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这个消息，陈琮英心如刀绞。但她顾不上悲伤，立即投入到第二次营救任弼时的战斗中。
狱中的任弼时并没有暴露身分。敌人从他身上只搜出一张月票，没有任何文件材料。他化名彭德生，说是从江西来上海投亲谋职的失业青年，因为记错了门牌，被误抓进来的。可是月票上面贴着他的像片，地址是假的，写的是培德路培德里某号。这是地下工作者的惯例。党组织根据内线得知任弼时被捕后被关在巡捕房，便立即帮助陈琮英在培德里布置了一个家庭，以便应付敌人的查问。
在狱中，任弼时叮嘱周朴农：要注意隐蔽我们之间的关系，要装着互不相识，敌人对我们虽有怀疑，但没有拿到真凭实据。后来审问时，周朴农按任弼时的关照，一口咬定是内山书店的职员。其实，他三年前就离开内山书店，内山书店是日本的进步文化人士开设的，店主内山完造是鲁迅的朋友。所以后来敌人对质时，内山书店承认周朴农是该店的职员。
敌人不相信他们的口供，对他们两次用刑，那种惨无人道的电刑使他们的身体遭受极大的摧残。第一次受刑后，任弼时回到拘留室，对周朴农说：“朴农同志，我们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要经得住考验，随时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这番谆谆教诲，给周朴农增添了很大的精神力量。
陈琮英为营救任弼时积极活动。他及时向党组织汇报情况。周恩来当即布置中央特科查明情况，设法营救。特科一面通过关系做办案人员的工作，一面请进步律师潘震亚辩护。在法庭上，任弼时和周朴农重复了在汇山巡捕房时编造的口供。随后，潘震亚律师出庭辩护，指出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滥捕无辜中国公民，是侵犯我国主权的违法行为。法官被问得词穷理亏。敌人找不到证据，最后，法官借口“危害国家安全”，判处任弼时和周朴农40天徒刑。
随后，他们被押往上海提篮桥监狱，又被关在一个牢房。他们除互相交谈身世、家乡风俗习惯以外，更多的是讲革命的未来。当时，监狱里几乎天天有时事报告会。新犯人入狱，一般都要报告外面的政治时事，任弼时对周朴农说：“我们都没有暴露身分，要隐蔽自己，不能参加这种报告会。”
12月25日，当租界里的洋人们正在欢度圣诞节的时候，任弼时和周朴农同时离开提篮桥监狱。
等候已久的陈琮英终于盼到了丈夫的归来，出狱后的任弼时身体极度虚弱，回到家中，陈琮英给任弼时换上衣时，发现他背上被电烙铁烧了两个拳头大的窟窿，流着浓血。她抚摸着伤口，心疼得流下了眼泪。
可任弼时却劝慰妻子说：“别哭，应该高兴才是，我不是平安归来了吗！要坚强些。”这两个伤口直到出狱后三个月才愈合，而伤痕则一直留在任弼时的背上。出狱后，组织上想让任弼时休息一段时间，任弼时又说道：“在牢里已经休息够了，我现在需要的是工作。”
特殊的画馆
任弼时第二次出狱之后，组织上考虑他已两次被捕，如果再被抓去，可就难办了。看来，任弼时已不再适宜于继续在上海工作了，于是组织上决定派他到武汉去，担任长江局委员，兼任湖北省委书记和武汉市委书记。
1930年5月初，任弼时和陈琮英从上海乘船逆流而上，直奔武汉。任弼时对武汉三镇并不陌生。两年前，他曾在这里战斗和生活过。他在武昌小学的礼堂里，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他在武汉曾主持召开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作了报告。他曾在这里主持召开过团中央紧急会议，起草了《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他还在这里参加过党中央紧急会议，并在会上当面批评过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两年过去了，任弼时又再度来到故地，然而不是故地重游，而是重任在肩。
