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例子反诘儒者，未免近于诡辩。(参看郭沫若着《十批判书》第一一八页[后记在教育方法上，墨子反对儒家所主张的“君子若锺，击之则鸣，弗击则不鸣”和“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叩之以小者则小鸣”的说法。
他以为“待问而后对”或“弗问不言”，都不是君子应有的态度。墨子认为说话有三方面(言有三物)：不叩不鸣，这仅是一方面；如果国家有患难，他人不知而我独知，则言必有利于国家，所以不叩必鸣；如果两国相争，彼此都有不利，我能进行说服与劝阻，对两方都有利，故不叩亦必鸣。因此，他认为对教师的要求，也应本着“为义”的精神进行“劝教”“说教”而不能“怠倦”，不独要有问必答，并须“不叩必鸣”。不过儒家所主张的“小叩小鸣，大叩大鸣”和“不叩不鸣”，是从教师鼓励学生自动学习和“自求自得”的情况下提出的，而墨子则专从一般的“上说下教”而说的，二者所指并不相同，我们决不能笼统地是此而非彼。
墨子在教育方法中特别强调“言行一致”，重视躬行实践的原则。他认为士虽有广博的学问，如果没有坚决的意志去实行，尽管话说得很多很漂亮，也决不能得到好的结果。一个人的好名誉，绝不可能从取巧中得到，只有君子“以身戴行”，“得一善言附于其身”，随时随地见诸实行，并做到“言行之合，犹合符节”，“无言而不能行”的地步，才能得到很好的名誉。这种重视言与行相结合的教法，与儒家所主张的“以身作则”，“言行一致”的说法相同，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墨子重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言与行必相符合，主张君子要“以身戴行”，显然他是特别重视效果的。但是墨子对于动机的“志”(志愿)也并不忽视，并且要求把动机的“志”和行为效果的“功”统一起来，作为判断行为善恶的标准，所谓“合其志功而观焉”是也。鲁君问，两个太子谁好？墨子认为一个是好学，一个是好分人以财，当然都是好的，但必须看他们的动机如何以作定论，如果他们的动机是专为获得奖赏与名誉，则便成为虚伪，就难于决定了。必须把他们的动机的“志”与行为效果的“功”合起来看，才可以决定谁是好的。所以墨子以为在教育工作中，如果只知道动机而忽视效果，或者强调效果而不去考察行为，二者都是片面的看法。墨子这种“合其志功而观”
的说法，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墨子虽没有直接提出“因材施教”的教法，但他对弟子的教育，常常因人因地的不同，而所用的教材也就各不相同。他在周游各国时，弟子问他，我们看到各方面人士之后，用那种道理去告诉他们呢？
墨子就说，凡入国之后，必须选择最适合他们的事情，从事宜传。譬如国家昏乱，则告之以“尚贤”“尚同”；国家贫穷，则告之以“节用”
“节葬”；国家昏淫，则告之以“非乐”“非命”；国家邪僻无礼，则告之以“尊天”“事鬼”；国家专事侵略，则告之以“兼爱”“非攻”。可知墨子的“上说下教”，所用的材料完全是因人因地而异的。
墨子对学生施教的时候，常常顾到他们性之所近和力之所及而教他们去专心学习。学生在求学时请求学射，墨子就认为不可而加以批评。他以为学习必须专心致志，量力而行，国士学射尚且不可能成功，今子非国士，不可能同时学成学业又要学成射箭。所以他对能力不同的学生，就经常按其程度的高下，分别进行教学。他说的“深其深，浅其浅，益(增益)其益，尊(撙节)其尊”，就是说对学生程度深的要深一些，浅的要浅一些，同时并考察他们当增益的就增益一些，当撙节的就撙节一些。
墨子要使学生不但知所当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这种教法也是应当重视的。
(五)关于认识论方面
1.构成认识的条件与过程
[原文](1)知，材也。(《墨子》《经上》第四十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墨子》《经说上》第四十二[注释]“知”是指知觉的本能。认识的开始，必须通过感觉器官；而知识的成立，就必须有赖于感官的本能，这个本能，就是材。故曰；“知，材也。”
“知材”，是承接《经》文]而解释]的。感官的本能，就是所以知物的工具，故曰：“知也者所以知也。”这种感官既有一定的本能，就必定能知物，故曰：“而必知。”例如目有视物本能的明，所以能见物，明即为目的本能，故曰：“若明。”这是说明认识的基本条件。
[原文](2)虑，求也。(《墨子》《经上》第四十虑。虑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睨。
(《墨子》《经说上》第四十二[注释]“虑”是思虑。人虽有所以知物的本能，但必须有思虑，才有求知的动机，故曰：“虑，求也。”
人的思虑，仅有想利用本能以求得知物的动机，但所求知的物未必能与我的感官相接触，故所求未必一定可得，故曰：“虑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例如以目视物，仅匆匆掠过，正如走马看花，便不易知物的真相，故曰：“若睨。”“睨”，《说文]》云：“袤视”，犹言不正视也。这是说明认识过程的第一阶段。
