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若干韵律，变化一下词序，第一个词移到最后，最后一个词移到最前，但这些颠倒的词，仍旧显出是这首诗的部分。”
他决不会因此而有所损害，每首诗仍将是一首好诗。米南德答应友人写一篇喜剧，近交卷的日子他还没有着手，别人批评他，他回答说，“啧，啧，剧本已经写好了，只缺一首诗还没有加上去。”米南德的回答也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他已经在脑子里把情节和角色配排好了，很少考虑诗的韵律或调子，这点和其余的问题比较起来并不重要。自从大诗人龙沙和迪倍雷把法国的诗才提高到现在这样的荣誉，我没有看到过哪一位小诗作者或初学作诗的人，不是用十分夸大的话吹嘘自己的作品，或者使韵律和他们的诗韵非常接近。
“声调比意思还重要。”至于一般老百姓，从来没有见过象今天这样多的诗人，而好的诗人又是那么少；虽然他们不难模仿大诗人的韵律，但是，他们或则难于模仿一位大诗人的丰富的描写，或则难于模仿另一位的稀有的想象。
但是，假如有人要用三段论式的巧妙诡辩作弄我们的学生，我将怎么办？吃火腿令人喝水，喝水使人解渴，所以，吃火腿使人解渴。
让他嘲笑这种三段论式，嘲笑它比回答它更加聪明些，或者让他借用亚里斯底普斯的有趣的反诡计：“那个捆着的东西给我这么多的麻烦，我为什么要解开它呢？”有人建议用某些逻辑上的诡辩对来克安西斯，克里西普斯对他说，用这种骗人的把戏去和孩子们玩吧，别把上了年纪的人的严肃的思想引到这种无聊的东西上去。如果这些愚蠢的诡辩，西塞罗所说的错综复杂的和诳骗人的诡辩，使人相信谎言，那是危险的；但是，如果它们并无任何效果，而只是使人哄笑，我不懂为什么要提防他们。有些人那么愚蠢，愿意走四分之一哩的路去钓一个离奇的新词，如果他追逐到，“他并不是使文字适合事物，而是从外边找来事物去适合文字。”或者是“他被某一有趣的魅力所引诱，而去写原来不打算写的东西。”至于我，我宁愿引用一句名言，放进我的作品里，不愿打断了思路去寻找一个句子。相反地，文字是为事物服务的，不是事物为文字服务，如果法文做不到，就用加斯孔尼语或其它文字。我希望事物占优势，它们充满了他的想象，使他完全不去想文字。我所喜爱的语言是一种自然、平易和不矫揉造作的语言，无论是口头讲的，还是写在纸上的，是一种有表现力、简洁、紧凑和有实质的语言，不那么柔弱和造作，而是有力和锐利、“最有分量和使人震动的语言。”这种语言困难而不使人厌倦，不矫揉造作，奔放，没有拘束，雄浑，每一部分自成一体；不象书呆子的文体，也不象牧师或律师的文体，而是彻底地象军人的文体，正如史维多尼厄斯称凯撒的那样，但是我懂得他为什么这样称凯撒。
我有时喜欢模仿我们年轻人在服饰上的放浪不羁或放纵的性格：粗心地把斗篷挂在一个肩膀上，兜帽搁在一边，袜子不整齐。这表明对这些外表服饰的藐视和轻视矫揉造作。但是，我认为这种态度应该在语言形式方面多用。一切矫揉造作，特别是法国人的活泼和放任，在朝廷中是不雅观的。在一个君主国，每一个绅士应该仿效宫廷的举止。所以，我们总有些倾向本国的粗鲁的行为。我不喜欢一个可以看到弥缝的结构；也不喜欢一个美丽的面貌，那么脆弱，以致可以看清面上的骨骼和血管。“奉献给真理的语言必须是平易而不加修饰的。”“谁磨炼自己的语言不是为了奇巧精致地讲话？”
那种吸引我们注意的流畅的语言，对事物带来了损害。正如在衣服方面，一个人以某些特殊的和不寻常的式样使自己突出，是懦怯的标志；同样，在一般语言方面，一个人寻求新的短语和不习惯的、奇妙的文字，乃是出于学习者野心。让我只讲巴黎市场上用的语言。
文法学家亚里斯多芬尼斯在批评伊璧鸠鲁讲话时用词简洁和他雄辩术的语言简洁的目的时，是有些奇特的。语言的模仿，由于比较容易，很快就在全国传开了。判断和发明的模仿就比较慢些。大多数读者们，因为他们已经找到一件同样的外衣，就很错误地假定里面的身体也是同样的。外套是可以借的，但是身体的力量和肌肉是无法借的。极大多数和我谈话的人，都用我写这些论文所用的语言，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和我一样地思想。
柏拉图说，雅典人非常注意他们语言的流利、善辩；拉西提孟尼人则力求短小、简练；克里地人则比较更重视思想丰富。这些都是最好的。齐诺常说，他有两类学生；一类他称为φiλoλoγoνs，喜欢研究事物，事物是他的宠儿；另一类他称为λoγoφiλoνs，只尊重语言。
