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庭长穿戴好后，咳嗽了几声，二话没说拿起卷宗就和赵法警坐在了四面透风的机动三轮车上，消失在漫天风雪中。我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眼睛有点模糊了，他们那种执著的、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感染了我。
一、扛米北上
1989年12月13日上午，瑟瑟的北风依然席卷着江南大地，法院一楼的办公室还是那么阴冷潮湿、寒气逼人。十点多钟，头发花白的姜庭长来到了我的面前：“快回家收拾东西，下午三点的火车去河北桃县！”
这么急？才十几个月大的儿子怎么办？我有点不知所措。
带儿子的保姆因病在前几天刚回去，现在临时找一位婆婆带着，上班前送去，下班后接回来。这次出差要处理三个案件，最快也要十天半月。年底是法院最忙的时候，我的律师丈夫也整天忙着出庭，我这一走，他一个大男人既要忙工作又要带孩子，能行吗？孩子还太小，怎能长时间离开我？
我心里明白，要不是案件情况紧急，要不是年底工作忙实在抽不出人手，庭长不会派我出这趟差，而且是我这个经济庭的书记员与执行庭的林庭长和赵法警一起出差。
这次的三个案件是同一原告，被告全部在河北桃县，都是欠原告的染缸货款。其中两件是去年被告拒不到庭的情况下，我院法官赶赴河北，在被告厂里调解结案的。在调解后的一年多来，被告分文未付，原告业务员多次不远千里上门要求被告按照调解协议付款，可厂门都进不去。就在两个月前，林庭长带着书记员与原告厂长亲赴河北，仅执行到1?900元。另一被告却扬言：要是再来，打断你们的腿！被告气焰很是嚣张。
为了节约原告去河北的开支，今天上午又一并受理了原告另一起案件，听说被告早已杳无音讯。
在这年底急需付工人工资的关键时刻原告收不到一分钱，原告厂长怎能不急？
我别无选择，只能把儿子交给丈夫了。
电话告诉了丈夫，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背起包就直奔孩子而去。
推开婆婆家的门，我将儿子紧紧地抱在怀里，亲吻着他的小脸蛋，心里酸酸的不是滋味。
我的突然到来，使儿子高兴得搂着我的脖子不放，他“妈妈”“妈妈”叫个不停。亲热过后儿子转身向婆婆挥挥小手说：“婆婆再见！”然后就急着要我抱他回家。
儿子根本没有发现我的情绪变化，误以为我是来领他回家了。我告诉他：妈妈还要上班，还不能回家。这下他不干了，哭着闹着要回家。他这一哭，把我本来就愧疚柔软的心更是哭碎了。我一边哄着他，一边给他讲：“妈妈要上班才能买好吃的……”
他根本不予理睬，就是要回家！
该是去火车站的时候了。可儿子还是哭着搂住我的脖子不放。我的眼睛模糊了，哪怕多待一分钟也好呀！
时间提醒我不能再停留，我只能狠心地把儿子往婆婆怀里一放，对她说：“婆婆，辛苦你了！”
顷刻间，儿子用力扭动着身体、张开双臂，声嘶力竭地叫着“妈妈……妈妈……”哭喊着向我扑来。
我的泪水潸然而下，冲出了婆婆家的大门，不敢回头，一口气朝楼下跑去，把儿子的哭叫声甩在了身后。
我急急地赶到常州火车站，刚站定就远远看见穿着和我一样棉大衣、戴着棉帽子的林庭长与穿着棕色仿皮夹克衫的赵法警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朝车站大门走来。
林庭长四十岁刚出头，浓眉圆眼，饱满的脸上络腮胡子密密麻麻，一米七的个子显得很壮实。他是部队营级干部，1982年转业到法院。
赵法警三十岁左右，也是复员军人。他的个子与林庭长差不多，但人明显瘦小。
年底这么忙的时候，执行庭长放下庭里的工作，亲自带队北上，足见对案件的重视。他们两人还各自带了一支防身手枪。赵法警在拿行李的时候，枪壳几次从他的夹克衫下端露出，都被他及时藏好。
没多久，车站广场上原告单位的两位科长摇摇晃晃地在人群中出现了，他俩抬着一包很重的行李，吃力地朝我们走来，另一位供销员提着几个行李大包紧随其后。
来到跟前才知道是一袋上百斤重的大米。看着气喘吁吁的两位科长，我有点纳闷，出差还带这些米干吗呢？是送人还是自己吃？虽说我们现在每月的口粮还是按计划发放粮票，可改革开放以来，粮食已不紧张，我们完全可以买到定粮以外的“黑市米”了，无非是贵一点而已。
好奇心驱使我问那三十多岁长得挺结实的矮个子刘科长，他瞪着大大的眼睛与林庭长对视了一下，神秘兮兮地笑而不答。与其完全不同的是财务科长钱家福，一米八的个头，皮肤白皙，文质彬彬，言语不多，像是个文弱书生。他们三人中，就薛民涛年龄最大，四十五岁左右，四方脸，胖墩墩的身材，沉默寡言，显得心事重重。因为河北桃县几十万元的欠款都是他的客户，合同均由他签订。厂长可没少批评他，这次厂长已下了决心，要是收款再不理想，影响了年底工人的工资，那么，他这个供销员是否还能继续留在厂里，就很难说了。
没多久，开始检票了，本来就不大的车站里一片混乱，人潮像是决堤的河水，向检票口涌去。这就苦了一高一矮的两位科长，他们两人双手抓着米袋，被汹涌的人流挤得左摆右晃难以前行。我们几个人背着行李经过一番艰难的挣扎才通过了检票口，可他们两个却还在拥挤的人流中。
终于看到他们涨红了脸歪歪扭扭地拥出了检票口。
火车徐徐开来，刚有点平静的站台上又一次忙乱了起来。大家都拎着大包小包拼命地往车上挤。按理说我们是卧铺车厢，人人都有铺位，用不着这样拼命，可大家你拥我挤各不相让。眼看着两位科长又被人挤得上不去，这车厢门实在太窄、台阶实在太高，要是上不来怎么办？直到最后，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挤上了车厢。刚上车，火车就缓缓地在轨道上滑行了。
真是好险！我为他们急得心怦怦直跳。找到铺位，安顿好这袋大米，他俩的神情似乎是刚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似的，头上冒着热气在微笑着。真是不可思议！
在我们全神贯注于这袋大米的时候，火车已悄然离开了常州站，向我们的目的地驶去。
火车在原野上奔驰了将近一天一夜，到第二天中午，我们在河北沧州换乘了长途汽车奔向桃县。一路上最辛苦的就数扛着这袋大米的两位科长，下火车，上汽车，他们像宝贝似的伺候着它。
我们换乘的长途汽车在高高低低的华北平原上行驶着，公路旁稀疏的白杨树挺着光溜溜的腰杆在静静地向我们车身后移去，光秃秃的一望无边的黄土地，显得那样的寂静。看着这空旷的几乎可以用荒凉来形容的原野，我突然觉得，这里没有村庄、没有工厂，到这样的地方来办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太阳悄悄地向西边的地平线靠近，极目之处的晚霞映衬着空旷的原野更加静谧、更加莫测。
