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会议以后，党中央转移到上海。1927年10月中旬，蔡畅和李富春也离开武汉到了上海。
李富春在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蔡畅在总工会任女工部部长。当时，中央决定恢复妇女工作委员会，考虑由蔡畅担任中央妇委书记。
但蔡畅认为原来杨之华一直是代理中央妇女部的部长，已经有了经验，还是由杨之华任妇委书记为好。最后，中央采纳了她的意见。
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斗争经验更加丰富的蔡畅，第三次来到了上海。但是，这次与以往不同的是，她穿起了旗袍，以一位阔气的商人太太的身分出没于这个大城市。
中央妇委成立的第一次会议是在邓颖超和周恩来的新居举行的。8名妇委委员分别打扮成小姐、太太的模样，陆续来到邓颖超的家里。大家到齐后，先“参观”一番邓颖超的新居，楼上、楼下、亭子间和为防万一而设的后门，大家都仔细观看。会议在楼上开，房中央已准备好一张方桌，上边摊着一副麻将牌。同志们入座后，在唏哩哗啦的麻将牌的碰击声中，不时还得瞎吆喝一声“六条！”“八万！”“碰！”“和了！”？？中央妇委的第一次会议便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始了。讨论前，杨之华提议：“同志们，咱们转入地下以后，还是不要直呼其名为好，以防不测，咱们姊妹都按年龄为序编排一下关系，诸位‘太太’意下如何？”
在同志们一致的叫“好”声中，大家自报年龄，编排结果蔡畅年长，应为大姐。从此，“大姐”的称呼一直叫了下来。这次妇委会还议定：大家以后见面都以姊妹相称，一旦发生意外，敌人盘查起来，就说是“干姊妹团聚，玩玩小牌的”。
中央妇委第一次会议决定在上海的工作重点是做女工工作。围绕这个重心，委员们还做了具体分工。蔡畅具体分工负责在沪西、闸北等工业区发动和组织女工群众。
那时候的上海，到处是特务、流氓，敌人在工厂里安插了很多特务。我们的同志，在白区工作需要加倍警惕。蔡畅早些年曾在法国参加过许多秘密进行的革命工作，积累了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她常向同志们传授一个地下工作者的必备知识和斗争经验。她自己也身体力行，整天在白色恐怖之中和敌人作巧妙的周旋。
蔡畅和李富春住在四马路跑马厅附近的一个弄堂里，李富春以富商身分出现，蔡畅扮成商人太太，李富春在国民革命军二军工作时的警卫员刘端甫扮成佣人。1928年春，组织上决定把蔡畅的家作为党的一个联络机关。为了便于掩护，蔡畅派刘端甫去湖南，把母亲葛健豪、女儿特特和蔡和森的两个孩子全都接到上海来一起住，形成一个有老有少和睦的大家庭。实际上，这个家里的人都各有自己的工作，葛健豪和刘昂负责保管党的文件和经费，刘端甫是秘密交通，只有三个孩子是陪衬。蔡畅和李富春整天忙得不着家，他们外出和回家都没有固定时间，家里人也掌握不住规律。在那白色恐怖的环境里，这个家养成了一个习惯，谁也不说自己工作上的事，谁也不打听别人去干什么。
蔡畅是搞女工工作的，她经常深入工厂，到工人家里走访，很容易被密探和工头发现，随时都可能被盯梢和追捕，因此每次都要格外警惕。
她常常随身带着一点乔装打扮的衣服和道具。
有一次，蔡畅到纱厂和女工委员们开会部署工作，散会后回来时，尽管有好几个女工作掩护，穿过了几条马路后，她还是发现被一个头戴礼帽的小特务盯上了。她紧走几步拐进一家歌舞厅，不一会儿，从舞厅门里走出来一位戴着花边小帽、衣着时髦、娇艳美丽的阔太太。小特务做梦也没想到，这位从他眼皮下走过去的漂亮女人，竟是他盯了半天梢的共产党人。
