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对第二次国共合作，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因此荆当远中心县委一成立，就分成了公开和秘密两套互相不关联的机构和班子。县委是流动的，县委成员分散各地，不设机关，定期定点碰头。他们不搞党员登记名册，也不向上级报送党员名单，所有党员的情况全都牢记心间。但是这样一来，作为集公开秘密领导于一身的曾志(只有她一人是县委书记兼饭店老板)，需要拿出她的全部聪明才智。曾志不仅要在军民合作事业的公开场合和国民党的上层人士中应付，还要到所辖的三个县的广大农村和党的秘密据点上去摸情况和布置工作。她不能老呆在荆门，也不能离得太久，否则会引起怀疑。她采取了勤走、短住的办法，下乡呆两三天，再赶回荆门住两三天，就像个车轮似的，时而去当阳，时而去南漳，时而去东区北区，时而又去襄樊、钟祥和宜昌，真是神出鬼没！那时没有什么公共汽车，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两条腿，她简直是个神行太保，日行百里是家常便饭。如果有急事，不管是下雨还是飘雪，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都挡不住这位行迹匆匆的年轻妇女。有一次由荆门去当阳，大雨倾盆，公路翻浆，一脚踩下去两窝黄泥，只好赤着脚走。砂石硌得脚掌钻心般痛。由当阳折回，依然是冷雨霏霏，只好继续光脚走，好不容易走到一家不大的店铺，又饿又累，见鸡蛋挺便宜，一毛钱可买六七个，再想想今天正好过生日，索性阔气一次！她要了8个荷包蛋，全部吃光，另外还吃掉了两碗饭和一碟青菜。老板娘收碗时，笑着说：“你这个女学生可真能吃啊！”
其实，累点倒没有什么，而恐怖和危险，才是最大的考验。有次她独自去南区，穿一件旗袍，外罩一件绿大衣，十足一位城市时髦女郎。但是这一路太可怕了，她碰到了六七具尸体，有趴着的、有仰着的、有龇牙咧嘴的、有血肉模糊的，还有一具大腿撕裂扔在一旁的，恶臭熏天。曾志并不怕这些尸体，她怕的是国民党的散兵游卒。
他们到处抢劫，如果遇到他们，就危险了。好在这几里路程，平安无事。
还有一次，她一身泥泞地回到荆门，不巧碰上三十三集团军的一位熟人，他惊讶地说：“曾霞女士，下雨天还出门啊？真是不辞劳苦呀！”曾志道：“我也要向你们军队那样锻炼一下自己嘛！”
这事很快就让集团军的上层人物知道了。一天，某位副官长见到曾志，阴阳怪气地说：“有人看见你下雨天还在泥泞的公路上走，真是勇敢、热情可嘉啊！”曾志提高了警惕，为了掩护她的秘密农村工作，从此后，她天蒙蒙亮就走，天黑了才回来，尽量不让军队上的人发现她这个老板娘居然常在乡下跑。
曾志不仅要频繁往各地跑，还要经常回荆门露露脸，给人以她一直是规规矩矩守在饭店的印象。跑乡下不过是累累腿，而应付那些刁钻的国民党上层军官，才是真正的斗智斗勇。
有一次，她不得不去拜访三十三集团军的政治部主任韦永成。韦永成说：“我们广西待客的规矩是来了一般人叫请客，来了贵客叫请上座，一般客人叫泡茶，贵客来了才叫泡好茶。今天你是贵客，因此请上座，泡好茶。”说得全屋人哈哈大笑。这位韦主任和手下的一班人拼命劝她喝酒，甚至有些硬灌了。曾志很清楚他们如此“热情”的企图是将她灌醉后，好套她的话。曾志暗暗告诫自己：“这是肉搏战，一定要清醒，决不能醉！
虽然被他们一伙灌了五六大杯白酒，却还很清醒，而那个前来“陪客”的谢副主任反倒喝得醉倒在地上大吐了一顿，又喝了些醋，才算缓过点劲来。
有一天，三十三集团军李文田副军长出面设宴招待曾志，以感谢她在军队运粮之事上予以的帮助。席中还有参谋长、佩剑将军(特秘号党员)张克侠，副官长王××、陶新瘿等。李文田向曾志问长问短，好不殷勤！当说起战争形势时，曾志这位湘女侃侃而谈，说得头头是道。李文田等很是惊讶。李某突然问道：“你是共产党员吧？只有共产党才能像你们这样能干。”曾志镇静地说：“共产党员么？我还真不够格呢？”她周旋自如，使对手纵有感觉也抓不住什么把柄。
虚惊一场
1939年，国民党故伎重演，又搞起“安内攘外”那一套，并且正式向第五战区下达了限制共产党员活动的禁令。
中共襄樊鄂西北区党委决定：荆当远公开场合的活动一律停止，转入农村。因曾志目标太大，无法继续在荆当远活动，组织决定曾志去延安学习。可是她不愿意这样不声不响地撤离，非要在去延安前设法麻痹一下国民党那帮政工人员，做一次撤退前的进攻。
曾志第一个动作是，先去看望因背上长疮住院的李文田副军长。在那里，曾志做出一副无限委屈的样子，忿忿然地发泄了一通：“我们是热血青年，抗日救亡有什么罪？陶新瘿主任如此对待我们，实在想不通。中国天下之大，哪里不能救亡？为什么非要在这里受侮辱！所以我决定离开。”李文田装出一副痛惜的样子：“可惜呀可惜！那么你到哪里去呢？你们的饭店呢？”曾志仍气呼呼地说：“我走我的，饭店听其自然吧！我要先回湖南老家去看看。”李文田赶快说：“唉，离开也好。那帮政治部的人总怀疑你是共产党员。”
