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求学譬如登楼，不经初级而欲飞升绝顶，未有不中途挫跌者。”不论是从中国前途着想，还是从培养国民的教育目标来看，义务教育十分重要。他说：“今中国不欲兴学则已，苟欲兴学，则必自以政府干涉之力强行小学制度始。”他要求“子弟及岁不遣就学，则罚其父母”。他所说的义务教育的涵义是什么呢？他解释说“义务云者：其一、则及年之子弟皆有不得不入学之义务也，其二、则团体之市民皆有不得不担任学费之义务也。”为了普及义务教育，他主张，凡有千人以上的市镇和乡村，必须设小学一所，大乡大镇则可划为若干区，每区设小学一所，而小于一千人的乡村，可以数村合设一所小学。至于学校经费的来源，他主张村镇自筹，或以公产收入支付，或可征收学校税，如田亩税、房屋税、营业税、丁口税等。此外，关于学校的管理，小学章程的制定，教科书的编纂，也都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应该肯定，梁启超关于义务教育的见解，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发展和需求，客观上有利于劳动群众获得最低教育的权利，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在《论幼学》中，梁启超阐述了关于儿童教育的内容和方法。首先他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关儿童教育的作法。他说：“西人之为教也，先认字、次辨训、次造句、次成文，不躐等也。识字之始，必从眼前名物指点，不好难也。必教以天文地学浅理，如演戏法，童子所乐知也。必教以古今杂事，如说鼓词，童子所乐闻也。必教以数国语言，童子舌本未强，易于学也。必教以算，百业所必用也。必习音乐，使无厌苦，且和其血气也。多为歌谣，易于上口也。多为俗语，易于索解也。必习体操，强其筋骨，且使人人可为兵也。日授学不过三时，使无太劳致畏难也。不妄施扑教，使无伤脑气，且养其廉耻也。”从这段文字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提出了小学教育中应学习的各种科目，并指出各科教学的意义。另方面，课程的安排遵循了儿童的年龄特点和心理特点，体现了教育、教学的科学性。这些见解，在当时中国社会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
梁启超对儿童教育中存在的体罚——“扑教”提出严厉的批评，他说：“中国之人，有二大厄；男女罹毒，俱在髻年，女者缠足，毁其肢体；男者扑头，伤其脑气。导之不以道，抚之不以术。地非理室，日闻榜掠。教匪宗风，但凭棒喝。遂使视黉舍若豚笠之苦，对师长若狱吏之尊。”上述言论，深刻揭露了封建教育摧残儿童的弊病。他认为，这种教育必须彻底改革，不然，不仅可以亡国，甚至足以灭种。他要求研究教育方法，改变忽视儿童的传统教育。梁启超不仅反对“对儿童过于严厉”，也反对“专以趣味教育引起儿童就学之兴味”的作法，认为上述两种作法都会影响儿童智力的发展。他要求教材内容应有适当的难度，教学方法能激起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从而达到发展学生智力的目的。这些见解是符合教育科学原理的。梁启超是我国最早有系统地提倡教材教法的教育家。为了改革小学教育，他十分重视师范教育，他曾撰写了《论师范》一文，把师范教育作为“群学之基”。认为若改良教育，“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他设计的学校系统，包括了各级师范学校。
梁启超十分重视精心安排儿童的学习内容，他把儿童应读的书分为七类：识字书，文法书，歌诀书，问答书，说部书，门径书，名物书。每类又都各有教法，例如教授儿童识字，先调查社会通用、常用文字，约二千字，然后按汉字的特点，分为形、声、义三类。若以声为主的字，先学字母，后学拼音。若以形为主的字，先学独体，后学合体。又如教授儿童联句成文，教师先口授俚语，由儿童以文言答出，有词不达意的给以改正。学习的内容，先用浅显的事物，然后再渐渐引伸到议论。字数可先授一句，以后逐渐增多到三句、四句，以至十句、三十句，慢慢就可以学会撰写小篇文章了。他重视学以致用，反对脱离实际的教学，他称脱离实际的知识是“纸的学问”，“书面上的学问”，“纸上谈兵”，毫无用处。他不仅指出中国旧式教育是“纸的学问”，即使是医学、矿学等近代科学知识，若只能熟读，不会应用，也“不过天地元黄变作某种教科书之天地日月耳，又何裨于实用乎？”所以他主张，“学生在校时，令其研究一切社会应用之事。”他告诫说，“学校与社会万不可分离”。这种见解是有远见的。比起他的前辈和同时代的教育家有更深刻的体会，就当时的教育来说，是切中要害的。
梁启超为八岁至十二岁的儿童拟了一张课程表，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儿童教育方法的概况，现列于下(1)每日八点钟上学，师生合诵赞扬孔教歌一遍，然后肄业。
(2)八点钟授歌诀书，日尽一课，每课诵二十遍。
(3)九点钟授问答书。日尽一课，不必成诵。教师讲解。次日教师按所问令学生回答，答完才授课。