久经锻炼的蔡畅，为了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在那到处都是特务、流氓、打手的旧上海，用各种方法机智地躲过敌人的监视，巧妙地甩掉特务盯梢，不畏艰险地在敌人眼皮下战斗。
敢破“天规”的女英雄
1931年11月，蔡畅和李富春在中央特科同志的护送下，通过一条秘密交通线，取道香港，经广东汕头转闽西，来到了中央苏区。蔡畅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的领导工作。在这里，她整天活动在村姑和老表嫂中，帮他们在溪流中漂洗衣服，向灶里添茅柴，和她们促膝谈心，很快取得了她们的信任，充分发挥了她善于联系群众的长处。
那时，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处于白色恐怖之中，老区的青壮年男子百分之八九十都参加红军上了前线，所以生产任务主要得靠妇女来承担。
勤劳勇敢的江西妇女虽然会干许多农活，但是都不会犁田、耙田。因为，在这个地方，一向就有一种迷信的说法：“妇女犁田耙地，要遭雷公打的。”还有人说得神乎其神：“女人犁田，晴天还要遭旱雷劈哩！”这些说法给妇女精神上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多少年来，没有一个妇女敢去冒这个“险”，致使1932年春耕时节，江西各村的犁田耙地卡了壳。种田不误农时，蔡畅的心里别提有多着急。她立即召开各县妇女干部会议，讲电闪雷鸣发生的科学道理，鼓励妇女要学科学，破除迷信，做大自然的主人。她换上粗布衣，脱掉鞋袜，卷起裤腿，拜老农为师，下田学习犁田耙田的本领。老农见她心诚意切，不辞辛苦，就手把手地教她上牛耕地，一点一滴地给她讲窍门、说技巧。
蔡畅一遍又一遍卖劲儿地练，老农寸步不离地认真指点。蔡畅越干越自如，很快她就掌握了技术，一天下来，她“毕业”了。收工时，老农望着她那浑身是泥、疲惫不堪的身影，心疼地叹了一口气，摇摇头；接着又钦佩地微微一笑，点点头。
蔡畅虽然累得腰酸腿疼，但她心里却充满胜利的喜悦。
第二天，蔡畅就趁热打铁，把各村的妇女代表召集起来办起了训练班。她对大家说：“我们的政权是从国民党反动派手里夺过来的，反动派不甘心。蒋介石亲自指挥他的反动军队对苏区进行围攻。红军在前线打仗，就是为了保住我们的红色政权，让人们永远过好日子。如果我们不把生产搞上去，前方没有给养就不能打胜仗。”妇女代表都有一定的觉悟，一点就通，很快就明白了这个道理，个个都积极地学习掌握犁耙技术，这会儿除了老农指导，蔡畅也当上了“教练”。她亲自示范，在田间传授技术。妇女们本来就是土生土长的乡里人，很快就学会了犁田、耙田。
通过一人带一片的办法，江西苏区很快掀起了一个妇女犁田耙田的热潮，适时地播了种，插了秧。这一年江西农业获得了大丰收。妇女们弄犁使耙，没有一个遭“雷公”打，人们再也不相信那些胡说八道了。男同志杀敌得胜凯旋时，都竖起大拇指，称赞江西苏区妇女是“不怕雷打的英雄”。妇女们却说：“蔡大姐才是有胆有识，敢破‘天规’的英雄。”
伙食尾子的故事
红米饭，南瓜汤。
秋茄子，味道香。
餐餐吃得精打光。
每当红军战士悠扬雄壮的歌声在罗霄山脉中段回响时，蔡畅的心情总是那样的激昂、振奋和深受鼓舞，在这里，她深切地领悟到什么是革命战士以苦为乐的情怀。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实施军事围攻和经济封锁，红军官兵的生活极其艰苦，每人每天只有五分钱的油、盐、菜金，吃的是难以咽下的粗糙的红米饭和经常缺油少盐的南瓜汤，就是这样的供应有时还难以保证，经常要靠野菜充饥；穿的是粗布衣，就是腊月隆冬，许多战士也只靠多穿几件单衣和铺稻草抵御寒冷。