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这样认识：在欧洲近代，是从城市开始并以城市为重点的。在中世纪里保存下来并在其黑暗的夹缝中生长的具有工商业经济意义的欧洲城市，终于在14世纪以后勃兴起来，文艺复兴，商业贸易，殖民事业，终于导致工业革命。城市带动着农村，支配着农村，农村屈从于城市，随城市而旋转，农民破产了，从而潮水般地涌进了城市，旧的城市膨胀了，新的城市兴起了，城市的变化就是欧洲近代发展的表征，城市天然地成了欧洲近代社会的主要舞台，新的阶级从这里出现，新的课题从这里提出。而对于某一个国家来说，不管它过去怎样，现在都必须服从城市的摆布。城市的商品化，商品化的城市，成为欧洲近代社会的基本内容。欧洲的近代是城市的历史，是从城市开始以城市为中心的历史。
然而，比起欧洲来，要认识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重心毕竟要困难得多，这主要因为中国近代社会存在着一系列现象迷雾。从表面上看，中国近代社会存在一个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迈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问题，也存在发展城市工业的问题，存在发展资本主义的时代课题。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中国走向近代并不是由于自身的原因，恰好相反，它是在外来干涉的影响下来到近代的。这一情况表明，一方面，中国当时没有能力依靠自身的力量举行划时代的前进，但却必须跟上时代的潮流，接受先进生产方式的洗礼；另方面，外族入侵必然加紧内部危机，从而导致内部革命。事实正是如此，中国近代第一次大革命终于在小农经济的土壤农村爆发了。数十万之众的农民起义军在中国近代史上首先登上历史舞台，辽阔的农村成了革命的中心。历时百年激荡不已的中国近代，虽然城市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民族工业和官僚资本从无到有，得到不少发展，并且还兴起一批诸如上海等具有世界意义的大型城市。但是，不只慷慨激昂的百日维新，就是震动中外的辛亥革命，也不能从本质上根本上对中国社会实体发生理想的深刻作用。革命成功了，“未庄”却依然故我，而全国以百万计的大大小小的“未庄”也仍是故我依然。这就表明，中国近代社会不但从本质上讲是从农村变革开始的历史，而且，它始终一贯的重心乃是农民问题，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土地问题。中国近代社会史上次第出现的三次革命运动高潮(即太平天国的农民战争、戊戌变法运动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几乎无例外地都涉及了这一历史课题，而每一次革命运动所涉及的程度又决定了它们成功的幅度和失败的惨度。这又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课题和历史重心。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虽然曾在客观上把中国从千年沉睡中唤醒，使其面临着走向“自由平等-博爱”前程的生机，但却又面临着民族危亡的历史性灾难，所以反帝爱国就成为十分尖锐突出的课题。然而，又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以清王朝的卖国自保为前提的，所以由反帝到反清也就理所当然。这就又涉及到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垂死的垄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不治之症以及它所具有的侵略特性，把中国历史推上了必须避开资本主义的航道，同时又推上了必须自强(靠发展资本主义自强？)的历史航道，这是十分矛盾的，出路在哪里呢？
太平天国空想社会主义实践功过评说
洪秀全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把中国这个古老的民族国家带进了一个崭新的理想和追求之中。但探索太平天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实践功过却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大炮终于砸开了“天朝上国”的大门，使古老的大清帝国和她的民族陷入亘古未有的屈辱和痛苦之中。清廷的虚弱使国家的内部矛盾在外强的炮口下趋于明朗化，早已严重的土地兼并所导致的封建地主与广大农民的矛盾更加尖锐，在国家不能照旧存在的背景中，无数农民无法继续生存，现实的矛盾终于把千百万农民驱上造反起义之路。正像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深层原因在于土地问题一样，它也成为1851年金田农民革命的最深刻的原因。所以，1853年太平天国建都南京以后所颁布的以土地所有制为其核心的《天朝田亩制度》，就客观上表达了起义农民的政纲。这具纲领性文件，紧紧抓住土地所有制这个中心问题，大胆地否定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代之以天王国家所有的公有制，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人人平等幸福的社会。