一了。关于教条主义宗派，毛泽东认为，要作具体分析，有犯路线错误的，也有只犯个别错误的；有屡次犯错误的，也有后来改正错误的。他说，教条主义宗派最主要的是王明，四中全会后是博古，这个宗派是相当有计划地派出干部到各苏区之中央局，到各地去改组，只有几十个人。我说的“钦差大臣满天飞”，就是指此而言。他们利用四中全会来夺取中央权力，打击许多老干部，拉拢一些老干部，凭着“国际”的招牌，使许多实际工作者不是盲从就是跟着他们走。他们统治中央计三年又四个月，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无处不被其毒，结果白区损失十分之十，苏区损失十分之九。教条宗派只有罪恶无功劳，超过了李立三、陈独秀。王明有何功劳？四中全会已被揭穿，八一宣言还能考虑。洛甫在广昌战役后有转变。在长征途中，稼祥、张闻天从这个集团中分化出来了。遵义会议改变了军事路线，撤了博古，书记换为张闻天。遵义会议以后、抗战以后，原来教条宗派有的同志还有宗派活动。从1937年“十二月会议”到1938年六中全会，在武汉时期形成两个中央，造成党内危机。
关于经验主义宗派，毛泽东说，这些集团大多数是正派人，也有许多不正派的，少数是邪派。像张国焘，是经验宗派中的邪派人物，如不打碎是很危险的。在两个宗派中，教条宗派是主要的，经验宗派不是主要的。教条宗派穿了马列主义外衣，利用“国际”名义来称雄吓人，与经验宗派中的不正派的人结合起来，危害最大。反对整个宗派主义，要从破坏教条宗派开始，在全党揭露，对犯错误的“将一军”。整风以来就是反教条宗派。王明对张闻天说：“整风是整你和我”，这话又对又不对。说是对的，首先要揭破教条宗派，要“整”。王明、博古、张闻天，对这些同志要“将军”，要全党揭露。说是不对的，还要把一切宗派打坍，打破各个山头，包括其他老干部、新干部。我们只“整”思想，不把人“整死”，是治病救人，做分析工作，不是乱打一顿；对犯错误同志还是要有条件地与他们团结，打破宗派主义来建设一个统一的党。
这个发言实际上为1943年9月政治局会议的整风定下了基调。此后，犯错误的同志都按照这个思路进行检讨，其他同志也按照这个思路展开批评。因此1943年的“九月会议”，不仅在整风内容，而且在整风方式上相对于1941年的“九月会议”有了一个显着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