但是，没有一个人能说，话说得漂亮不是一种很好的、值得称赞的品质，但并不象有些人看得那么好；而我们却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这一方面，这使我感到悲痛。我总是先很好地掌握我自己的语言，然后学习和我来往最多的邻国的语言。我必须承认，希腊文和拉丁文是一个绅士的重要装饰品，但是它们是以过高的代价买来的。我愿告诉你它们怎样可以比较廉价地获得，而且比平常学习得更快，这个办法我曾经试验过，谁有意思，都可以采用。
先父曾用一切可能的办法，辛勤努力，在一些最有学问的和最聪明的人中间，寻找一种最巧妙和简便的古代语的教学方法。他们告诉了他当时存在的一些障碍，经过研究，他认为，我们所以不能尽善尽美地掌握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技能和知识，唯一的原因，在于我们学习古代语的时间太长，几乎花了年轻人最宝贵的时间，同时，他们学习时又不费什么代价。我不相信这是唯一的原因。但是，事情是这样的，我父亲找到了一个权宜的办法：当时我还年幼，没有开始说话，我寄养在一个德国人家里，这个德国人后来成为一个有名的物理家，终老法国，在当时他完全不懂法文，但是拉丁文讲得很流畅，造诣很深。我父亲为了这个目的请来了这个德国人，给他很高的待遇，他长期抚养我，是我唯一的监护人。另外还有两个德国人和他住在一起，但学问没有他好；他们的责任是照顾我，有时和我一起玩耍；他们都只和我讲拉丁文。至于家庭里另外的人，他有一条不可触犯的规则，就是无论他自己，我的母亲，男女仆人，除了用每个人已经学会和我瞎谈的拉丁文以外，不准在我面前讲一句话。奇怪的是，家庭里每一个人都从中得到好处。我的父母学会很多拉丁文，能听懂拉丁文讲话，所有家里的仆人，即和我最亲近的仆人，都学会了拉丁文。总之，我们都变得拉丁化了，连我们周围的村镇都分享了拉丁文；甚至到今天，很多工匠和他们工具的拉丁文名称仍旧通行。至于我自己，在我六岁时，还不懂法语或沛里高语(Perigordine)，也不懂阿拉伯语；不用什么方法，没有书本、规则和语法，也不用鞭打和流泪，我学会了一口和我老师讲得一样好的拉丁语；因为我没有其它语言和拉丁语混淆。例如，假如作文，他们给我题目，在法国中学里习惯上是用法文，他们给我的是不好的拉丁文，把它改成好的拉丁文。
古伦特(他评论过亚里士多德)、布康南(苏格兰名诗人)和缪雷(法国和意大利公认的最好的雄辩家)，他们都是我的家庭教师，他们常常告诉我，在我幼年时，能讲流利的拉丁语，他们都不敢和我谈话。
布康南后来随侍勃里沙克元帅，他告诉我准备写一本关于儿童教育的着作，以我的教育作为典型；在那里他正担任小勃里沙克的家庭教师，后来证明是一位英勇的将领。
至于希腊文，我懂得很少，我父亲本来打算用一种方法教我学习，但这是一种新的、不常见的方法，即娱乐和游戏的方法。我们把名词等的语尾变化和动词变化扔来扔去，好象有些人玩数字表和下棋学习算术和几何一般。因为，我的父亲尤其相信使我通过自由意志和自愿选择，去尝吃和理解义务和科学的果实，要没有任何强制或严厉的规则，使我愉快和自由地成长。而且，他还有这样的迷信，有些人认为在早晨用暴力使儿童从睡梦中突然惊醒(儿童比成人睡得较深)，有伤大脑，他每天用乐器的声音使我醒来，而且总是有一个仆人陪着我；他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看护着我。
从这个例子，可以推知其余，也足见这样一位仔细、可爱的父亲的判断力和慈爱；虽然他没有取得和他非常的努力和辛勤的施肥相应的收获，对此他是不该负责的。关于这点，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土壤贫瘠不适合，因为，虽然我身体健壮，性情温顺，但是我身体重、懒惰、呆笨，不容易把我从瞌睡中叫醒来，更无从使我去游戏。凡是我看见的东西，我都看得很清楚；这种迟钝的天性，使我培养了大胆的想象和看法，远远超出我的年龄。我的智力很迟慢，只是被别人领着走；我的理解力愚钝，想象力贫乏；此外，我的记忆力差得惊人；所以，我父亲没有能把我教育得很好，这是不足为奇的。第二，象有些患重病的人，由于热切希望恢复健康，服用各种各样的药方，听从一切的劝告，我父亲非常害怕在他一心想做好的事情上会犯任何错误，终于被通常的意见所压制，好象鹤总是跟着前面的鹤飞行那样，屈服于当时所用的方法，不再用从意大利带来的、最初给他指导的那些方法。
在我六岁的时候，父亲送我到基恩中学，这是当时法国最出名的一所中学，他非常仔细地为我选择最好的教师，安排最好的教育环境，无微不至，同时，还保留了很多和中学的通常习惯相反的规则。尽管如此，这毕竟还是一所中学。我的拉丁语立刻败坏了，由于中断，我从此丧失了一切运用的方法，这种新的教育方法，除了使我在初入学时跳过若干低年级的班级以外，没有达到什么另外的目的。因为，当我十三岁离开中学时，我已经读完全部他们所谓哲学学程，但是得益不大，现在我已不再重视它了。