这一农民的理想，是与封建地主阶级利益完全对立的崭新要求，表达了长期生活在封建地主私有制统治下的广大农民的强烈愿望，凝结了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积累起来的经验和体会。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在建立起农民政权之后，立即制定自己的全面纲领，表明他们要在砸碎旧世界中创建一个农民的新世界。太平天国以其彻底否定封建地主所有制的姿态使它获得了高于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彻底革命性质。他们要建立的新世界，正是所谓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饭同吃、人人平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太平天下。
但是，由于这一纲领的空想性质以及太平天国政权所面临的是长期的武装斗争，所以，它在实际上尽管一再颁布却难以实行。所谓否定封建地主私有制在实际上便表现为用武力来夺取封建地主的财产，用来作为农民军队的给养和救济贫苦农民，他们“以天下富室为库，随处可以取给”，“掠巨室市廛质库所有，皆被搜括”。除此而外，他们还采取“进贡”、“发掘藏强”等方式，打击地主阶级势力。
在长达十余年的革命战争中，农民革命的风暴猛烈地冲击着封建地主阶级势力，农民军所到之处，地主豪绅逃的逃、死的死，闻风丧胆。而大片无人耕作的土地，则经过农民政权的承认而由农民自己占有和耕作，使封建地主私有制度遭逢极大的动摇。但是，这些起义的农民却始终没有能够实行他们纲领中的最主要之点——均分土地。他们在实践中无法建立自己的土地制度。而能够和曾经在战争年月里推行过的只是“圣库制度”和供给制度。
所谓“圣库”制度，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所有参加起义的人或家庭(太平军成员常常是合家加入的)，如果有田产，则必须将其卖掉后交给“圣库”。富户们参加时都实行了这一条。在作战中，一切缴获的财务都必须交公，绝对禁止“私取私藏”；另一层意思是，就整个社会而言，农民每年收成除自己够吃够用以外，“余则归国库”。所归入圣库的钱谷，一方面作为军队的给养来源，另方而则作为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的来源。可见，所谓“圣库”制度，是旨在解除消费分配问题的一种分配制度。它的本质内容是天王国家所有制和供给制度。这种制度是一种大体平均的分配制度，曾经维持过一段时间，如有人所描述的：“伪官(指太平军——作者按)虽贵为王侯并无常俸，惟食肉有制。伪天王日给肉十斤，以次递减，至总制半斤，以下无与焉。其伪朝内各官一切衣食，皆向各典官衙取给，军事亦然”(同上书，张德坚：《贼情汇纂》)。这种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分配原则和生活原则，虽然在革命初期对于维持这个军队的战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成为《天朝田亩制度》的经验依据。但由于它既“超出现在”、又“超出未来”的不切实际和违反社会历史规律，所以也就很难坚持。太平军定都南京不久，天王洪秀全就批准了杨秀清等人的上奏，实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以充军储而裕国课”。
“照旧交粮纳税”政策的双重性质使它在执行中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结果。这一政策在《天朝田亩制度》无法实行和圣库制度难以维持的情况下提出来，表明太平天国领袖们的思想开始面对实际，所以表现出现实性。它在实际中也就为太平军提供给养和维持社会正常秩序方面提供了帮助，对于维护农民政权和在一定意义上保护农民阶级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农民在这一政策执行中直接给农民政权交纳粮税，就在客观上对地主私有制是一个打击。但是，由于“照旧交粮纳税”在本质上与《天朝田亩亩制度》所理想的公有制度相去甚远，包含了对地主按旧方式收税收租的权利的承认，所以，也就在客观上又在那些地主阶级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给地主势力向农民反攻倒算提供了依据，其结果不但不是维护农民利益，而恰恰是损害了它。这两种结果的情况随着太平天国事业的起伏而变化，愈到后来，它的被地主势力利用的情况愈加严重，它的不断实行，是使太平天国政权在后期失去人心的深刻原因之一。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本质原因是要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解决农民渴望已久的土地问题，所以在理论上和理想中，他们便构造一幅“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均分土地的理想方案，幻想以此过平等幸福的生活。但是在实践上，他们无法制定出一套符合实际的土地纲领，于是以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为基础的、以圣库制度和供给制度为特色的办法便成为他们现实纲领的真正内容，尔后又演变为“照旧交粮纳税”的妥协政策。人们看到，在这里，没有城市，没有商业，没有独立的手工业，在一个本质上仍是自然经济的图画里，他们无法置放这些真正近代意义的经济内容。太平天国农民的既往经历和切身利益使他们本能地排斥城市和商业。他们进入南京后，曾一度解散原来的城市和取消商业。他们在没收天京城里所有官僚、大地主的住宅和一切所属财产的同时，也在实际上没收了各种商店中的一切物资。