[原文](3)知，接也。(《墨子》《经上》第四十知。知也者，以其知过物而能貌之。若见。(《墨子》《经说上》第四十二[注释]“接”是接触之意。人既有求知的动机，必须通过感官与外界的物相接触而后心有所知，故曰：“知，接也。”
人的知觉的所以知，因为感官通过外物的接触，心中便能把外物的形色状貌，留了印象，故曰：“知也者，以其知过物，而能貌之。”
例如人具目之明，与外物相接触，便能见此物而知其形态，故曰：“若见。”这是说明认识过程的第二阶段。
[原文](4)恕，明也。(《墨子》《经上》第四十。也者，以其知论物而其知之也着。若明。
(《墨子》《经说上》第四十二[注释]“”，古智字，“明审也。”旧本作“恕”，顾千里据《道藏》木经本校正，今从之。人的感官既与外物相接触而心有所知，但其所知必须正确详明，才得谓之智。故曰：“明也。”
人从感官与外物相接触所得的知识，欲求其明确，必须就所知的物，加以推论，则其所知的更为明显无遗。故曰：“也者，以其知论物，而其知之也着。”例如目能以明视物，所见若能精确，始可谓明。明就是，故曰：“若明。”这是说明认识过程的第三阶段。
2.获得知识的来源
[原文](5)知：闻，说，亲。名实合，为。(《墨子》《经上》第四十知：传授之，闻也。方不，说也。身观焉，亲也。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耦，合也。志行，为也。(《墨子》《经说上》第四十二[注释]人的知识来源有三：一曰闻知，一曰说知，一曰亲知，故曰：
“知：闻，说，亲。”知识的实践，在名与实相符而成行为，故曰：“名实合，为。”
“闻知”，谓因传授而我承受之，则我所知的，是由闻而来，故曰：“传授之，闻也。”“”，《集韵》“障或作”，与障通。“说知”，谓由推论而得的知识，决非方域语言所可障，故曰：“方不，说也。”
“亲知”，谓由亲身经历或亲眼看到而得的知识，故曰：“身观焉，亲也。”这都是说明知识的来源。凡事物必有名，有名则人有以谓之，无名则人无以谓之，名就是人之所以谓，故曰：“所以谓，名也。”有名必有实，有实而后人有所谓，无实则人无所谓，实就是人之所谓，故曰：“所谓，实也。”名必符合于实，实必符合于名，名实相当，才能相耦。故曰：“名实耦，合也。”志是为的动机，行是为的实践，志行前后一致，才成行为。故曰：“志行，为也。”这都是说明知识的实践。
[原文](6)闻：传，亲。(《墨子》《经上》第四十闻：或告之，传也。身观焉，亲也。(《墨子》《经说上》第四十二[注释]由闻而得的知识有二种：一曰传闻；一曰亲闻。故曰：“闻：
传，亲。”
“传闻”是由他人辗转相告而得知之，是从间接所得到的。故曰：“或告之，传也。”“亲闻”是由自己亲身直接所看到或听到的。故曰：“身观焉，亲也。”
[原文](7)知而不以五路。说在久。(《墨子》《经下》第四十一智以目见，而目以火见。而火不见，惟以五路智。久不当以目见，若以火见。(《墨子》《经说下》第四十三[注释]“五路”即指耳、目、口、鼻、肤的五官，荀子称谓“天官”。知形必以目，知声必以耳，知味必以口，知臭必以鼻，知刚柔必以肤，是说人的感觉必由五路而后得知。但有时也可根据已往长久时期的经验，不一定通过五路而知之。故曰：“知而不以五路，说在久。”
“智”通“知”。人的见物，当然要靠目感官的本能，但必须有物存在而后可见。譬如见火，必须有火的实物而后目始可见火，则目是因火而见，无火则不见，故曰：“智以目见，而目以火见。”但是尽管有火的存在，而不通过五官，则火的本身亦不能见。故曰：“而火不见，惟以五路智。”但有因时间很久从以往的经验而得的知识，不一定再从目见而知之。譬如火，我早已见过，则火之为物，自可推想而知。故曰：“久不当以目见，若以火见。”
3.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与检查的标准
[原文](8)“天下之所以察知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亡为仪者也。请惑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莫闻莫见，则必以为无。”(《墨子》《明鬼下》第三十一[注释]“亡”，古无字。“仪”是标准。谓欲察知鬼神之有无，必以众人之实际经验为标准。
“请”读若“诚”。“惑”与“或”通。“莫”作不解。言诚或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不闻不见，则必以为无。
[原文](9)子墨子曰：“(言)必立仪，言而无仪，譬如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者。”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
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墨子》《非命上》第三十五[注释]“仪”同上。“运”谓运转。“钧”谓陶人作瓦器所用的轮模，可以圆转活动。“立朝夕”谓立木作表以测东西，如在运钧之上，转动无定，必不可立表以测东西。
