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赫尔利在一式两份的文本上签字后，文本上留下了给蒋介石签字的空白处。在最后一次会谈时，赫尔利对中共领袖说：“毛主席，你当然理解，虽然我认为这些条款是合情合理的，但我不敢保证委员长会接受它。”他还建议毛泽东给罗斯福写一封信。当天，毛泽东将写好的信请赫尔利转交罗斯福。信中说：
“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我们一向愿意和蒋主席取得用以促进中国人民福利的协定，今一旦得赫尔利将军之助，使我们有实现此目的之希望，我非常高兴的感谢你的代表的卓越才能和对于中国人民的同情。”当日下午，赫尔利离开延安飞往重庆，周恩来、包瑞德同行。
毛泽东等与赫尔利在延安机场合影。然而，当赫尔利踌躇满志地回到重庆时，却遭到蒋介石及其周围人的强烈反对。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毫不客气地对赫尔利说：“你被共产党的旧货单子欺骗了。国民政府永远不会答应共产党的要求。”蒋介石则强硬地宣称：在他没有承认自己的党被共产党彻底击败时，就不会同意组织联合政府。
赫尔利感到简直是不可思议。他在11月16日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中说：“蒋介石根本不接受这个方案”，认为这个方案“最终会导致共产党控制政府”。为了促使蒋介石接受五点方案，赫尔利曾劝蒋介石要气度大一点，让中共“插进一只脚趾”算了。得到的回答是“插进一个脚趾就会全身挤进来”
赫尔利虽然对国共两党的历史恩怨不甚了解，但他了解美国的对华政策。他清楚地知道，扶持蒋介石、保证蒋介石的政府在中国的统治，这是罗斯福对华政策的核心和目的。他也清楚地意识到，一旦蒋介石定下来不准备妥协的事情，美国政府实际上别无选择。善于见风使舵的赫尔利，在劝说蒋介石接受《五项协定草案》无效后，就毫不迟疑地掉过头来，竭力劝诱中共代表接受蒋介石的方案了。从此，赫尔利的调处活动实际就成了“抬蒋压共”。
4、批评美蒋背信弃义
1944年11月19日，蒋介石提出了一个“反建议”，其主要内容是：一、国民政府允许中共军队加以改编，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二、中共应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委会统辖，国民政府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委会；三、国民政府之目标为实现三民主义之国家。这个方案闭口不提联合政府，一味强调中共服从国民政府，交出军队，表明蒋介石根本无意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而只要这种独裁统治继续下去，任何保证人民自由的许诺，都是欺人之谈。
11月21日，赫尔利将国民党的“三点反建议”交给周恩来。周恩来看完后一针见血地质问赫尔利：“蒋介石对联合政府的态度如何？”赫尔利说：“啊，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同日，周恩来将与赫尔利会见的情况电告毛泽东，毛泽东在来电上批示：“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制我军。”中共坚决拒绝蒋介石的“反建议”，并严肃批评了赫尔利背信弃义的行为。谈判难以继续进行。12月7日，周恩来、董必武回到延安。包瑞德同机回来。
12月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延安会见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时，重申了中共的严正立场。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蒋介石提出的三点建议等于要我们完全投降，交换的条件是他给我们一个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席位，而这个席位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赫尔利说我们接受这个席位，就是“一只脚跨进大门”，我们说，如果双手被反绑着，即使一只脚跨进了大门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毛泽东以十分强硬的态度说：我们欢迎美国的军事援助，但不能指望我们付出接受这种援助要由蒋介石批准这样的代价。在五点建议中，我们已经作了我们将要作的全部让步，我们不再作任何进一步的让步。
中共领导还对美国出尔反尔的态度进行了批评。毛泽东说：“我们发现，美国的态度有些让人迷惑不解。赫尔利将军来延安，问及我们和国民党合作的条件，我们提出了五点建议，其中的基本点是建立联合政府。赫尔利将军也同意这些显然是公平的条件，而且事实上，五点建议的大部分内容，是在他的建议之下提出来的。委员长已经拒绝了这些建议。现在美国又来认真地要求我们接受需要牺牲我们自己的‘反建议’，这是我们难以理解的。”