所有的物资都被集中起来，分类储存，成为军队亦即国家所有的财富。居民以男女有别编组起来，全部纳入太平军的军事组织，手工业者被编入军队所属的“诸匠营”和“百工衙”中。这样，整个城市都军事化了，成为一个大军营。
他们宣布“凡物皆天父赐来，不须钱买”，商业一律被自然地废除了。这种做法，虽然符合《天朝田亩制度》的精神，却违反了社会经济生活规律。尤其在太平军到达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商业更是难以消灭。不久太平军便不得已特许在天京城外开设商店，开店人要得到批准，领取天朝的“文凭”，所卖货物由“圣库”发给，这可以说有些像“公营商店”。但是由于圣库不可能源源不断地提供货源，所以这种商店也就难以维持。太平军虽然可以用强硬手段取消城市商业，却无法取缔农村贸易。几乎是这样：他们这里取消，人家那里又产生，尤其是局势稍一安定，农村贸易便更加繁荣起来。太平军无法认识商品及其商业的规律，当然也无法抵制它。在后期，太平军便不得不改用“商凭”执照的办法允许自由贸易了。太平天国领袖们企图用取消城市和商业的办法来保证他们的理想实现，在实践上证明是行不通的。
与太平天国的政纲演变过程相类似，太平天国的政权也走着逐渐演变的道路。按照初衷，这些起义的农民穷兄弟们，他们要造反，就是因为不能忍受封建统治的压迫和剥削，所以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天下一家人人共有的农民平等政权。在革命初期，太平军的确为此而进行了艰苦的奋斗。他们战旗所指，“凡官宦之家，呼为妖头，杀之必尽”。相反，对于人民群众却体护备至，“不但不虏乡民”，而且“以攫得衣物散给贫者”，“乡民德之”，所以深得农民拥护，极大地吸引着广大农民参加起义行列。而在义军内部，则实行比较平等的供给制，上下官兵一视同仁，有福共享，有难同当，过着艰苦的军事生活。但是，随着农民政权的建立，情况就开始逐渐地发生变化。首先是大批封王，大大膨胀诸王的特权。太平军进入天京后，便“为繁华迷惑，养尊处优，专务于声色货物”。天王洪秀全，则“避处深宫，从不出户”，穷奢极欲，后妃更达八十八人之多。随着封建特权的产生，政权内部的争权夺利必然加剧。天京城内的大屠杀便是这种争夺权利斗争的必然结果，给太平天国革命事业造成巨大损失。虽然太平天国政权在其存在的时间里，没有完成封建化的演变，它的性质在本质上仍属农民革命政权，但它的封建性质已经演化到十分严重的程度，是无法否认的。
太平天国政纲的演变和政权性质演变的结果，使这一革命运动虽坚持14年之久，却终于失败于中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之下，这就反映出这一运动的历史特点。
首先是彻底的反封建性质与封建落后性的交织。太平天国的彻底的反封建姿态，已如前所述，是十分明显的。它坚决地否定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要求建立公有制度；它用武装斗争的方式发动农民反抗封建统治并要求取而代之等等，总之它的彻底的反封建姿态表现在各个方面，表达了对封建制度和统治毫不妥协让步的信念和决心，把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推向最高水平。但在它的实践中，却同时表现出它的极大的封建落后性质，这集中体现在它的政治制度中。从永安到天京，从《太平礼制》到《天命诏旨书》，它的制度是等级异常确定，尊卑十分分明，弟兄称谓纯属形式，君臣秩序备极森严，不仅是等级制，而且有世袭制，而且愈到后期，从洪秀全不断在同族中封王事实中看出，这种世袭制愈加明确。这完全是封建主义那一套，并无任何近代民主主义气息。尽管《天朝田亩制度》规定有“保举”制度，但实际上任免大权仍长期操纵在上级官吏手中，广大群众并无真正权力可言。所以，所谓“乡官”制度在开始还能作为农民政权的保证，而到后来，则成了农民政权中部分官吏与地主豪绅共管的依据，这种情况在地主势力较大的地区尤为严重，农民实际上仍处在无权状况之中。在上层就更是如此，由于没有近代民主制度，有的只是天王之下的诸王等级制度，所以专制与割据、阴谋与权术、争斗与分裂就在所难免，火并与政变、割据与叛卖，也就势所必然。在最高层，洪秀全的集权、杨秀清的权势、韦昌辉的阴谋、石达开的叛走等等，都是这种专制等级体制的必然产物，农民本来就是皇权主义者，太平天国不能幸免。他们定都天京后，争夺权力的斗争愈演愈烈，与之相一致的是讲排场享荣华的欲望愈来愈强。一个本来是反封建的农民领导集团，现在却身不由己地加速向封建化政权方向迈步，这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农民阶级的历史逻辑，他们和他们所开创建立的制度的封建性质已经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了。问题不止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