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一到莫斯科，就有不少兄弟党的同志向他提出了不少歪曲中国革命事实的问题。任弼时意识到，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实在是太多了，应该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介绍给各国同志，以取得共产国际和各兄弟党的理解和支持，他便起草了一份介绍中国革命全面情况的报告，这就是那份向共产国际递交的《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
任弼时的报告引起了季米特洛夫的重视。他召开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专门讨论了任弼时的报告。不久，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决议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正在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之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上，建立起国共两党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
季米特洛夫还把任弼时汇报的中国情况告诉斯大林，斯大林对此也十分重视。1938年十月革命节，斯大林在接见各兄弟党代表时，特地走到任弼时的面前，亲切而又热烈地握着任弼时的手说：“请代我向毛泽东同志问好，向伟大的中国人民问好！”
共产国际在政治上肯定中共政治路线正确的同时，又在组织上作出了关于支持毛泽东为中共的领袖的决策。季米特洛夫特别约请了王稼祥和任弼时进行了重要谈话，表达了这层意思。随后，共产国际还拨出30万美元嘱咐王稼祥转交中国共产党。
共产国际的决定和季米特洛夫的重要意见对于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解决王明的右倾错误提供了有利条件。
1938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这次会议基本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步调，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国的战略规划，使各项工作得到了迅速发展。
远在莫斯科的任弼时、陈琮英，听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消息，十分高兴。他们深知中共这一政治成果的取得，是以季米特洛夫为首的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有力支持分不开的。
“请大家把酒杯举起来！”
季米特洛夫用洪亮的声音说着，周恩来、任弼时、邓颖超、陈琮英微笑着，站起来举起酒杯。
季米特洛夫用俄文说：“你们回去，请代我向毛泽东同志，向朱德同志致敬！”
任弼时用俄文说：“请放心，我们一定会转达。”
季米特洛夫又说：“请代我和共产国际的其他同志，问候你们国家那些战斗在前方和后方的抗日战士！”
任弼时说：“我们一定转达。”
季米特洛夫最后说：“我相信，中国革命胜利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不远了！”
这鼓舞人心的说语使大家异常兴奋，人们干尽了杯中的酒？
这时，天上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夜幕已经降临，望着莫斯科迷人的夜色，大家心里感到很不平静。
周恩来、任弼时、邓颖超、陈琮英和季米特洛夫告别。他们久久地握手、拥抱，一再说希望再有机会见面。
别了，莫斯科！
1940年2月25日，陈琮英随同周恩来、任弼时等告别了生活、工作了近两年的莫斯科，乘火车回到了延安。
他们一行到延安后，受到党和群众的隆重欢迎。一别两年，同志相见，分外亲热。这天傍晚，延安北门外杨家岭的大操场上，数千群众集会，载歌载舞，欢迎从莫斯科归来的周恩来、任弼时、邓颖超、蔡畅和陈琮英等。在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等和刚从重庆回延安的博古都出席了欢迎会。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致欢迎辞后，周恩来、任弼时等向欢迎群众讲了话。接着，由女子大学的学员表演了集体舞。这时，薄暮降临，会场四周燃起了篝火，大操场上火光熊熊，舞影翩翩，春风吹开的延河里，流水淙淙，山城延安沐浴在一派春意中。
母女团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边区，边区军民奔走相告，以各种方式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全中国，神州大地沸腾了，到处是欢乐的人群，到处是欢乐的歌声，人们沉浸在一片欢乐喜庆的气氛中。