“前面就是桃县县城了。”突然，刘科长朝着窗外遥指着前方嚷嚷着。
顺着手指的方向，我们看到在茫茫原野的中央出现了星星点点的房子，好像是大海中的一座孤岛，在安静地等待着我们的到来。
汽车在城南百余米外的路边土场上停了下来，场边是两间简陋的土坯矮房子，车站周围还是看久了的黄土地。走出车外，寒风吹来，真的好冷！脚本来就冻得有点麻木，这时我趔趄的身子不由自主地打着哆嗦。
放眼看去，暮色苍茫中，北面百米外高低参差的矮平房大都是用土墙垒起，灰蒙蒙的一片，只有那家家户户房顶上的袅袅炊烟，在这严寒中有几分活力，但也增添了几分神秘。
城里空荡荡的看不到行人。街不像街，路也不像路，街道两旁看不到商店，也看不到几间瓦房，没有一点绿色，更没有路灯，街道的土墙上随处可见张贴的花花绿绿的海报，显得乱七八糟。
这就是县城？说是小镇都有点夸大。尽管来之前我有思想准备，但现在看到如此情景，还是有点惊讶，还有十几天就要进入90年代了，这里居然还是这般模样。
薛民涛边走边介绍说：“我们住的招待所，是这里最好的旅店。”
我们拎着行李在这狭窄的街道上由东向西走着，两位科长扛着沉甸甸的大米紧随其后吃力地走走停停。到了招待所门前，这才知道，坐落在十字路口的招待所的确是这附近唯一的一幢二层平顶楼房。它坐北朝南，门前依然是坑洼不平的黄土街道，南北是一条窄窄的巷子，东边与北边到处可见用黄泥巴垒起的大同小异的土坯房民居，南边沿街一排矮房子后面是一片原野，斜对面十字街口的百货公司也不过是几间低矮的平房，招待所向西二三十米处就是天地相连的黄土地了。我不得不承认，这四五间朝南的用水泥粉刷的灰乎乎的招待所在这县城“最繁华”的地段的确是鹤立鸡群了。
一进屋，一股浓浓的热乎乎的怪味扑鼻而来，我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一盏光秃秃吊在半空中的灯泡发出昏暗的光，一楼的厨房和餐厅很是冷清，地上乌黑油亮，桌椅黝黑破旧。沿着西墙而上到二楼客房，对着楼梯口放着一张旧桌子，算是服务台。中间是黑黑的走廊，南北才是房间。中间有一个男女共用的卫生间，南房间有四张床位，我住的北房间是三张简易的木板床，一张课桌似的台子下面是两只脸盆。刘科长突然瞪着他的大圆眼，嬉皮笑脸地告诉我们：“这盆千万不能用来洗脸，早有人晚上把它当小便盆了。”
我不寒而栗！看着用水泥粉刷而成的灰蒙蒙、空荡荡的房间，不免觉得有点冰凉凄惨的感觉。突然，我看到这房间的北墙木窗户上方有一根脏兮兮的绳子一直牵到了南墙门框上方的钉子上，我想：这可是世界上最原始的衣柜了。看着这一切，我提醒自己，必须适应这里的环境，别无选择！
天已完全黑了下来，我们一路奔波，从昨天到现在早饿坏了。放下行李就下楼吃晚饭。
我们的到来，使这个冷清清的食堂一下子增添了活力。没多久，馒头、窝窝头、生大葱、辣酱，还有每人一碗清汤端了上来。
这饭桌上长长的生大葱和辣酱，那是我从来没有吃过的东西。我拿了一个馒头，慢慢地啃了起来。
怎么不来碗米饭呢？我寻思着。
林庭长看到我的样子，笑眯眯地说：“多吃点，看你瘦的，饿坏了回去我怎么向领导交代？向你儿子交代？”
他这么一说，饭桌上的话题就多了，气氛也就活跃了起来。
这时，刘科长突然冲着我“哈哈哈”地大笑了起来，同时从身上拿出一袋我们常州的萝卜干往台上一甩。这一潇洒的举动，顿使我眼前一亮。这萝卜干在家乡是见惯的东西，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好吃的，可在此时此刻，是那样的弥足珍贵。
刘科长一边笑还一边邀功，要不是来之前他预先打电话，就这样的晚饭也吃不上。
我恍然大悟，这旅店里除了我们没有其他人，而且这里没有大米，即使有钱也买不到我们在家时每天必吃的米饭。
怪不得他们要扛着大米出差呢，原来他们每次来都是这样！
“你以为我们傻啊！现在你明白了吧！为什么要扛米来？不就是考虑你吃不惯？”刘科长神采飞扬，“明天我们就去买煤油炉，到中午就可以吃到大米饭了。”
对于从小吃米饭长大的我来说，要是哪天不吃米饭，即使其他东西吃得再多，心里也觉得那天就是没吃饭，肚子里总是觉得空空的。他们千里迢迢如此艰难地扛一袋大米来，真是难为他们了。
面对他的取笑，我嘴上却不愿示弱：“大男人自己吃不惯还要顶着我们法官的名义，我们哪有这样娇气？如果是专为我准备的，好！今后你们可不许吃！”我这么一说，坏了，炸开锅了。
他们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说着笑着，说哪能行，怎能忍心看着美女法官孤孤单单？不管怎样也要陪我一起吃……
说着、说着，大葱裹着窝窝头的一顿晚饭，就这样在向往明天的大米饭中轻松愉快地吃完了。
二、出师不利
第二天早晨，寒风刺骨，太阳挂在天上，感觉不到暖气。我们租了两辆三轮车，前往桃县北化振兴染厂送达起诉材料并进行诉讼保全。
我们坐在四面透风的三轮车上，向着原野深处驶去。虽然穿了棉大衣，戴了从未戴过的棉帽子，可在这起码零下八九度的环境下，没多久，我就冻得浑身冰凉，鼻子也冻得红红的，冷风吸进鼻子里酸酸的直冲到脑门，冻的头也疼，人也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
林庭长和赵法警，他们也和我一样尽量把头缩在衣领里。我们这副模样，要不是棉帽上鲜红的国徽与肩膀上扛着的天平，还真有点像电影里地道的北方人上街赶集的样子。大家相互看看都禁不住笑了起来。
经过几十分钟寒风的吹拂与颠簸，桃县北化振兴染厂到了。下车时，我的脚已冻得麻木，好半天才迈得开步。
来到厂门前，看到锈迹斑斑的铁栅栏厂门上静静地挂着一把大铁锁，通过厂门往里看，枯枝败叶，杂乱无章，一片荒凉，厂里空无一人。当地群众说，这厂已停产半年之久，机器设备早已不知去向。
在外办案，法官最头痛的就是碰上这种局面。
看来今天到被告厂来送达应诉材料和诉讼保全已不可能，被告现在这个样子，我们想在这短短的几天里审结并将被告欠原告的5.85万元货款执行回去，恐怕有难度了。怎么办？我看着身旁的林庭长，他青隐隐的脸绷得紧紧的。
“马上去钱家庄鑫发染厂。”林庭长果断地说。
钱家庄鑫发染厂，就是不让原告进厂门、林庭长上次来一分钱也没执行到的被告单位。按照调解协议的约定，被告在今年五月底以前就应该将54?752元货款付清。可鑫发染厂至今不但分文未付，反而态度极其恶劣。原告生产的庞大染缸给被告用了已有三年多，前两年被告厂效益不错，否则，一个吃国家皇粮的商业局干部，怎肯下海与他人合伙经商呢？不过，才合伙一年多，当初的五个合伙人就纷纷退了股，现在就剩他一个光杆司令了，资金自然紧张，原告的染缸货款就无法按期支付了。听说，他还向银行贷款了上百万元。