“我们被告之”，毛泽东说，“要我们牺牲自己以拯救局势是高尚的事情。我们看不出，把我们置于任蒋介石摆布的境地，能有助于解决当前的危机。赫尔利将军说，如果我们让步，我们将获得世界的赞许。但是，如果我们让委员长绑住手脚，世界的赞许对我们没有一点用处。”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如果鉴于蒋介石的历史，美国希望继续支撑这一腐朽架子——蒋介石，那是美国的权力。然而，我们相信，尽管美国能够做他所要做的一切，但蒋介石注定要失败。难道魏德迈将军认为，在实现他的各项建议中，蒋介石会给予全心全意的合作吗？当然他办不到。史迪威将军已经十分了解，在军事行动中对蒋介石的依靠程度应有多大。让美国继续支持蒋介石，直到他把昆明、贵阳、重庆、西安、成都等都失掉，那时，也许美国将会明白，支持蒋介石是如此的无用。”
毛泽东坚定地表示：我们不像蒋介石，我们并非必须要别的国家的支持，我们能够挺立着，像自由的人们一样自由地行走！”1944年10月，毛泽东等出席美军中缅印战区统帅部授予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勋章的仪式。
这次会谈结束后，戴维·包瑞德上校立即将这次会谈内容电告在重庆的魏德迈和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包瑞德在报告中写道：“在整个会谈中，毛主席的态度极其强硬。他未对我失礼，但是有几次他大发雷霆，他不断高喊：‘我们将不再让步！’‘蒋介石那个王八蛋！’‘如果蒋介石在这里，我要当面痛骂他一顿’。”毛泽东最后表示：“谈判的窗户仍然敞开着”，这就是《五条协定草案》，中共愿意“在今天、明天甚至后天加入联合政府”。
在中共与包瑞德会晤后的当天，周恩来就致函赫尔利，表示他目前不可能再去重庆谈判，并说，为了晓谕民众，并使政府改变态度，现在有必要公布《五条协定草案》。这一封信让赫尔利着了慌。公布“五条”岂不等于向公众舆论揭露他自食其言、出尔反尔的行径，让他在国际上丢尽脸面，那他这个大使还如何当得下去？12月11日，赫尔利复函周恩来，表示不同意公布“五条”。他说：“五条”和“三点”都不是谈判双方的最后意见，而是谈判过程中的步骤，谈判并未结束，国民政府愿意继续谈判。
出于斗争策略的考虑，中共同意暂不公布“五条”。毛泽东电示在重庆的王若飞转告赫尔利，中共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可以暂不公布“五条”，但“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样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周恩来也致函赫尔利说，中共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目前进行谈判的根本困难在于国民党当局拒绝放弃一党专政和接受民主的联合政府的主张。”
1945年1月11日，毛泽东复信赫尔利，对他7日来信中提出的在延安召开有他参加的国共两党会议的提议，加以婉拒，指出“恐此项会议得不到何种结果”。请他向国民党政府转达中共下述提议：“在重庆召开国是会议之预备会议，这种预备会议应该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政团同盟三方代表参加，并保证会议公开举行，各党派代表有平等地位和往返自由。”并表示如果国民党政府同意这一提议，周恩来可以再到重庆磋商。
显然，中国共产党仍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
赫尔利敏感地抓住中共表述的愿意继续谈判的意向，于12月20日致函毛泽东、周恩来，请周恩来重返重庆。1945年1月22日，毛泽东复信赫尔利，告诉他决定派周恩来赴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政府谈判。24日，周恩来飞抵重庆。行前，毛泽东叮嘱周恩来继续谈判的方针是：一、争取建立联合政府，和民主人士合作；二、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具体步骤，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面参加；三、要求国民党先办到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等爱国志士；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实现一些自由，取消特务活动等。
针对中共提出的上述要求，赫尔利在与蒋介石、宋子文等密商后，又策划了一个“四点方案”：第一，在行政院下设战时内阁。第二，成立整编委员会，由美国军官一人，国共两方各一人组成。第三，由一名美国军官作为中国军队的总司令，国共两方各任命一人为副司令。第四，整编委员会成立后，政府承认中共合法地位。
对于国民党和赫尔利的所谓新方案，周恩来当即予以拒绝。在此后数日与宋子文、赫尔利的谈判中，周恩来指出：这个建议的实质是“混淆党治与民主的界限，取消改组国民政府为联合政府的主张”，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他强调，没有政治解决，其他就难于着手，只有废除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成立了由各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中共才能把军队交给这个政府。