1946年的春天，正是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季节，大地充满了盎然春意，到处呈现出无限生机。
任弼时和陈琮英的两个女儿远志和远征姐妹俩在地方组织的护送下，趁黑夜悄悄地离开湖南省湘阴县的唐家桥，辗转向延安奔去。
远志和远征姐妹俩听说要接她们到延安去找爸爸妈妈，心情非常激动。特别是远志，生下不久就被送到老家，长到15岁了还没有见过爸爸，爸爸和妈妈长得啥模样她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以前，她看见别的孩子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心里十分羡慕，现在她很快就要回到爸爸妈妈身边，见到自己朝思暮想的爸爸妈妈了，心里怎能不高兴呢？
一路上，姐妹俩非常高兴，不停地向熟人打听爸爸妈妈的情况。有人对她们说：“你们的爸爸是一个担负很高领导职务的大干部，是个外表严肃，实际很和蔼的人，戴眼镜，留着小胡子。你们的妈妈是个小巧玲珑的人，到了延安，你们看到哪个女同志又矮又瘦，就喊她妈妈，准没错。”
一席话，说得姐妹们直点头。
眼看着女儿很快就要来到身边，任弼时和陈琮英心里都很高兴。任弼时打算亲自去机场迎接女儿。可就在远志、远征姐妹俩抵达延安的前一天，任弼时却有要事在身。
那天晚上，在延安那座黄土窑洞中，任弼时和陈琮英怎么也睡不着。陈琮英问任弼时“明天你真的不能去接远志、远征吗？”
任弼时披衣坐起身，说，“我可真想去接女儿，但太不凑巧了。明天从新疆监狱中出来的一批同志要回到延安。他们受了敌人很多的摧残和折磨，表现得坚贞不屈，一路上受尽旅途颠簸之苦，中央决定我和朱德总司令去接他们。琮英，你就一个人去吧，反正孩子们这次来了就不走了，今后在一起的日子长着呢。”
1946年7月11日，是一个晴朗的日子，难得的好天气。蓝蓝的天空，飘着几朵棉絮似的白云，灿烂的阳光，照在远山近梁上，分外明亮。陈琮英早早来到了延安机场，焦急地望着天空。此时此刻，她的心早已飞上了蓝天，希望早点看见思念已久的女儿。
正在这时，从天际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只见碧空中一架银鹰正在向地面降落。不一会飞机对准跑道，着陆了。陈琮英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她两道目光紧盯着飞机，生怕它再飞走了似的。飞机稳稳地停在停机坪上，只见舱门打开，人群陆续从悬梯上走了下来。当陈琮英看见两个小女孩一前一后走下飞机悬梯时，赶紧走上前去，一把拉住孩子们的手，把两个孩子拥在怀里，嘴里不住地说：“远志！远征！妈妈可想死你们了！”
两姐妹听到这亲切的呼唤声，感觉像在做梦一样，她们终于见到了母亲！姐妹俩的嘴里也不停地叫着：“妈妈！妈妈！”
远志和远征俩把目光从妈妈身上移开，向四处张望，她们想看看自己的爸爸来了没有，长得啥模样。陈琮英看出了女儿们的心思，亲切地对姐妹俩说：“你爸爸去接从新疆回来的叔叔阿姨们了。他可想你们呢，咱们快回家吧。”
母女三人边走边说，边走边笑，步履轻快地朝家走去。当她们走到新市场的时候，只见一辆吉普车嗄然一声迎面停了下来，从车上走下一个蓄着小胡子的人，微笑着朝她们这儿走来。远志、远征姐妹俩正在猜想来人是谁时，就听到了妈妈的声音：“快叫爸爸！他就是你们的爸爸！”
陈琮英的话音还没落，任弼时已经来到了远志、远征面前，哈啥笑着说：“这就是我的女儿吗？长这么大了！快叫爸爸呀！”
远志、远征是多么想喊爸爸呀，可真见到爸爸时，却叫不出口。姐妹俩依偎着站在爸爸的身边，低着头，不好意思地看着脚尖，但心里却激荡着幸福的暖流。还是远志稍大一点，她抬起头，望着爸爸，甜甜地叫了一声：“爸爸！”远征也跟着叫了一声：“爸爸！”任弼时将姐妹俩搂在怀里，亲了亲女儿的脸蛋。这是多么动人的场面啊！
任弼时非常喜欢孩子，女儿的到来无疑增添了天伦之乐。工作之余，他尽量抽出时间来陪两个女儿，并向女儿打听故乡的情况，询问女儿一路上是怎么过来的。当姐妹俩说到她们的祖母去世的情景时，任弼时的眼睛里蓄满了泪水，停了老大一会才声调沉重地说：“她老人家受了一辈子苦，没有过什么好日子就离开了我们。”
陈琮英知道任弼时工作格外忙碌，能抽出时间和孩子们呆在一起，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久，远志和远征姐妹俩就被送到延安中学去读书。学校离家不算太远，仅10来分钟的路程。陈琮英想让孩子们回家吃饭，住在家里，但任弼时不同意。他说：“还是让她们住在学校里好，可以受到锻炼，学会独立生活。”就这样，姐妹俩便吃住在学校，一个星期回家一次。由于姐妹俩刚从南方来，水土不服，生活不习惯，在学校里没几天，远志就生病了。学校向家长通报了病情，但任弼时并没有去把远志接回家，相反也不让陈琮英和其他人去接。直到星期日，远志才回到家中，当任弼时看到女儿瘦得不成样子时，心疼地说：“我还以为你是吃不了苦呢，没想到真的病了。”
任弼时把远志留在家中休养了几天，待病稍好些后，便又催促远志住到学校去，并嘱咐说：“要锻炼吃苦，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能为人民做事情。”
转眼间中秋节到了。中秋节是中国人民的传统节日，这一天，任弼时早早回到家中，陈琮英也准备好了丰盛的饭菜。一家人其乐融融，共同欢庆这一美好的节日。