船逆水而上，任弼时站立在船的夹板上，思绪万千。陈琮英站在任弼时的身旁，看到任弼时沉思的面孔，知道他身上的担子很重，肯定是在思考到武汉如何开展工作的事，便悄声问道：“你在想什么？”
任弼时看着周围没有人，小声地对陈琮英说道：“我们在武汉工作艰难复杂，非常危险，应该小心才是。”
任弼时说得不错。此时的武汉，也和上海一样，处在白色恐怖之中。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组织机关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许多同志和组织失去了联系，着名的革命家夏明翰、向警予都先后在这里牺牲了。叛徒、特务的活动十分猖狂，大街小巷，到处张贴着捉拿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通缉令”，车站码头，随时可见鬼头鬼脑的特务出没。武汉三镇的革命形势处在低潮之中。对武汉三镇艰难复杂的革命斗争形势，任弼时和陈琮英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
1930年3月，蒋介石任命十三军军长夏斗寅为武汉警备司令。这个刽子手于4月5日屠杀了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毛春芳，秘书邓斌。接着，又逮捕了省互济会党团书记陈贯一等。血与火的考验在等待着共产党人。
轮船靠岸后，任弼时和陈琮英泰然自若地走上人声嘈杂的汉口码头。前来迎接的同志把他们领到中央军委长江秘密联络点--华中大药房，与当地组织取得联系。这家药店设在中山路，药店的主人叫贺诚，他后来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卫生部门的负责人。
省委的同志本来给任弼时和陈琮英在一个偏僻的小巷里找到了一个住处。但任弼时认为，那里倒不一定安全，还是钻到敌人鼻子下面去。在人多的地方找个住处，可能更便于隐蔽。这样，夫妇俩便在汉口租界内的闹市区，租赁了两间住房。
于是，法租界附近的一条热闹街上，出现了一家画像馆。任弼时的着装举止，俨然是一个画师。屋内墙上挂满大小不同的镜框，画的是各类人物的肖像，布置陈设，完全是一个画像馆的模样。任弼时以画像师的身分做掩护，着手开展工作。任弼时自幼喜好绘画。1924年1月，列宁去世时，他正在苏联东方大学读书。噩耗传来，他立即绘制了一幅列宁遗像，悬在中国班的追悼会上。在五卅运动中，他为刊物画了不少漫画。现在，在白色恐怖的武汉，他又以画师来掩护湖北省委书记的政治身分。一手丹青术，在他的身上发挥了多种功能！
这个画像馆是在楼下。房东很快发现，这个画像馆很奇怪，既不画像，也不挂牌子，好像根本不准备接待来画像的人，所以生意很冷淡。
事实上，任弼时哪有心思作画。这时，蒋阎冯中原大战的战火已逼近平汉铁路的驻马店、漯河一带，夏斗寅为了巩固后方，对共产党人的搜捕非常严密。敌人破坏我党团组织，屠杀共产党人，武昌、汉阳实行宵禁？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任弼时对工作一点都不放松。他经常到中山路党组织的秘密处所，向大家介绍国内外的革命形势，一起研究怎样尽快恢复党的组织，开展新的工作。当时，李立三领导的中央强令举行全国总暴动，确定南方由李富春负责，长江一带由任弼时负责，准备实现红军会师武汉。面对这样的指示，任弼时心情沉重，疑虑很多。他同来负责军事工作的关向应一起研究怎样对待中央的指示，要求大家对反动派决不让步，但也不要轻易举行罢工等斗争，要兢兢业业，埋头苦干；注意观察形势的变化，善于应付复杂险恶的环境，把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要依靠群众，团结大多数，顺利地开展工作。