我们又是一路哆嗦、一路颠簸来到了鑫发染厂。这厂座落在一片民居区东边的空地上，大约有七八亩地的范围，坐北朝南，两扇大铁门敞开着，靠东边门卫的大铁门上还有一扇小铁门紧闭着。西边是一排低矮的平房，一看就是办公室，东边是一排略高于办公室的厂房，北边也是几间厂房，中间是空地，看上去像是一个四合院。
我们径直朝矮平房走去。办公室里烟雾腾腾，几个年轻的小伙子在火炉旁打牌，在他们周围还围着几个看打牌的年轻人。见到我们先是一怔，当我们出示证件，说明来意后，其中一个小伙子说：“厂长不在。”说完照样打牌，一副司空见惯、满不在乎的样子。
态度果然傲慢！
我们来到了北边的印染车间，一眼就看到了原告供给被告的两台四方的庞大染缸和一台膨体箱，其中一台染缸是空的，另一台染缸里还有毛线，有几个工人正在整理毛线，该厂处于半停产状态。
我们又来到了办公室，将传票及执行通知交给他们，请他们在送达回证上签字并转告侯厂长，明天上午我们在桃县招待所等他，协商执行事宜。
突然，一个小伙子呼地站起身拿起传票看也没看就往地上一扔，强硬地说：“谁给你签字！”
他这一举动可把我们惹火了，林庭长厉声说道：“你这是什么态度，我们是来执行公务的！”
一下子打牌的与看打牌的人都站了起来，七八个人将林庭长围住。那小伙子用手指着林庭长的鼻子说：“你不睁大眼睛看看，这里谁是厂长？告诉你，就是侯厂长在，也不会给你签字！”
赵法警一步挡在了林庭长前面，把那小伙子的手挡了回去。另一只手下意识地在腰间摸了一下手抢。“叫你们签字有什么不对的？这样不讲道理，你们不签也照样生效。”赵法警也提高了嗓门对他们讲。
全乱了，他们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句，气势汹汹。那小伙子居然拍起了桌子，摆出了打架的阵势，迫于我们这身制服，才未敢动手。
我急忙将林庭长拉了出来，这阵势怕对他不利，我提醒他立刻查封染缸。因为，按照来之前的方案，叫侯厂长去商量怎样还款估计不大可能，如此嚣张的气焰，如果不拿出点法律的威严，他们将更加有恃无恐。怪不得，原告厂的薛供销几次来要款，连厂门都未能进。
“好！马上查封。”林庭长严肃中略带气愤。
我们当即又来到北面的车间，将一台染缸和一台膨体箱贴上了封条。封条贴好后，我们又回到了前面的办公室，将查封清单一式两份填好，在查封笔录上注明了查封的财产未经武进县人民法院同意不得使用、变卖、抵押、转移及租赁，违者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这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厂里的人个个横眉冷眼，蠢蠢欲动，说他们都没有饭吃了，还要来砸他们的饭碗，有的干脆破口大骂，那辱骂声不堪入耳。要不是看我们这身制服，也许他们紧握的拳头早就忍不住了。在他们如此冲动的情况下，已不能跟他们讲道理了。我按照林庭长的意见，将《民事裁定书》、查封清单、执行通知书、传票等一一留置在了办公室。
我们在一片吵闹声、轰骂声中走出了厂门。
离开染厂，坐在三轮车上，我们个个脸上流露着气愤的表情。自古以来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在这里竟是如此不明事理，目无法律。
这两年里，桃县大规模上印染企业，导致被告的企业效益大不如从前。但效益不好不是不还款的理由。被告厂的工人没饭吃，固然值得同情，但殊不知原告要是收不回这些货款，厂里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的工人也同样拿不到工资回家过年。作为法官，同情代替不了法律，法律是维护合法的权益，是维护合法的经济秩序。为了这笔货款，原告前后不知来了多少趟，在实在无奈之下才到法院起诉，法院调解也这么长时间了，要是我们法院这次再执行不下去，那么，原告在河北桃县供给其他厂家的几十万元的货款也就很难收回了。侯厂长在这里可是个知名人士，据说他上上下下的关系网很大，大家都瞧着呢！
回到招待所，室内暖洋洋的，空气虽有点浑浊，却使我们在外冻了一天有点发僵的身子一下子感觉到暖和了许多。不过，我那冻得红红的鼻子已不听使唤地掉起了清水鼻涕。
晚饭是我们坐在床沿上，围着这房间里唯一的一张旧桌子吃的。尽管桌上的大白菜、土豆丝已不再是辣的，也没有了大葱，带来的大米也变成了香喷喷的米饭。可是我们的胃口还是不好，各自都在想着今天的出师不利，想着这样的案件怎样才能执行！
科长刘阿星看到我们这样，就说：“你们是不是嫌老薛烧的菜不好吃？他可是从买炉子、锅子到买菜烧饭忙了半天啊，来！”他边说边把大白菜里的一块白乎乎的猪肉夹到了林庭长的碗里。
看到他又夹了一块肥肉朝我看时，我一下子急了起来，急忙说：“我自己来，自己来。”
“那你吃呀，不吃怎么行呢？看你瘦的，起码要吃得满担回去才行。这里的肉可比我们那儿要便宜，快多吃点。”他不由我分说就把肥肉塞到了我的碗里。刘科长的举动，一下子把大家的情绪提了起来。
他说，这里素菜就只有大白菜、土豆、大葱等，但这里的猪肉、牛肉、羊肉非常好而且便宜，起码要比我们那便宜一毛多一斤，而且，猪肉与牛肉是一样的价。他又讲，塑料的洗脸盆已经买回来了，叫我们完全可以放心使用，大可不必担心有人洗过脚、小过便。
他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起来。
尽管这里条件差，但在这样的环境下，能用煤油炉烧出六个人的米饭，能做出猪肉煮大白菜已是很不容易了，就凭他们这份心，我们觉得虽不怎么好吃也很香甜，就是苦也值得！
三、长夜漫漫
两天下来，工作开展得很不顺利。不但没见到侯厂长的人影，相反，染缸上的封条不见了，厂里的工人还是一股敌意。虽然重新贴上了封条，可我们都知道，即便每天来贴，结果也是一样。找到侯厂长才是关键。
另一兴平染厂的执行案件，负责人盛厂长也没找到。
振兴染厂的审理案件还未理出头绪，到今天起诉状还没有送达，更别说是诉讼保全了。
三个案件毫无进展。
在这天寒地冻的黄土地上我们来回奔跑，人累尚且不说，这刺骨寒风就把我们折腾得够呛。尤其在黎明前气温最冷的时候，暖气却关了，呼呼的冷风从北墙的木窗缝隙中钻到房里，我每晚都在硬邦邦的被窝里冻得直哆嗦。
我已经感冒了。
五点不到，夜幕降临了，刘科长他们又在吆喝着开饭了。我还没坐下，林庭长他们几个人就乐呵呵地开我玩笑，问为何今天一早我丈夫就急匆匆打来电话，是不放心？还是想老婆了？要我老实交代电话内容。
这一下他们可来了精神，你一言我一语地热闹起来。我在他们的围攻下只能说——今天是我们结婚六周年的纪念日，打个电话以示祝贺。