曾志的第二个动作，是向兵站站长辞别。她慷慨激昂地说：“饭店可以封，但封不住我们的心。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到哪儿不能抗战？我现在就准备先回湖南去。”她放了几颗烟幕弹，为的是转移国民党的注意力，以便掩护荆门地区的同志安全转入农村。
打完这场掩护仗后，曾志就从水路坐船去平林店，准备在此等候陶铸的消息。一日，她正在船头坐着，见后面来了一只载有两名国民党尉官的小船。曾志故意掏出一个小本子，在上面划来划去，小本上还有一些购物帐目。那两个军官上了船，站在她身后，可她连头也不抬一下。“你写什么呢？”尉官终于发问了，曾志这才抬头一笑，递过去本子，说：“抄一些诗玩玩，请多加指教！”
尉官翻了下本子，又看了一下她胸前挂的棉业改进所的牌子，没敢再盘问，毕恭毕敬地说：“你真有学问！我们还以为你在画地形图呢，误会，对不起！”
二十二集团军特工队的通讯站设在平林，这个通讯站是我们党的郑绍文领导的，从站长到工作人员几乎都是自己人，实际上是共产党的交通联络站。由于二十二集团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共产党渗透的力量比较强大，因此有些同志没树立起严格的保密观念。地委组织部长的妻子住在联络站，有一次组织部长唐××来看妻子，竟将挂包随意挂在住房墙上，结果出了事。在曾志到达平林店后的第二天清早，便衣特务来到通讯站，命令站长和唐××到枣阳军部走一趟，而把曾志和组织部长的妻子送到一个高级参谋家里看管。这位高参表面上很客气，跟曾志和她们东拉西扯的，装出一副共产主义同情者的样子，实际上他是想套出她们的真实身分来。曾志为了应付他们，说冯珍是北平流亡大学生，而自己是福州学院的学生，祖父是福州的盐商？曾志对福州的情况了如指掌，又讲得一口道地的福州话，使那位高参看不出任何破绽。
第二天，唐××及站长竟安然无恙地回来了，曾志她们当然也没有事了。唐说，他们到枣阳后，起先是上面没人理睬，下面个个都板起面孔，连晚饭也没让吃。到晚上10点来钟，突然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一个副官很客气地说：“抱歉，抱歉！你们站的公章和证书都是我们颁发的，下面人不了解情况，误会，误会！”后来，地委书记顾大椿分析，一定是党的地下工作者利用二十二集团军司令孙震和蒋介石的矛盾，从中斡旋，才把他们放了出来。可这位不知名的同志又是谁呢？
1973年春，曾志住在中组部招待所，宁夏统战部长胡春甫也刚好住在这里。两人闲聊，说起平林这件事，才搞清事情真相。原来是这样的：便衣特务翻看了唐××挂在那里的挎包，里面有封写给鄂中党委负责人杨学成的信，因而暴露了共产党员的身分。平林店特务打给司令部的电话，刚好是胡春甫接的，他没有立即上报，而是与其他地下党的同志相商，如何将此事敷衍过去。他们想出一条理由，即通讯站的公章证件都是司令部颁发的，若宣扬出去，那些嫡系部队就会以二十二集团军与共产党勾结为由，更多地非难孙震，不如将此事遮掩下来，不了了之算了。这一招还真灵，二十二集团军以“家丑不好外扬”为由，将他们都放了。真是让人虚惊一场啊！
延安重逢毛泽东
曾志到华中局转完介绍信，向革命圣地延安奔去。一到延安，她就趴在招待所的炕上给毛泽东写了封信：
毛主席啊，自从1932年漳州别离后，我就常常想，时时盼，希望能再见到您。1936年我就想来延安，想回到您的身边。今天我已来到延安，我多么期待见到您啊！
过了两天，曾志收到毛泽东的亲笔回信，信中写道：曾志同志，接到你的信，实是高兴，你明天就来我这里。我让中组部派人接你来。
第二天中午，曾志随中组部派来的人来到杨家岭叶子龙的窑洞，没多一会儿，毛泽东走进来，紧紧握着曾志的手说：“你来了，很好！”然后领曾志来到自己住的窑洞，窑洞里摆着一张桌子，一个书架，几把椅子，还有个吃饭用的四方小矮桌，除此以外什么都没有了。毛泽东亲切地说：“这几年白区有人来延安，我都注意打听你们的消息。潘汉年来时，我还专门问他知不知道蔡协民和曾志？可是都不知道你们的消息。今天见到你，好高兴！你们这几年里在哪里？蔡协民呢？你们还在一起吗？”
曾志向兄长般的毛泽东倾述了自从1932年漳州离别后的情况，谈到蔡协民的光荣牺牲和她与陶铸的结合等。毛泽东问她来延安后工作上有什么考虑没有？曾志说想进马列主义学院学习。以往长期在白区工作，没有系统学习的机会和条件。
毛泽东点点头说，很好，很好，你已经有了实际工作经验，把经验好好总结一下才能真正提高自己。实践，经验总结，再上升到理论，这种学习方式很需要。曾志说打算坐下来学一年，毛泽东说学理论一年不够，最好学习三年，至少也要学两年。学马列一定要精通它，要学会运用，要用心精读马列主义的经典着作。毛泽东用手指了一下书架，说：“我这里有马列理论书籍，你随时可以来取去阅读。”曾志全神贯注地聆听着领袖的教诲，生怕漏过一字一句，不觉天色渐黑，已到了开晚饭的时候。毛泽东留曾志共进晚餐，晚饭是炒白菜、土豆和一盘豆芽。毛泽东的生活原来是这样俭朴。