但是，在党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红军官兵们个个精神振奋，对革命前景充满了信心，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物质生活上都养成了自觉地向广大贫苦百姓看齐的习惯。即使省委机关，也是官兵一致，同样执行每人每天五分钱菜金的标准。开饭时，同桌入席，同盆吃菜。年轻的同志一上桌子就不那么谦让文雅了，两根筷子打“冲锋”，蔡畅和李富春有时开会回来晚了，就只能吃到一些剩下的菜脚子，但他们却从不责怪大家，有时实在吃不下白饭，就找几个辣椒，食盐一拌，也吃得津津有味。
由于敌人封锁，苏区物资供应很差，再加上食堂的同志们精打细算，就这五分钱菜金还有点节余，食堂每隔一段时间便给大家分一次节余下来的伙食尾子。虽然每人只分几分钱，可大家对此却十分高兴。蔡畅和李富春共能得到两份，每到这时，大家就要揩他们的油了，吵吵着要他们请客，陈毅最爱凑这个热闹，也跟着起哄，看见蔡畅老远就喊：“大姐，发伙食尾子了，请客吧！
给大家打打牙祭哟！”“好，好。我请客。”蔡畅总是微笑着十分认真地一口答应大家的要求。然后，蔡畅就把她和李富春的伙食尾子交给食堂，请炊事员给大家做一大锅香喷喷、热乎乎的辣豆腐或豆腐烧白菜，让大家解解馋，痛痛快快地美餐一顿。
1933年，中共苏区中央局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反对毛泽东的各项正确主张。为排除障碍，他们撤销了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同志党内一切职务，还下了他们的枪。蔡畅对此十分气愤，也深为这些战友的处境忧虑和心酸。一次，她派危秀英到邓小平被撤职后所在的那个乡里了解妇女工作，也看看小平。被撤职到乡下劳动的邓小平对危秀英说：“你告诉蔡大姐，我在这里吃不饱，肚子好饿哟。”蔡畅听说后，便和李富春凑起四分钱伙食尾子，买了大蒜、辣椒、猪油，让危秀英偷偷把邓小平找回来，自己亲手炒菜煮饭。邓小平痛吃一顿，心满意足地回乡里去了。建国后，陈毅等老同志到蔡畅家做客时，还常回忆起当年在苏区吃伙食尾子的乐趣。
乐为革命育英才
多年从事妇女工作的蔡畅，非常重视选拔妇女人才和培养妇女干部的工作。她认为：妇女干部成长得如何，是衡量妇女解放程度的一个标志，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标志；要开展妇女工作，就必须有一支既有真理武装，又有实际工作能力的妇女干部队伍。她到江西苏区工作不久，在实际工作中就发现这里的妇女干部贫雇农成分的多，有觉悟，爱劳动，革命坚决，也能联系群众，可就是没有文化，工作起来很不方便。因此，蔡畅决心花大力气提高妇女干部的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
她首先让妇女组织协同文教部门，在农村和城镇开办夜校，动员所有妇女和文盲上夜校学文化。师资缺乏，蔡畅就提出采取能者为师的办法。
只要是读过两三年书的人，不论年龄大小，都被聘请当教员。夜校没有灯油，就点上松明照亮，每天晚上坚持学习一个小时。蔡畅下乡参加生产劳动时，就利用田间休息时间，在田塍上教大家学文化。没有纸，没有笔，就以泥地当纸，树枝当笔。她先教每个人学着认、写自己的名字，然后教她们家里人的名字，再教牛、羊、铁锨、锄头等字怎么写。她还用树枝和小石子摆成算盘的样子，教青年妇女打算盘、记账。对妇女干部的学习，蔡畅要求比较严格，她经常对妇女干部说：“没有文化的队伍，是愚昧落后的队伍，愚昧落后就要挨打。我们妇女不但要会劳动，还要有文化，才能真正得到解放。”
当时，在江西省委妇女部有两个女青年干部，一个是危秀英，一个是邓石香。这两个同志都积极能干，善于做群众工作，但两个人都是文盲。