我的话还未说完，他们个个眉飞色舞更是来了兴致，有的说我们小知识分子意识太浓，有的说我们很浪漫，更有的说什么纪念日，无非是想老婆的借口。
他们能找到这样的话题来打发这多余的时间，当然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这里的夜晚是漫长的，没有电视、没有书刊，连广播喇叭也没有，这里有的是那似乎凝固的时间。虽说是县城，可我怎么都觉得仿佛是在一个闭塞的小山村。一顿晚饭用不了十几分钟就解决了，剩下的时间实在太漫长。
吃过晚饭，他们约我玩扑克牌，说是为我庆贺。其实他们不打牌难道还有其他事情可做吗？总不会六点不到就睡觉吧？
他们的盛情使我无法推辞。可他们哪里知道，每到这寂静的夜晚，面对着空荡荡黑乎乎冷清清的房间，一种孤独、一种思念，我无法控制，挥之不去，临别时儿子在我耳旁的哭声，赶不走儿子搂着我脖子不愿放手那揪心的情景。我突然一走这么几天，他会不会每天都哭着找我呢？天这么冷，我不在身边他是否也会冻得感冒呢？
来之前不久的一天晚上，楼下的邻居老周抱着我儿子“哈哈哈”笑着对我说：“你猜，你儿子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你呀猜十次都猜不中。”原来，那天我下乡，到天黑了还未回家。老周抱着我儿子在楼下等我回来，嘴里一直在说：“你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妈妈不要你啰，妈妈不要你啰！”这时，我儿子突然冒出了一句话：“改相佬连。”儿子的话一出口，把五十多岁的老周逗得合不拢嘴。这是一句地道的常州话，意思是：不像话！不应该！一个十几个月大的孩子，连路还走不稳，居然说出这句话来，确实让人感到意外、好笑。现在我已经离开他几天了，他是否又要说我“改相佬连”呢？
“赶快坐下，还发什么呆！”林庭长催促我在他的对面坐下。刚才偷偷地想了一会儿心事，唯恐被他们知道后又要拿我寻开心，真有点做贼心虚的样子。
打百分，绝对是排遣孤寂、消磨时间的好办法。虽不像搓麻将那样刺激，但对我们来说，倒也是谁也不让谁，往往也是随着牌局的好坏时而激动时而平静，时间也就过得特别快。
玩兴正浓，突然，“砰”的一声门被撞开了，一股冷风席卷而来，随即进来了两个穿棉大衣的小伙子，一进来就气势汹汹地指着我们说：“这么晚了，你们男男女女在一个房间干什么？走！跟我们走一趟，去说说清楚！”
这突如其来的状况，真叫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还没完全反应过来，另一个小伙子又大声吼了起来：“你们在赌博，走！跟我们到派出所去！在我们这个地方，怎能让你们这些人胡来？走！走！”
“你一个女的，在男人的房间里干什么？走，跟我们走！”还是那么咄咄逼人！挥动着手，一个人赶我起身，另一个人拉我的衣袖。
真是半夜里杀出个程咬金！
我们这时才搞明白，是来查房的。
老薛与钱科长他们立马拿起床上的衣服，从衣袋里拿出了工作证，刘科长的证件就在身上，他也把证件递给了他们。这一下，大家都在忙着找证件，而我的证件在大衣口袋里，在我的房间里，不在身上。
他们见我不动又不拿证件，就又要拉我出去，要我到派出所去说说清楚！
当我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后，一种被侮辱的感觉直往上涌，我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我是法院的！”
我这么一说，他们两人的目光迅速对视了一下，似乎在暗示着什么，随即伸出手提高了嗓门要看我的证件，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
看着他们粗鲁的行为，总觉得有点别扭。既然是来查房的，不穿制服不说，证件也不出示，闯进门就大呼小叫，还动手赶人出门。还有这样执法的公安？这时，我冷静了许多，仍然坐着对他们说：“既然你们是来执行公务的，我们也算是同行，证件呢？”说完，我也没好气地绷着脸反而向他们伸出了右手。
这一下轮到他们慌了起来，说他们是派出所下面的联防队，查房是他们联防队的事情。
“那也可以，证件呢？”这时我也提高了声音，不依不饶！
他们佯装在身上上下摸索。过了几秒钟后才结结巴巴地说：“今天我们没带！”一副窘迫的样子，完全没有了刚才的神气。
“既然是这样，那你们还来查什么房？回去拿了证件再来查！我们等着！”我还是不客气地对他们说。
“对！拿了证件再来查！”大家都七嘴八舌附和着。
我们正说得起劲，他俩把刘科长等人的证件往床上一扔就一溜烟跑了。看着他们灰溜溜的样子，我们都“哈哈哈”大笑了起来。
不过笑归笑，大家都觉得刚才这事还真有点邪乎。林庭长叫我回房间把证件先拿好，说不定他们还会再来，省得到时再费口舌。
我们又开始打牌。不过打牌的心情已被破坏，大家都想着刚才莫名其妙的查房，猜想着这查房背后看不见摸不着但似乎又能感觉到的潜在危险。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还是没有动静，时间已是九点多了。又过了半个多小时，还是不见人影。
已是深夜十点钟了，我不能再等，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说什么也得给丈夫写封信。
在这六年里，我们一起走过的岁月虽然谈不上艰辛但也确实不易。我们在前后相隔一年的时间里，分别通过考试，成为政法队伍的成员。为此，我们放弃了原单位即将分配给我们的婚房，过了两年新婚无房分别住集体宿舍的牛郎织女的生活。后来在丈夫单位司法局领导的关心和帮助下，终于分给了我们一间九平方米的单身宿舍，我们这才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窝。拿到房子钥匙的那天，我们高兴得真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就在这时，房间还没来得及布置，我丈夫的一位远房亲戚来访，当他看到这小得可怜的九平方米的宿舍时，吃惊得说不出话来。一张床就占据了大半个房间，窗户上还用旧报纸贴着，两张方凳暂且把它当成了桌子，方凳周围是我们的几捆书，算是“凳子”！
他是我们结婚两年来唯一能在自己家里招待的客人。我兴高采烈地用煤油炉烧了两个菜，加上一碟花生米，这特殊的桌子上再也放不下其他了。我们这位客人，眼睛里浸满了泪水，哽咽着说：“我没想到，你们两个知识分子的生活会是这样，我们农村人都比你们过得好太多了。”
可他哪里知道，有了这九平方米的房子，起码我们就不用再住集体宿舍，不用再过牛郎织女的生活，起码我们就有了一个家……