告别时，毛泽东说：“以后，星期天你就来我这里吃饭。”曾志天真地随口问：“来吃一顿好的？”毛泽东愣了一下，然后笑着说：“嗯，吃好的！”曾志顿时觉得自己这话太荒唐了。她真后悔不该尽想吃好的，应该努力进取呀！曾志惭愧得脸都红了。
宝塔山下的新生活
曾志在延河水畔、宝塔山下开始了新的学习和生活。
刚跨进马列主义学院大门时，曾志觉得比行军打仗还要苦。她16岁从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后，十几年来是第一次走进学堂，已经不习惯静坐，不习惯学习，不习惯思考，一打开书本就想打瞌睡，一上课脑子就开小差。这时她才深刻体会到，为什么毛泽东说学马列要用三年时间。可是她还是相当用功和刻苦的，一遍记不住，就看第二遍、第三遍；光看印象不深，就用抄写摘要的办法加深记忆。三个月后，她终于静下心来，孜孜不倦地从书本上汲取丰富的革命理论，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更加成熟和全面的革命者。
1940年春天，陶铸作为鄂中选出的七大代表，也来到延安，与曾志团聚。一年后，又有了一个女孩，他们终于有了个家。每当星期天，他们就到延安最繁华的地方--大砭沟去吃“三不沾”(即鸡蛋、油和糖的混合物)。当时在延安，毛泽东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边区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曾志也投身于这一运动之中，利用课余时间纺线、织毛衣、缝衣裤等，上交公家后，个人也有所得。曾志觉得在延安，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让人觉得满足、舒畅。
1942年，曾志到中央党校学习。在2月1日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全校各支部，都在党风、文风和学风上，开展同志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家情绪高涨，整顿“三风”的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在延安，曾志参加了伟大的延安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再次赢得了人们的尊敬，被选为党的七大的候补代表。
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作了极为振奋人心的政治报告，中央领导同志还在干部大会上向受了委屈的同志表示歉意。许多在整风运动中挨过整的同志，心中的怨气一扫而空，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七大后，陶铸等一批干部要到湘粤桂沦陷区去开展敌后游击战，中央决定女同志和家属一律不随队伍南下。曾志给毛泽东写信要求跟去，她的请求被批准了。但是，这又意味着要离别女儿。
女儿亮亮已经4岁。曾志早早地就开始给她灌输“爸爸妈妈要出远门了”，以免一旦离别，孩子幼小的心灵受到刺激。曾志又请求照看女儿的杨叔叔：把亮亮当作自己的女儿，万一他们回不来，就把亮亮抚养成人。是的，这一去关山万里，路途迢迢，战争是那么残酷，环境是那么艰苦，一切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1945年6月的一天，南下的队伍要启程了，大家到延河边为陶铸、曾志送行，杨叔叔抱着亮亮也来了。当看到爸爸妈妈骑上战马时，亮亮的小脸立刻流露出惊慌，她撇着小嘴眼泪汪汪的，可妈妈早就说过：到时不许哭！因而她使劲忍着不敢哭出来。见到小女儿这副难受的样儿，曾志的心如刀割，走出好几里仍泪如泉涌。自己是个女人，已经35岁了。自己有过4个孩子，前3个已经没有了。自己已经做过绝育手术，这是最后一个孩子，以后还能不能再见面呢？想到这些，曾志不禁柔肠寸断。然而为了革命事业，她只能抛舍儿女情长。
铁西区的残酷斗争
陶铸和曾志原本准备从大西北到我国的最南端去开展游击战争。行至半途，就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中央命令他们改去东北。
他们日夜兼程到达沈阳，在东北开展新的斗争。陶铸任辽宁省委书记，曾志负责沈阳市铁西区委的工作。当时，虽然日本投降了，可是，由伪警察组成的国民党地下军仍很猖狂，常常暗杀共产党干部。为防万一，曾志找了件黑棉袍，穿着与当地妇女一样，在铁西区开展工作不会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