我最初对书本的爱好或情感，是在阅读奥维德的《变态》一书的寓言时的快乐。因为当时我只有七、八岁，我抛弃开一切其它的娱奥维德(Ovid，公元前43-公元17年)，罗马诗人，《变态》
是他的主要着作，描写从创世到凯撒为止的转变的情况。
乐，专读这本书。这本书的文字是我自己的自然语言，又是一本我所知道的最易读的书，所包含的内容又最适合我的年龄。至于英国国王亚塞(KingArthur)，湖上的兰斯洛(LancelotduLake)、亚玛第斯(Amadis)、波尔多的休昂(HuonofBordeaux)等这一类消磨时间、沉迷神志、年轻人通常喜欢的无聊作品，我并不熟悉它们的书名，直到今天还不知道它们的内容，也不知道它们包含些什么，我所受教育的纪律就是这么严格的。由于这样，我更加不大注意学习其它规定的功课。一件对我有利的事是，我得对付一位很谨慎的教师，他失去了理智，巧妙地对我的不听话和其它缺点，装作没有看见，并予以支持。用这个方法，我读完维吉尔的Eneados，Terence，Plautus和其它意大利的喜剧，读这些书是被它们有趣的题目所引起的。要是他是那么愚蠢严厉，或固执刚愎，阻止我的做法，我相信，除了象我们极大部分贵族出身的学生养成了对书籍的憎恨和鄙视以外，我决不会从学校带来任何东西。但是，他思虑周到，处事小心，对我这些事假作视而不见，助长我对这些书籍的渴望，使我只能偷偷摸摸找些时间狼吞虎咽地读这些书，对于其它正规的学习，他的温和的手始终掌握着我。因为，我父亲要把对我的教育托付他们，所要求于他们的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培养我温和、机敏的性格。说实话，我的唯一缺点就是有一些呆笨无力和严重的懒惰。危险不是在我做坏事，而是在不做什么事。
没有一个人怀疑我是坏人，只认为我是一个没有用的人；他们估计我为人懒惰，而并不狡猾。我并不那么自高自大，我看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天天在我耳朵边嘁嘁喳喳的埋怨是：我懒惰、冷酷、对朋友不检点、对父母和亲属疏忽、对公共事务过分计较和鄙弃。但是，损害最大的人也不会问，为什么我拿这个东西？为什么我没有付钱？
他们只是要求，为什么我不停止？为什么我不给？如果他们对我作十六世纪流行的骑士小说中的英雄。
这些额外的要求，我认为这是好意。但是，如果他们要求我做我不必须做的事情，比要求别人做他们必须做的事情还要严格，他们是不公平的；如果他们责备我，他们就完全取消了行动的满足和我应有的感激。我积极做好事，结果总比消极被动好。越是我自己的财产，我越能自由处理，越是我自己的事，我也越能自己处理。但是，如果我夸示我自己的行动，我可能防止这种责难，而公平地责备某些不是如此严重触犯的事情，因为，我可以做的事我还没有做够，而且我能够比现在做更多的事情。
但是，我的心智对于它所理解的事物，并非没有它所特有的有力的行动——正确而坦率的判断；没有任何帮助，它能消化它们。尤其是我相信，它说明了完全不能使它屈服于暴力。
我要不要谈一下我幼年时的一种能力呢？这就是我大胆的外貌，温柔的声音，殷勤的姿态和灵巧的行动。因为；“在我进入十二岁”以前，我曾扮演过布康南、古伦特和缪雷等拉丁悲剧中的主角，我们基恩中学庄严地演出了这几个剧。我们的校长古维亚无论在哪一方而，都可以说是法国最有名的校长，而我自己，不夸张地说，如果说不是一个主要的大师，也是一个主要的演员。我认为这是年轻人应该有的一种锻炼。我见过我们有些王子，模仿古人，真诚地、令人称赞地亲自扮演了悲剧中的若干角色。在古代希腊，一直把这看作是合法的锻炼和高贵的人们的相当的职业。“他把这件事告诉家庭出身好，又有财产的悲剧家亚里斯多，他的职业并不使他丢脸，因为在希腊这种事情是不受轻视的。”
我总是责难那些人鲁莽，他们不赞成这种娱乐；并且责怪那些人不公正，他们拒绝优良、诚实的演员进我们的美好的城市，不愿给老百姓这种公正的娱乐。管理良好的国家竭力把公民集合起来，不仅进行严肃的祈祷，也从事真诚的娱乐。共同的社交和可爱的友谊从而得到抚育和滋长。同时，除了这种公开的演出，并有官长在场的娱乐以外，他们不可能有更加正式和经常的消遣了。如果我有权力，我认为国王有时应该免费给老百姓这些娱乐，表明对他们的慈爱和善意；同时，在人口多的城市，应该为这些娱乐建筑剧院，以转移更坏的麻烦和秘密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