任弼时十分紧张而忙碌着，几乎连吃饭和睡觉的时间也没有。因此，除了墙上挂的那些画像外，任弼时很少再作画。他画的一幅未完成的人像，一直放在桌子上。
每天，陈琮英都要扫去画面上的灰尘。有一天，房东又看到陈琮英在清扫，就忍不住地问：“为什么不挂出个招牌来？你们还怕招引顾客呀？”
“我们才学画，画得还不太好，想过一些时候再挂牌创号，免得先把坏名声传出去，影响以后的生意。”陈琮英机灵地做了解释，房东“哦”了一声，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几年来的秘密工作，锻炼了陈琮英。这位童工出身的农村姑娘，从自己丈夫身上学到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学到了大胆、沉着的工作作风，也学到了高度的警惕性。有足够的警惕，才有可靠的安全。因此，房东无意间说的话，引起了她的注意。等任弼时回家时，她就把房东的话和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陈琮英的话，引起了任弼时的沉思。他用手抚摸着那张未完成的人像画，想了很多很多。的确，形势越来越紧张，白色恐怖日益加剧，一些同志相继被捕，被杀害？近来，工作千头万绪，怎么把这一点给忽视了呢？他考虑了一会儿说：
“看来，如果长期不开业，就会引起特务暗探的注意，那咱们就把牌子挂出去吧。”陈琮英点了点头，但又提醒说：“如果真的来很多画像的人，怎么办？”“那你就大大地要价，他们就不会画了。”
就这样，画像馆的招牌正式挂出来。不出所料，前来画像的人还真不少，还有人来洽谈业务。
陈琮英一方面热情接待，一方面漫天要价，把来的人又一一打发走了。而任弼时则把全部身心投入了党的工作。就这样，不但党的组织很快恢复起来，而且有了新的发展。这个奇怪的画像馆，安然无恙地存在于敌人的眼皮底下。任弼时和陈琮英以“画像馆”作掩护，较好地完成了重建组织的任务。
1930年12月，中央决定将长江局的工作人员全部撤回。陈琮英和任弼时告别了武汉三镇，又回到了上海，准备接受新的任务。
被捕入狱
离开武汉时，陈琮英已怀有几个月的身孕，但是为了工作的需要，她依然拖着笨重的身体，长途跋涉。回到上海后，任弼时多么想腾出一点儿时间照料一下妻子，可是不久，夫妻再次分离。
1931年3月，任弼时受命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派赴中央苏区的代表团负责人。这年，任弼时27岁。对中央的这一决定，任弼时深感责任重大。
因为，自己长期在白区做城市工作，对农村工作特别是军事斗争没有实际的经验，另外，苏区工作复杂，必然面临许多旧的和新的问题，自己将面临严峻的考验。令他放心不下的是即将分娩的妻子。陈琮英本来可以和他一起去苏区，但是，她的预产期已经临近了，行动不方便，只好暂时留在上海，待分娩以后再成行。
离别的日子来到了。陈琮英为丈夫路途的安危担心。遥遥途程，关山重重，时时都有被抓被杀的危险。尽管如此，陈琮英仍强作欢颜，默默地为丈夫收拾着行李。她想多包上一些吃的用的，又怕带的东西太多，会成为路上的负担？
任弼时看着默默收拾行李的陈琮英，走过来，深情地握着妻子的手，看着她那蓄满泪水的眼睛说：“你又难过了吧？”陈琮英此时再也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了，她扑在丈夫的怀里，任泪水哗哗直流。
任弼时对妻子说：“我走了以后，困难和危险一定很多，你自己要注意保重身体，也要照顾好孩子。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记住，我们是共产党员。”
是啊，为了革命，他们又要分离。陈琮英忽然问道：“孩子生下来叫什么呢？你先给起个名字吧！”任弼时想了想说：“就叫‘远志’，怎么样？不论男孩子还是女孩子，都要有远大的志向。”