(4)十点钟，刚日(单日)教算学、柔日(双日)教图学。
(5)十一点钟教文法。教师以俚语述意，学生以文言答之，每日五句渐加至十句。
(6)十二点钟散学。
(7)下午一点钟集合，习体操。略依幼童操身之法，或一月或两月教完一课。操毕，让儿童玩耍不加禁止。
(8)下午二点钟教西文，按照西人教儿童的书籍，日尽一课。
(9)下午三点钟教书法。中文、西文各半小时，每日各二十字，渐加至一百字。
(10)下午四点钟教说部书，教师讲解，多少不限。
(11)下午五点钟散学，师生合诵爱国歌一遍，然后回家。
(12)每十日一休沐。
从以上功课安排及教学要求来看，首先，反映了班级授课制的要求，一改旧式学堂单一教学。其次，中西学兼学，扩大了教学内容，打破了以儒家经典为主的封建教育。再次，注意到儿童年龄特征。考虑到各科教学内容不同，应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重视体育和音乐教育。最后，祀孔、赞孔列为师生必须遵守的准则，反映了梁启超的封建思想，也表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思想上的矛盾。
(五)主张男女平等，提倡女子教育
梁启超主张男女平权，提倡女子教育。在《论女学》一文中强调女子教育的重大意义。他说：“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女不学始。”就是说，他把中国贫弱的原因，归结于妇女未受教育。在他看来，妇女教育的好坏关系到家庭、后代和种族。他认为，不论从发展社会生产，改善家庭生活，还是养育后代，妇女教育都十分重要。
好的女子教育，就可能起到“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的巨大作用。所以他说：“妇道既昌，千室良善。”
他批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观点，认为这乃是“祸天下之道”，使妇女“于天下事一无所闻”，因而造成妇女愚昧无知，使占人口半数的女子不能自立。他斥责封建社会，女子不仅没有受教育的权利，而且遭受摧残，“惟宁不教不业而已，且又戕其支体，蒪其耳目，黜其聪慧，绝其学业”，他愤怒地揭露，封建社会对待妇女是：“闺闼禁锢，例俗束缚，惰为游民，顽若土番”。这种“智男而愚妇”的封建观念必须铲除。仿照西方各国，创办女学。他认为，假若对妇女实施良好的教育，必有“男子所不能穷之理，而妇人穷之；男子所不能创之法，而妇人创之。”
他计划在上海创办女子学堂一所，然后各省、州、县也可以仿照建立，他写了一篇《倡设女学堂启》，并附《女学堂试办略章》，对女学堂的办学宗旨，课程设置，教职人员，管理制度，及招生对象等都有明确规定。根据他的规划，这所女学堂，招收年在八岁至十五岁的“良家闺秀”。学习内容，“中文西文各半，皆先识字，次文法，次读各门学问启蒙粗浅之书，次读史志艺术治法性理之书”。学堂设三科专门：“一算学、二医学、三法学，学生每人必自占一门”。在三科以外，另设师范科，培养师资，也可以根据妇女需要，设纺织、绘画等科。
梁启超主张男女平等，主张开办女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梁启超关于妇女教育的思想，也有落后的一面，反映出男女有别的封建礼教思想。例如，在《女学堂试办略章》
中规定：“凡堂中执事，上自教习提调，下至服役人等，一切皆用妇人，严别内外，自堂门以内，永远不准男子闯入。”招生对象，更明确规定“必择良家闺秀”，“凡奴婢娼妓一切不收”，反映了封建等级限制。当然，并不能因此否定梁启超关于女子教育的进步性。
总之，梁启超处在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的时代，中国民族危机又十分严重的状况下，他希望“二十年后，中国之富强，将甲于天下”。他致力于变法图强，他早年受过中国古代经史典籍的熏陶，后来又向往西方，受到“西学”的感染，在思想上明显地反映出新旧并存，中西杂糅的复杂情况。在他的教育思想中，既保存有封建主义旧学的残余，又有资本主义西学的影响，在他主持的学校中，也都是中、西学并重的。
在他的政治活动中，教育占着重要地位，他组织过学会，主编过报纸，并办过学堂。对维新运动的发展和维新人材的培养起过积极作用。他的有关学校制度、国民义务教育、学龄前公共教育，德、智、体、美多方面的教育内容，改革教育方法，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等方面，都有许多贡献，对以后中国的教育改革也有一定影响。由于他善于文词，介绍了大量西方资本主义的新知识，打开了人们的眼界，起着重要的启蒙作用。郭沫若同志在《少年时代》
中，对梁启超传播新思想有这样一段评述：“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象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学的洗礼的。”甚至说，“那时候，梁任公已成了保皇党了，我们心里很鄙视他，但却喜欢他的着书。”确实，在梁启超的思想中，清楚地反映了时代的局限性和深刻的阶级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