夜已经很深了，我毫无睡意，想着毫无进展的案件，想着刚才的查房，想着我们走过六年来的点点滴滴，想着我那可爱的儿子。想象着丈夫一个人在家既当爹又当妈手忙脚乱的样子，想象着儿子找不到妈妈凄楚可怜的哭声……
窗外刮起了大风，仿佛老天知道我的心思，有意将我的思绪随风飘送到他的身边、飘送到我那可爱的宝贝儿子身边！他们是否也没睡呢？儿子是否正在说我“改相佬连”呢？
四、特殊法庭
连着几天到鑫发染厂，工人还是气势汹汹，染缸上的封条还是前贴后撕，因找不到侯厂长，已使我们陷入了困境。
兴平染厂执行案件，负责人还是没找到，但我们找到了负责人的弟弟盛六合，他也是合伙人。他说厂里确实困难，希望法院能给点时间，还欠原告的4.85万元货款，近期一定想办法还一点，剩下的到明年五月前一定还清。
不管他说得是否属实，起码他的态度还可以，上次林庭长来执行到的1?900元就是这个厂的。但上次约定到期的还款还是分文未付。
既然是这样，我们就集中精力对振兴染厂案进行审理。通过多方调查，该厂是去年一月份由五个人东拼西凑了46万元共同出资成立的合伙企业，年龄最大的合伙人是五十岁的丁启明，住在这县城里，其他四个人均不满三十岁，最年轻的才二十岁，都是地道的农民。他们的合伙企业也与其他两个合伙企业的命运一样，不！是与整个桃县染厂的合伙企业一样，企业还没走上正轨，便矛盾四起，才一年时间就纷纷散伙。为了逃避上百万元的银行贷款，把机器设备藏了起来。
这几天天气越来越坏，不但刮风，而且扬起了雪花，使我这个南方姑娘真正有了那种寒风瑟瑟，万里雪飘的感受。
19日上午，我们在寒风中、在飘扬的雪花中寻找着被告厂现在的负责人向全生。
他住在南王乡北化村，这里的村庄与南方的村庄截然不同，都是用土坯围一个大院，后面才是房子，一户一院，各户房子的朝向各不相同，走进村子真有那种进入八卦迷宫的感觉。加上灰蒙蒙的天空飘洒着雪花，到处白茫茫的，置身村中真是难辨东南西北。各户之间的路也是弯弯曲曲、坑坑洼洼。我们一边在这迷宫里找着，我一边还唠叨着，这里造房子为何不像江南的房子一样一排一排整整齐齐呢？这样既漂亮又好找，还节省了土地。
“这里不是有的是土地吗？”林庭长马上取笑我。
是的，这里有的是空旷的土地。
我们在村子里转了几圈，问了几个人，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向全生家。一进门，最显眼的就是一面大炕，炕上并排躺着四个孩子，真是哆来咪发。小的才几个月，大的不过五六岁。见我们进去，有的吓得哇哇大哭，有的像是在看天外来客，有的木讷地呆坐在那里。看到这些孩子，我自然就想起了儿子，特别是跟我儿子差不多大的那孩子嘴也一瘪一瘪似哭非哭的样子，我真忍不住想上去抱抱他。
林庭长叫了我一声，我这才回过神，认真上下打量了面前这位不满三十岁却有四个孩子的年轻父亲，他就是我们要找的厂长。在他身上我怎么也看不到那种厂长的气质，相反，他是个生了孩子自己却还是毛头愣小子的地道农民形象。他裹着一件老棉袄，口口声声说这事不归他管，他不清楚到底欠原告多少钱，这事要问原来的厂长纪宝。他不但拒绝在应诉材料上签字，连我们做的调查笔录也拒绝签字。
我们在风雪中继续寻找该案的其他合伙人，在另一个村里找到纪宝后，他说在今年三四月份他与黄生已退了股，现在不再是合伙人，并提供了退股协议。他认为，现在厂里的负责人就是向全生，机器设备都被向全生拿走了，债务当然要他还。
年长的丁启明虽然退股离开了染厂，但他正直、善良，认为原告的货款应该还。他也明白如果厂里还不出这笔货款，那么，合伙人谁也逃脱不了还款的连带责任。
19日下午，我们在丁启明的积极配合下，迎着风雪，终于在距县城几十里地的昏暗土坯民房里查到了染缸的下落，并立即将其进行了查封。当我把封条贴到像冰一般冷的染缸上时，我们都明白，要不是丁启明的正义、要不是他们之间有矛盾、要不是他冒着严寒亲自带路，我们要找到藏得这么隐蔽的染缸真是不大可能。
机器是查封了，那么振兴染厂案的被告到底是合伙人个人还是染厂这个合伙企业呢？如果是厂，厂已停产关闭；如果是个人，那么负责人到底是原来的纪宝，还是现在的向全生？
虽然我是经济庭的，但我前几年一直在民庭工作，两个月前才到经济庭。
林庭长毕竟不是经济庭的庭长，为了提高法律专业知识，四十多岁的营级军人，现在还在法律业余大学读法律大专。要不是年底工作忙，经济庭的审理案件肯定是会派一名审判员来的。
后来，我们统一意见，把应诉材料给所有的合伙人每人送达一份，这样就不会少列了当事人。
20日上午，我们顶着洋洋洒洒的风雪开始对振兴染厂的所有合伙人送达开庭传票。
下午，雪越下越大，还有一位二十岁最年轻的合伙人陈军伟的传票未送达，他住在武县连乡安全村，距桃县有六十多里路，林庭长决定去找他。
这几天我们都感冒了，我最严重，眼泪、鼻涕已不听指挥，特别是咳嗽更糟。林庭长看到我一上午控制不住地咳嗽，决定让我下午不要去了，赶快去医院治疗，由他和赵龙生去武县找陈军伟调查有关情况并送达开庭传票。
也不知怎么搞的，感冒就把自己折腾成这个样子，浑身软绵绵的，怎么也提不起精神来。哪有法院特地派了书记员却不能去记录的？送达传票、担任记录这可是我书记员的职责。
林庭长穿戴好后，咳嗽了几声，二话没说拿起卷宗就和赵法警坐在了四面透风的机动三轮车上，消失在漫天风雪中。我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眼睛有点模糊了，他们那种执著的、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感染了我。
我站在原地任由雪花亲吻着我的脸，一边控制不住地咳嗽着，一边傻傻地想：这六十几里路，来回就得一百几十里路，这飘舞的大雪，会不会把他们冻僵呢？他们俩已经感冒了，要是冻坏了明天怎么开庭？我隐隐的担心与内疚就像这舞动的雪，好久、好久在我的胸中不能控制地跳动着，无法平静！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窗外的雪还在下着，到处白茫茫的一片。可林庭长他们还未回来，我坐在床上的被窝里，拿起了用八元钱刚买来的腈纶毛线和竹针，一边为儿子编织着裤子，一边咳嗽，一边等着他们回来。
冰雪的路上是否安全？是否找到了陈军伟？他们会不会对林庭长无礼？虽然林庭长已不是初出茅庐的小伙子，而且他俩都带着防身手枪，我明知自己的担心对他们起不了任何作用，可就是放心不下。
雪依然在静静地下着，只有我的阵阵咳嗽声会常常打破这飘舞着轻柔白雪而又宁静的夜空。
我一直等啊等啊！直到深夜，林庭长他们才拖着几乎冻僵的身子回到了招待所。
第二天清晨，天还未亮，窗外的雪还在下着，我们都起来了。赵法警和刘科长要去北化，传唤向全生今天九点到庭。赵法警昨天深夜才回来，今天一早又要赶几十里路去传唤向全生，真是苦了他了。好在他三十多岁正当年，又是经过战争考验的战士，这点苦不在话下。