关于整编军队问题，周恩来说，当前应当首先改组军委会，改组和训练全国军队，承认敌后武装，而不仅是改组中共军队。周恩来还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党派会议、共同纲领、国是会议、联合政府、国民大会这样一个民主的程序。毛泽东对周恩来在谈判中的立场十分满意，并于1月28日致电周说：赫尔利的新提议“是将中国军队尤其将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不能同意。”“如无真民主，我们是万难加入政府的。”
1945年2月13日，周恩来在赫尔利的陪同下会见蒋介石。蒋介石毫无谈判诚意，完全拒绝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他说：“组织联合政府是推翻现在的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这些是断然不能接受的。”赫尔利在一份报告中也表示支持蒋介石的立场。他说：“我不同意，我不支持任何在我看来会削弱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地位的原则和方法。”这样，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最后一次谈判，自然只能不欢而散。2月16日，周恩来返回延安。赫尔利的扶蒋反共政策，进一步助长了蒋介石的气焰。他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于3月1日在重庆宪政实施协进会上发表演说，公然宣称：不能结束党治，也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他宣布将在11月12日单方面召集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并再次提出改编中共军队和由美国军官指挥中共军队。蒋介石的这次讲话把国共关系中刚刚出现的一点缓和气氛驱除殆尽。
蒋介石讲话发表的第二天，3月2日，中共即发表评论，抨击蒋的讲话。3月7日，周恩来在给王世杰的信中谴责蒋介石一意孤行、宣布召开国民大会的决定，“在全国人民尚无自由，各党各派尚无合法地位，大部国土尚未收复，大多数人民不能参与等条件下，由国民党一党政府所一手包办的完全儿戏的分裂性质的所谓国民大会，此实表明政府方面一意孤行，使国内团结问题之商谈再无转圜余地”。
3月13日和4月1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时，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也作了严厉的抨击。他说：“蒋介石现在正在走的道路，是直接导向内战和国民党终将自杀的道路。”他请谢伟思转告美国政府：一旦中国发生内战，希望美国对国共双方采取不插手的政策。
尽管中共对此多次提出警告，然而赫尔利在史迪威事件和调处国共冲突中，越来越明显地执行片面地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的政策，这既与当时美国国务院部分官员的主张不符，更引起了美国驻华外交和军事人员的强烈不满。赫尔利对此非常头痛，尤其使他恼怒的是，观察组的戴伟思还常常把他的报告寄给总统特别助理霍普金斯。对于华盛顿的反对者，赫尔利暂时无可奈何，但对于他下属的“叛逆者”，他是决不轻饶的。他首先拿戴伟思开刀了。当戴伟思12月中旬从延安回重庆时，赫尔利指责他鬼鬼祟祟地跑到延安去破坏他的调停，威胁要打断他的脊梁骨，并命令他立即离开中国。
下一个受害者是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12月15日，包瑞德和战略情报局的伯德上校同机去延安。包瑞德带去了魏德迈的参谋长麦克卢尔少将的口信：准备派一支四、五千人的空降部队到中共控制地区进行游击战；伯德上校还与中共领导人讨论了一项装备中共2.5万人的部队及建立联合情报网的计划。当赫尔利获悉包瑞德、伯德延安之行的信息后，大发雷霆，他认定这是中共“改变对与国民政府谈判和对我态度的真正原因”。为了对这种“叛逆行为”进行惩处，他不仅迫使魏德迈解除了包瑞德观察组长的职务，而且取消了晋升包瑞德准将的命令，结果使他永远失去了晋升将官的机会。
与此同时，赫尔利、魏德迈加强了对延安的封锁，即不经赫尔利同意，美国飞机不能运送非美国陆军成员去延安，赫尔利还亲自审查那些他所谓的“意识形态记者”。观察家认为，赫尔利的封锁有双重目的：一则，防止从延安传出对共产党有利的报道；二则，强行推行他片面扶蒋的政策，而不使中共在同美国人接触中发现他们内部的不同意见。
5、停止与美合作
赫尔利的高压政策，并没有使一批有远见的年轻的美国外交官们屈服。1945年2月19日，赫尔利与魏德迈一起回国述职。2月28日，一份经美国使馆5名外交官集体讨论、修改、签名，主要由谢伟思起草的报告发往了国务院。报告说，赫尔利使华以来的事态发展使蒋介石盲目乐观，以为自己很有力量，因而不愿作任何妥协，中共对此作出了反应。这种状况发展下去，将加速中国灾难性内战的爆发。他们建议：“总统以明确的语言告诉委员长，军事上的需要，要求我们向共产党人及其他能援助对日作战的适当集团，提供补给并与之合作，我们将为此采取直接的步骤……我们相信，这将在中国产生深远的有利的政治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