第二天一大早，任弼时悄悄离开了上海，离别了妻子。任弼时走后的第七天，陈琮英生了个女儿，按原来商量好的，名字叫远志。陈琮英苍白疲倦的脸上，荡起了幸福的笑容，做母亲的喜悦和自豪，充盈在她的心头。她望着女儿那红嫩嫩、毛绒绒的小脸蛋，心想，如果弼时在家的话，看见女儿，他会多高兴啊！为此，她精心照料看孩子，盼望着孩子快一点长大，盼望能早日带上孩子去见任弼时。她决心尽慈母之爱全力呵护女儿，不再让她有任何伤害。
然而，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这年4月中旬，负责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到达鄂豫皖苏区后返回时，在汉口被捕叛变。顾顺章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长期负责党的保卫工作，掌握许多党的机密。他的叛变，将给党中央带来严重的后果。幸而隐蔽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秘密党员钱壮飞，连夜派人从南京送信给在上海的党中央。周恩来临危不惧，指挥若定，内电式地在当天晚上布置搬迁机关，转移干部，销毁文件，改变活动方式，切断一切和顾顺章有关的社会关系，在敌人还来不及下手之前，作了周密安排，避免了一场最严重的破坏。
6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又在被敌人逮捕后叛变。因向忠发的出卖，产后刚满100天的陈琮英，怀抱着女儿远志入狱。后来，陈琮英回忆这件事时写道：
“当时党中央总书记是向忠发，组织上已发现向忠发平时交往人员复杂，特意将我安排到向忠发家住。在向家我住了约两三个月，因顾顺章叛变，组织上将向忠发转移他处居住(当时不知去何处)；同时将我与向的小老婆杨淑珍安排到一家新开的旅馆暂住。
记得在旅馆只住了几天，向忠发在一个晚上来到旅馆。来时说，只呆一会儿，但至夜12点，我去敲门催他走时，他说明早走，向忠发在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离开旅馆后，即被捕。
向忠发被捕当天，我和向的小老婆也同时被捕，被押到巡捕房。随后，张越霞与她当时的丈夫张纪恩(两人均为党中央某机关的工作人员--编者注)也被押到。我们当时互不相识，后知道都是因向忠发被捕叛变才被捕的。
我被捕当天，见到向忠发，见面时，当着敌人他对我说：你什么都可以讲，他们(指敌人)早知道了，你不要瞒。我当时抱着刚出生三个月的小女儿，装湖涂说：讲什么呀，我是农村来的，我什么也不知道。后来，我被押送龙华监狱。约半年经党营救才得出狱。
陈琮英被捕后，表现出一个革命者的坚强品质。任弼时和其他同志在狱中的英勇表现时时在鼓舞着陈琮英，无论敌人怎样威胁，她始终坚贞不屈，她甚至作好为革命献出生命的思想准备。
陈琮英母女俩被关在一间潮湿的女牢里。门紧紧地锁着，铁窗关得严严的，屋里光线非常阴暗，只有中午的时候，才能射进来少许阳光。吃的都是一些冷饭冷菜。正给孩子喂奶的陈琮英，是多么需要营养补养身体啊，尽管她看到那些饭菜就恶心得不想吃，但为了自己的身体，为了吃奶的孩子，她还是强忍着吃下去。由于缺少营养，奶水不足，孩子常常饿得哇哇直哭，每到这时，总会招来看守一顿凶恶的吼叫和谩骂。
监狱里已经有共产党的组织。同志们看到陈琮英带着孩子进来后，都极力保护她，对她说，你就装成刚从农村来的，不要让外边的人来看你，什么也不说。
一天，陈琮英母女俩被带进了审讯室。一个凶神恶煞的人大声喝问道：“你是干什么的？”陈琮英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刚从农村来的。”敌人单刀直入地问道：“你是不是共产党(员)？”陈琮英假装糊涂，立即用湖南话回答道：“什么当(党)不当(党)的？我家里什么东西都当(党)光啦！好几家当铺我都去过，你们要问那个当铺？”敌人一听大为光火，陈琮英见势使劲捏了一下孩子的脚，孩子哇哇大哭起来。敌人嫌吵得慌，就把她推了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