而我也要做好庭审前的准备工作，隔壁林庭长的房间作了临时法庭。我把赵法警的一张床紧靠在走廊的南墙上，另两张床并排紧靠在北墙上，一张像课桌一样的台子就放在这两张床的中间，向楼下借来了一张长凳，坐西朝东对着这两床之间的空间。
这简单的法庭布置好了。九点不到，被告单位除了向全生外，其他合伙人都冒着风雪一一来到了法庭，武县的陈军伟虽然没来，但他已委托丁启明，委托手续是林庭长昨天带回来的。原、被告双方只能侧着身子各据一边坐在床沿上。大家都在耐心地等待着向全生的到来。对这简陋的法庭，他们谁也没有露出半点不满的表情。
窗外的天空还是阴沉沉的，到处是白雪茫茫。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九点三十分了，还没来；十点了还是没来；十点三十分了还是没有来。我们都担心，赵法警在这冰天雪地里，能否将向全生这个关键人物从热炕上叫起来。
“来了，你们等急了吧！”突然，刘科长洪亮的声音从走廊里传了进来。
声音传来，大家情绪顿时高涨了起来。
这时离十一点还差几分钟，虽说按照我们既定的九点钟开庭几乎晚了两个小时，但他毕竟还是来了。
“是先吃饭？还是先开庭？”我征求着林庭长的意见。
“现在就开庭。”他不假思索地说。
我立刻叫大家安静，当我看到原、被告各自一边在床沿上坐好后，便宣布了法庭纪律。紧接着，林庭长就用常州普通话宣布开庭。
“现在由常州市武进县人民法院在此公开审理原告兴旺纺织机械厂诉被告桃县振兴染厂购销合同一案。下面核对当事人的身份。”
林庭长的神态严肃、庄重，在一一核对完原、被告双方当事人身份后他继续说：“今天由武进县人民法院审判员林柄福独任审判，由书记员吴亚频担任本案的记录。现在开庭。”
这法庭的气氛是庄严的、肃穆的，林庭长的声音也是铿锵有力的，原、被告的神情也是专注的，唯独糟糕的是我控制不住的咳嗽声！
紧接着告知了原、被告双方的权利义务，征求是否申请回避。
他们都不需要申请回避。
该案首先调查了被告的主体问题，振兴染厂从成立、退伙至今的现状，虽然纪宝、黄生已提供了退伙协议，在场的合伙人都认为是事实，但他们提供不出工商变更登记的材料。这就说明法律上的负责人还是纪宝，可问题是向全生依照协议已与他们进行了清算，该厂的所有债权债务均由他承担。
接下来，法庭调查了原、被告之间从签订合同、提货安装到付款的情况。
被告承认除了在提货时及以后已付12.85万的货款外，至今还欠原告货款5.85万元。
时间在一分一分地过去，临时的简陋法庭，除了我控制不住的咳嗽声外，依然严肃有序。我一边记录，一边咳嗽，一边吐痰。没多久，我的脚旁就是一大堆卫生纸，有多少次，庭审被我连续的咳嗽声打断，林庭长多次看我，用眼神询问我能否坚持？我也不止一次地向他点点头，表示我能行，请放心！
要在平时，我这个样子，别人肯定会受不了。为了开庭，我已是吃了加倍的药量，可就是无法控制住这咳嗽。但原、被告双方似乎没有流露出什么不满的表情，个个神情严肃，认真地回答着审判员的提问，无视我这糟糕的模样。
“刚才进行了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现在进行庭审小结：一、桃县振兴染厂系个人合伙企业，由纪宝、黄生、向全生、丁启明和陈军伟五人合伙创办，1988年1月8日组建时，负责人为纪宝。1989年3月3日，五合伙人签订协议，由向全生为该厂负责人。二、原、被告双方所签订的购销合同属有效合同，双方应严格履行，被告在提货后未按合同规定的时间付清全部货款，造成原告经济损失，应负本案的全部责任，原告要求被告给付货款5.85万元及银行利息理由充分、证据确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的规定，原、被告双方可以进行调解。”
快下午四点钟了，我密密麻麻地记录了十几张纸，庭审接近尾声。林庭长作完庭审小结后，在征求了原、被告双方均愿意调解的前提下，便主持双方进行调解。
而这时，我也有点支撑不住的感觉，浑身冷得发抖，头痛、心慌，嗓子早已沙哑，鼻子肿得呼吸困难，胸口也隐隐作痛。我一直鼓励自己，坚持，一定要坚持，再坚持一下这庭就结束了。
又经过了半个多小时，最后达成了协议：
被告欠原告货款5.85万元，利息1.44万元，共计7.29万元，由被告以染缸一台折价5.22万元、膨体箱一台折价1.17万元，合计6.39万元相抵；余款9?000元，由被告以该厂库存腈纶纱相抵。
案件受理费2?275元，由原告承担775元，被告承担1?500元。
原告代理人钱家福、薛民涛在协议上签了字，被告合伙人丁启明、黄生、纪宝也在协议上签了字。
向全生突然反悔，不肯签字。丁启明他们几个都做向全生的工作，欠债还钱是应该的，白白用了原告的机器几年，现在还是原价抵给原告，这样的协议对他们没有什么不利。可向全生就是不肯签字。
案件因向全生不肯签字而宣告调解无效。
人散了，这时我们都饿坏了，一天下来我们只吃了一顿早饭。钱科长、薛民涛、林庭长他们个个狼吞虎咽地吃着刘科长早就准备好的中饭，可我就是一口也吃不下，浑身软软的，晕乎乎的很不舒服。
林庭长看到我这样，匆匆吃了几口后，就把我急急地送到了医院。我这才知道，自己的体温已是三十九度多，加上咳嗽，我真觉得快要病倒了。
我斜躺在医院木条长凳上，窗外呼呼的北风裹着雪花仿佛吹在身上，我不由自主地在打着哆嗦，迷迷糊糊中听到了婴儿的哭声。是我儿子的哭声？还是在做梦？
原来，离我不远处是护士在给一个小孩打针。我看着那哭叫的小孩与我儿子差不多大，不知怎的，仿佛看到我儿子在哭，加上这阴冷破旧的环境与窗外皑皑白雪，还有自身控制不住的头疼、咳嗽、寒战，此刻的哭声显得是那样的清脆、那样的凄婉，一种莫名的孤独无助感涌上心头，我的眼泪不知不觉掉了下来。
林庭长看到我这样，安慰我说：“感冒发烧，不要紧的，等退了烧就好了。”
“不！不是的，我是看到那小孩在哭。”我急忙擦了一下眼泪，很不好意思地解释说。
林庭长像长辈一样关心着我，我自己也说不清楚，眼泪反而更不听使唤地在流。我内心抱怨自己真的没用，感冒就把自己搞成这样，觉得对不起庭长。这几天他也累了，也感冒了，饿着肚子开庭到傍晚，现在还要为我忙碌着，为我担心着，想想真不是滋味。当然我不能否认，躺在这简陋冷清的医院里，在这冰冷的夜晚，看到别人怀里哭闹的孩子，尽管我嘴上不承认，但我知道，自己真的很脆弱，真的很想家，好想回家休息一下。
五、黎明枪声
振兴染厂的审理案件开完庭已告一段落，调解不成需判决的案件，按照院里规定必须回去向院领导通案后才能判决。