“表”与“仪”“法”同一意义。
“有本之者”，谓考查其本始；有原之者，谓追原其事故；“有用之者”，谓应用于实际。
“废”读为发，古时“废”“发”二字通用。
[原文](10)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于其原之也，征以先王之书；用之奈何？发而为刑，此言之三法也。(《墨子》《非命中》第三十六[注释]“三法”犹言“三表”。全文]意义同前。
[原文](11)是故言有三法。何谓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恶乎考之？考先圣大王之事；恶乎原之？
察众之耳目之请(情)；恶乎用之？发而为政乎国，察万民而观之，此谓三法也。”(《墨子》《非命下》第三十七[注释]“恶”读乌，“恶乎”犹言何以。
“请”与“情”通，犹言实情。
[后记墨子在认识论方面，是具有唯物主义因素的。他认为人类的知识，是由客观事物通过人们的感觉器官认识而获得的。他在《墨经》
中开始便提出“知，材也，”是以人的感官本能，作为知识成立的基本条件；继又提出“虑，求也”，是以人的思维中有求知的动机，作为知识成立的第一阶段；又提出“知，接也”，是以人的感官与外物相接触，作为知识成立的第二阶段；最后提出“明也”，是以人所获得的知识，必须推论详明，方得正确，作为知识成立的第三阶段。他把感官、感觉、思维和推论，作为构成认识上几个不可缺少的条件，所以他的认识方法基本上是具有唯物主义因素的；不过他并没有把理性知识付诸实践，他还不知道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墨子又把知识构成的来源，分为三个类型。他在《经上》说“知：
闻，说，亲。”他说的“闻知”，是由他人传授而得的知识；“说知”，是由推论明说而得的知识；“亲知”，是由亲身经历而得的知识。又说：
“名实合，为。”是说名实相合而成为行为。从这里可以看出他认为知识的来源，不完全着重在客观事物的反映，而把“闻知”“说知”与“亲知”的经验看得很重。所以他又说：“知而不以五路，说在久”，这是说人类获得知识的概念，有时可不通过五官的摄取外界事物，而亦可从长久时期所得到的经验而成为概念。可知他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方面，有严重的经验主义的倾向；不过他主张的耳闻不如目见，目见不如亲自动手，在这方面，基本上还是正确的。
墨子对于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与检查认识的正确性，提出有名的“三表”或“三法”。他在《非命上》先提出“言有三表”，而在《非命中》和《非命下》又提出“言有三法”，三者内容大同小异。兹就“三表”来加以分析。
他的“三表”中第一表是：“有本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于圣王之事。”墨子认为判断事物的是非，需要论证有据，因之，他要把古人或历史所记载的间接经验，作为有力的证明。第二表是：“有原之者”，“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这是说判断事物的是非，仅凭古人间接的经验来证明是不够的，必须以考察广大群众耳目所接触的直接经验作为标准。这二表都以客观事物作为根据来论证事物的是非，是具有唯物主义观点的。但他的认识论方法，仅仅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的感觉经验，忽略了理性认识的重要阶段，所以仅能把过去和现在的间接和直接经验，作为衡量事物是非的标准，显然是科学性不够完整的。同时，他还常常利用第一表以历史事例来证明有意志的天，说鬼神实有其事为宗教迷信服务，这由于他的世界观是属于唯心主义所致。
至第三表是：“有用之者”，“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这是说判断事物的是非，仅凭古人的和现在的间接或直接的经验，还是不够的，必须把理想施之于政治上，看国家与人民是否有利，这是墨子认识论中最主要最根本的思想方法，它完全从国家人民利益出发，确有人民性进步的因素。不过，他当时把王公大人与庶民等同起来看待，因之，他的主观愿望与客观事实时常发生矛盾，结果对统治阶级反而有利，而人民反得不到什么利益。
总之，墨子以“三表”的思想方法，作为判断真理的标准，基本上是具有唯物主义因素的。他认为判断事物的是非，为了避免主观，防止武断，要用古人的间接经验和现在的直接经验以及客观事实的效果去衡量，所以总的精神是唯物主义的而不是唯心主义的。不过由于他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因而有时把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应用到唯心主义的立埸方面去，这是他很大的缺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