看见任弼时和孩子们逗笑欢乐的样子，陈琮英备受感染。但她此时此刻想起了生死未卜的湘赣，想起了远在莫斯科的女儿远芳。在风雨如晦的战争年代里，妻离子散，骨肉分离的情形比比皆是，不足为奇。月能圆，人难团圆，陈琮英只能在心里祝福自己的子女一生平安了。
转战陕北
1947年3月，蒋介石调动26万兵力、100多架飞机，由胡宗南担任主攻，向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重点进攻。当时，我军只有3万兵力守备陕甘宁边区，敌我力量悬殊，形势非常严峻。
中央书记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撤离延安。
把敌人引进陕甘宁，利用有利的地形和良好的群众条件，寻找战机歼灭之。
为了安排中央机关5000多干部转移，使中央机关工作能正常运转，中央机关上上下下都已行动起来，为撤离延安做准备。延安各机关清理文件档案，埋藏重要物资，疏散老弱妇孺。延安人民坚壁清野，当胡宗南进入延安时，延安已是一座空城。
任弼时根据中央的决定留在了延安。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任弼时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全党最受爱戴的五书记之一。可是他身体不好，这就不能不令转移出去的陈琮英常挂在心头，她极力想象着任弼时和毛泽东、周恩来艰苦而忙碌的转战生活。几个月来，她听到了任弼时随毛泽东和周恩来安全撤离延安的消息，听到了清化砭、平马河、蟠龙镇大捷的消息，这使她非常高兴。她知道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是英明的，全军广大将士是英勇善战的，人民众志成城，这令她放心。
唯一使她担心的是任弼时的身体能否适应这紧张的转战生活。
其实，任弼时的工作比陈琮英想象的还要忙碌，而身体则比她想象的还要差。
中央机关留在陕北的工作人员按军事编制组成中央纵队，由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为政治委员。毛泽东诙谐地说：“你们负责组织一个政府，管理我们800人这个国家，你们必须把这个‘国家’管好。”这以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中央纵队同敌人来回周旋，跋山涉水，沐雨栉风，一年之内行踪遍于陕北的12个县。身患高血压病的任弼时，一面夜以继日地参与指挥全国战争，一面负责中央纵队的行军居宿、敌情侦察、安全警戒和思想教育等等艰巨复杂的工作。陈琮英怎么能想得到，在雷雨倾盆的漆黑夜晚，任弼时还和战士们一起抬木板，捆绳子，紧急架设浮桥呢？
1947年1月，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共产党员刘胡兰，在敌人的铡刀下大义凛然，慷慨赴死。
在听了慰问团的同志汇报烈士的事迹之后，任弼时激动地说：“这是对全党、全军、全体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的一个很好的教育材料，我要向毛主席报告，要大力宣传。”第二天，毛泽东挥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一个向刘胡兰学习的热潮顿时掀起，解放区军民化悲痛为力量，迸发出同仇敌忾、英勇奋战的强大精神力量。
敌人的进攻使陈琮英再次经受家庭离散之苦。
陈琮英带着小儿子远远先期来到晋西北的一个小山村，远志和远征跟着学校也从延安转移出来。
本来一些同志考虑到她们年岁小，随学校行军有困难，建议让姐妹俩跟着陈琮英一起走。任弼时不同意。大家想说服他，他说：“还是让她们锻炼一下好，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养成革命的娇子。”陈琮英也叮嘱她们听爸爸的话，多加小心。
按照父母的意见，远志和远征打起背包和同学们一起出发了。一次过河，远志扭了脚，右脚趾骨跌伤了，不能走路，疼痛难忍。由于行走不便，她在夜里掉队了，夜色沉沉，举目无人，16岁的远志鼓足勇气追赶着远去的队伍。
当她爬上一座山时，忽然心里一震，前面不远处有个人缓慢地走过来，是自己人还是敌人？
只见来人手里拿着一件东西，不知是手枪还是手榴弹。远志望了望身边的悬崖，“如果真是敌人就和他拼了，万不得已就跳下崖？”相距只有几步远了，远志大喝一声：“你是谁？！”来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喝问镇住了，但一听是女孩子的声音，立刻认出了她：“你是远志！？”
来人是医院的管理员，他收起手榴弹，带着远志追赶队伍去了。
中央纵队到王家湾后，远志和远征就被送到了父亲身边。当时，任弼时住在半截窑洞里，地方不大，增加了两个人，就只好把她们的铺位安置在放杂物的土台上。毛泽东、周恩来就在隔壁窑洞里办公，姐妹俩很懂事，轻手轻脚，从不打闹。
此时，远在外地的陈琮英时时惦记着她们，任弼时非常理解陈琮英的心情，一有机会便捎信给陈琮英。有一次，他电请邓颖超转告陈琮英，“我和远志、远征等都很好，因敌进绥德，她们暂仍随我行动。”
远志曾撰文回忆了她和任弼时转战陕北的情景。文中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