兴平染厂的执行案，虽然负责人一直没有找到，但与他的弟弟盛六合经过几次协商，终于在12月23日达成执行协议，将该厂的腈纶毛线抵款25?715元，我们当即进行了执行，同时又将毛钱卖给了其他客户，并商定25日再交1万元现金，余款12?785元，被告在短时间内确无偿还能力，故约定在1990年3月底前付清。
现在剩下的只有钱家庄鑫发染厂的执行案了。
我们又来到了桃县法院，一字排开的六七间低矮平房，要不是有法院的牌子挂在那里，门前的雪地上还有一辆吉普警车及十几辆自行车停在那，谁会想到这里是法院呢？法院的条件确实很差，除了必需的桌子、凳子及几个旧柜子以外，就只有一只取暖的煤炉，长长的管子像高射炮似的通到屋外。
我们的目的很明确，请求他们尽快协助我们执行钱家庄鑫发染厂一案。因为就凭我们几个人，要想拆出这几吨重的染缸，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几次贴的封条我们前脚走，马上就被撕掉了，侯厂长找不到，有劲使不上。在这个时候，我们不求助当地法院，还能找谁呢？我们一定要开好这个头，否则原告在桃县还有几十万元的欠款就更难收回了。
桃县执行庭的潘庭长，在几天前我们第一次来这里请求他协助时就仔细地看过了我们的卷宗和这次的查封材料，他也觉得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手续完备。但他始终认为如果一定要强制执行，拆出染缸，侯厂长本人不在，群龙无首，恐怕很难执行。所以，他一再强调让我们找到侯厂长后再作商量。
林庭长板着脸，对刘科长他们几个一再强调，运用你们在桃县的关系，想方设法打听侯厂长的行踪，但不要打草惊蛇。同时还要落实一下一旦拆出染缸的处理问题，是运回常州，还是就地卖掉？如果拆，还要组织吊装设备、拆装技术人员等。
找侯厂长成了案件的关键。多方信息汇拢来的结果都说厂长就在厂里，可我们前后不知去了他厂里、家里多少趟，就是见不到他。据说，当年打日本鬼子时，这里家家户户有地道，电影《地道战》就是在这钱家庄附近拍摄的。到现在这地道还在，听原告说，侯厂长家与厂子这一二百米的距离中，下面就有地道通着，所以我们每次去都找不到他。
这些情况是真是假，我们不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里家家户户都有菜窖，是否见我们去了，他就躲到地道里或是菜窖里？
这里的个体户与南方的个体户最大的区别就是银行账户上不存钱，一切全是现金交易，他们认为把钱放在家里才是最安全的，偶尔到银行也是现汇。所以，面对一直不露面的侯厂长，我们如果不强制执行这染缸，那么该案也就无法执行了。
这几天我们每天去桃县法院，在我们的再三请求下，潘庭长终于答应明天即24日上午与我们一起去钱家庄鑫发染厂现场察看，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潘庭长同意在近日可以派两名同志配合我们强制执行，将查封的染缸拆出。但拆缸的人员、吊装设备等均由我们负责。
功夫不负有心人，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我们都认为办好该案也快了。
为了这案件能顺利执行，昨天傍晚，原告厂的王厂长带着四个拆卸染缸的技术人员，也扛了一袋大米来到了桃县。厂长亲临现场，可见他对该案件执行的决心。
拔“钉子”的行动拉开了序幕。
当天晚上，尽管我们白天为了执行兴平染厂的毛线抵款忙了一天很累，但听说明天就要拔“钉子”了，大家都带着临战前的兴奋，在林庭长的房间里和原告一起商量着明日的行动。
王厂长坐在床沿上，将两手放在那跷起的膝盖上，沉着脸说：“这次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他五十岁左右，一米六五的个子，看上去体重不满一百斤，尖尖的下巴、尖尖的脸，给人的感觉是他瘦得可怜。但他那不大的眼睛，露出的眼神咄咄逼人。在他讲话时，他手下的几个人都不敢吭声，就连平时最活跃的刘科长也没了声音。
王厂长的心情可以理解，我们又何尝不这样想呢？
林庭长认为，如果明天上午去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他想趁机把缸拆除，不管怎样，有当地法院的人在，被告一般不敢胡来。当然，吊车及拆卸的人员一定要联系好。他用眼睛询问着钱科长。
“联系好了，随叫随到。”钱科长肯定地回答。
“估计要拆多长时间？”林庭长继续问。
“因为缸体有几吨重，又没有行吊设备，估计最快也要半天时间。”刘科长一改平时的油滑，认真地回答。
“如果明天我们去又碰不到侯厂长，桃县的潘庭长看了现场后再说强制执行有难度，为了安全，还是要我们找到侯厂长后再执行怎么办？”这时我也谈了自己的想法。
这正是我们最担心的事。如果当地法院不配合，就凭我们现在的实力将很难执行。
“没有当地法院就不能执行了吗？现在我们这里就有十多个人，明天再去叫上一些人，多给一点钱，还怕找不到人？我看，即使他们不配合，我们也要把它拆出来。”王厂长真有那志在必得的气势。
这时，赵法警一声不吭，只是用手绢使劲擦着手中的枪。他正值血气方刚的年龄，被告几次辱骂，早就忍不住了，看他的样子，非执行不可。
如果当地法院不配合，就我们法院三个人，在拆缸时，被告厂里的工人肯定要出来阻止，他们就算不敢打我们法院的三个人，打原告及其他拆装人员怎么办？我们能控制得了这局面吗？还是要考虑周全一点，要么不做，要做就要万无一失，否则今后就更难执行了。看到王厂长那不拆缸决不罢休的样子，我也将困难摆了出来。这不是吓唬人，这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一番议论，王厂长似乎也觉得有些道理。他沉思了一会儿问我是否有什么好办法。
老实说，没有好办法。不过既然大家从其他客户那里了解到侯厂长就在厂里，我们可否从这里想想办法，找到侯厂长，桃县法院的潘庭长就很难推托了。
“尽说废话！找，怎么找？都来了十多天了，我们每次去都找不到他，我们前脚到，他后脚从地道里跑掉了，要是能找到，还要在这里商量什么呢？”刘科长首先提出了反驳意见。
“要是找不到侯厂长，我们硬是执行，厂里的工人一哄而上怎么办？就算我们有三头六臂也寡不敌众。如果厂长在，工人闹事，他不出来阻止，那么就是他指使或放任他们那样干的，那我们就好办了，可以把侯厂长以拒不执行或妨碍公务拘留，其他人也就不敢胡来了。”我也不示弱。
不过大家都认为硬来确实有风险，最好还是找到侯厂长。
“就是桃县法院配合，潘庭长不也只答应派两个法警？按你们这样说还不是人手不够？如果找不到侯厂长，我们就真的拿他没办法了？”王厂长提高了嗓门像连珠炮似的说着。
王厂长的情绪显然很是激动。但我还是坚持不能蛮干！