蔡畅亲自帮助她们制定学习计划，给她们创造学习条件，规定她们每天早晨5点半钟起床，学一个钟头文化，然后再干其他事情。刚开始时，危秀英拿笔的手总是哆哆嗦嗦，写出的字歪歪扭扭，自己有点泄气，她对蔡畅说：“大姐，我这手抓锄杆子还可以，抓笔杆子就是不行啊！”蔡畅勉励她：“秀英啊，你首先要有信心！我们妇女要解放，将来还要管国家大事，不学好文化，怎么管好国家大事呢？”蔡畅把着手教了危秀英一个多月。有一次蔡畅病了，还叫危秀英坐在她的床边读书写字，让李富春同志检查。后来蔡畅还教危秀英和邓石香写毛笔字，并亲自把墨研好，耐心地教他们怎样拿笔，怎样下笔，一个字要写三遍。
在蔡畅的帮助下，她们终于突破了学习的难关。
为了培养妇女干部，蔡畅从1932年到1933年，亲自在博生县开办了两期妇女训练班，集中训练各县的乡村妇女干部200人。经过训练，全省16个县，有27个妇女干部被选拔到县一级机关担任了领导职务，还有一批妇女干部当上了乡主席。
在江西苏区，蔡畅在选拔干部方面也留下了许多美谈。
蔡畅在兴国进行土改工作时，在一次集会上，有个叫李美群的新婚媳妇讲话时有条有理。会后详细了解得知她思想品质好，大胆泼辣，学文化也挺出色。经过多次接触，蔡畅认为她是个人才，便动员她到县里工作。但是李美群的婆婆有点封建思想，不大愿意让新媳妇离家去工作，乡里干部再三动员，老人家都不松口。蔡畅听说后，就搬上铺盖住到李美群的家里，白天帮美群婆媳下田干活、挑水、做饭，边干边做老人的思想工作；晚上，给美群讲革命道理，教学文化，或一起去开会。一连九天九夜，终于打动了老婆婆的心。
她对蔡畅说：“蔡大姐，你把美群带走吧！跟你去，我放心了。”
李美群到县里后进步很快，担任少共兴国县委书记，工作十分出色。1932年5月，苏区中央提出扩大红军的号召，她带头动员自己的新婚丈夫参加了红军，兴国县到处出现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战场的动人情景。扩红结束时，兴国被评为模范县。1934年，李美群当选为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候补委员。
风雨长征路
1934年10月，蔡畅参加了伟大的长征。她先后在中央直属纵队(洪章纵队)政治部地方工作部、总政治部等单位做群众工作。她虽然身居领导岗位，但总是那么平等待人，始终用自己对革命的无限赤诚，温暖着同志们的心，在患难中与战友们同呼吸共命运，互相鼓励，团结一致，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渡过了艰苦的岁月，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事。
战友情谊深
在长征途中，蔡畅不但不辞劳苦地坚持做宣传鼓动工作和群众工作，而且时刻关心着她周围的每一个同志。长征开始后，组织上配给她一头骡子，她总是让给伤病员骑，或是帮助同志们驮枪支和行李。勤务员曹昌年纪小、文化低，她就利用行军间歇给他讲革命道理和苏联的革命斗争故事，启发他的阶级觉悟；利用红军长征路上写的标语、口号作教材，一字一句地教他念，教他写。每天到宿营地后，她总是和身边的同志一道安排和整理床铺，能借到门板时，她就和勤务员一起抬门板，支床铺；找不到门板时，她就和大家一起铺干草，打地铺。另外，她还时常督促曹昌和马夫肖贤忠在宿营地想法搞些热水把脚烫烫，以便消除疲劳，保护好双脚。可是，有时老肖和小曹实在太疲劳了，忙完工作吃过饭，顾不上洗脚，倒头就睡觉了。一遇到这种情况，蔡畅就亲自去找些柴草树枝烧水，把一盆热气腾腾的水端到他们跟前，强迫他们洗，弄得他们很不自在。
以后每当歇息时，他们再也不敢偷懒，都自觉地烧水烫脚；蔡畅忙完工作回来，也总有一盆热水给她准备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