“对！哪怕当地法院只派一名法警，如果执行时发生冲突，那么这法警的背后就是整个桃县法院。所以，一旦有情况法院是会再派人的。更何况，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当地人就认当地法院，而不是你外地法院。”
此时，我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我们明天早晨派几个人早点到侯厂长家，等着他起床，也许他来不及钻地道我们就能碰上他。”我急切地看着大家，等着他们的回答。
我这个大胆的想法一说出口，大家又议论开了。最后都认为，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也许只能这样，去碰碰运气吧！反正我们来了十多天，从来没有早上或晚上去找过他，要是真给我们碰上呢？
王厂长也觉得可以一试。
最后我们把目光都投向了林庭长，都想听听他的意见，他才是案件的最终决策者。他这时很冷静，想了一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既然大家都认为可以去试一试，那明天怎么去？派谁去？碰到人怎么办？仍未碰到人又怎么办？明天早晨八点桃县法院的潘庭长来与我们一起去，我们又怎么向他解释？”
这些确实是应该考虑的问题。
这下，大家又议论开了，你一言、我一语，各说各的想法，只有薛民涛一直不吭声。自从王厂长来了之后，他的话就更少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后，最后林庭长统一了大家的意见，作了如下安排：
一是明天由钱科长、赵法警、刘科长还有原告厂的小刘和小周共五人组成这次行动的特别小组，由钱科长担任组长，明天早晨六点出发去侯厂长家。但不许打扰他们，等他家的门开后，才能进去。注意方式，不要发生冲突。钱科长代表原告方与他谈谈还款事宜，目的是尽量稳住他，不要又让他溜了，等待我们的到来。二是遇到什么情况千万要冷静，注意安全。三是明天八点林庭长和我坐桃县潘庭长的车去鑫发染厂。王厂长与其他人另外租车前往。四是我们统一口径，对潘庭长说，之所以派人先去，就是为了找到侯厂长。而事实上我们也就是这个目的。
之所以一致认为特别行动小组应该由钱科长带队，是因为这五人中不但他文化程度最高，而且年龄又最大，为人稳重，在厂里威信也较高。
王厂长也对他们几个人重新强调了一遍。
原告方剩下的其他人，各有安排，以配合明天的行动。
方案已定，夜已深了，我拖着尚未痊愈的身体回到房间，人已经觉得很累了，可就是毫无睡意，是紧张，还是担心？说不清楚，我从内心真的希望明天能顺利地将案件执行完毕。元旦快到了，也该回去了。
24日早晨六点不到，窗外是一片漆黑，他们几个踏着冰冻的白雪出发了。
他们走后，仿佛我们几个人的心也跟着走了，心里一直牵挂着，一会儿想天这么黑、这么冷，他们租到三轮车了没有？一会儿又想现在是否顺利到了侯厂长家？他们是否找到了侯厂长？他们几个安全吗？就这样，在焦急中迎来了天明，在难熬中度过了两个小时。
八点快到了，我和林庭长早就准备好了等着桃县法院潘庭长他们的到来，这样也就可以早点与赵法警他们会合，执行也就可以早点开始。
我们在耐心地等着、等着！
“哎呀！你怎么回来了？”突然，站在房门口的薛民涛惊叫了起来。
我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叫声吓了一跳。只见他张着嘴巴，瞪着直直的眼睛，一副惊恐的样子。我们来这十多天了，还是第一次见到他如此惊慌失措。
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就见脸色苍白的钱科长双手捂着胸口，跌跌撞撞、上气不接下气一头闯了进来。他想说话，可他喘不过气来，呼了好几口气后，才断断续续地说：“不不不……不好了，不……好了！”然后就一屁股坐在了床上，蜷曲着身体，很是痛苦的样子。
我们一下子全都惊呆了，都意识到出事了，出大事了！否则他怎么会如此模样一个人跑回来了呢？大家都瞪大了眼睛看着与以往判若两人的钱科长，他的头发是乱的，还冒着热气，特别是他煞白的脸，更是吓人，领口也开着，直呼着粗气，裤腿上泥渍斑斑，一副狼狈逃窜的样子。
“你别急，慢慢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几个人呢？”大家七嘴八舌地劝他慢慢说。可嘴上这么说，大家的心都快要蹦出来了。
“他……他们十几个人拿……拿着刀……追我们，我们……我们逃散了。”他断断续续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听了这话，大家更急了。
“其他人呢，有没有危险？”林庭长更是急得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大声吼着。
“我……我不知道，我们……五个人逃……逃散了，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怎样。”他刚说完，林庭长的脸“唰”地一下子变白了，我们的心都火烧火燎，案件没执行好不说，出了人命怎么办？怎么交代？
“被他们追上没有？他们的刀捅到我们的人没有？”我们连珠炮似的向他轰去。可他除了喘气还是一付惊魂未定的样子。除了说“不知道”还是“不知道”。他只顾自己逃命，只顾喘气了。
“你从头说起，到底怎么回事，说说清楚！”王厂长也急得声嘶力竭地直冲他吼着，一对小眼睛似乎突的要掉出来了。
我们都屏住了呼吸，在钱科长语无伦次的叙述中听出了大概：
七点钟不到，他们就到了侯厂长家的院墙外。这时天刚蒙蒙亮，屋里有灯光。他们没进去，在院墙外等着。可等了几分钟人就冻得熬不住了，本来在这寒冷的晨风中坐三轮车到那里就冻得人发抖，在这院墙外站着就更冷了，再加上大家都有点感冒，控制不住的咳嗽声时时划破这黎明的宁静。
这咳嗽声会不会惊动了屋里的侯厂长？所以赵法警提议与其这样在外面冻着，还不如进去看看侯厂长是否起床，这样人不但暖和了，而且出其不意。
其他几个人也都说要进去，在外冻得实在熬不住了。这时钱科长这个特别小组的组长，看着他们站在外面，有的咳嗽，有的打喷嚏，有的直打哆嗦，这声音传到屋里确实不好，要是侯厂长知道了又从地道里跑了怎么办？所以钱科长同意了。
他们几个轻轻地翻过院墙，悄悄地来到了门外，举手敲响了大门。
“谁呀？”里面传来了女人大声地问话。过了一会儿，侯厂长的儿媳出来开了门。钱科长他们一下子拥了进去。顿时，侯厂长的老婆就尖叫了起来，大声呼喊：“抓贼啊！抓贼啊！”钱科长解释是法院和原告的人，她听后更是抓住钱科长他们的衣服大声喊：“抓贼呀，快来人啊，有人抢劫啦！”可此刻，他们没有看到侯厂长，就连他的儿子也不在。赵法警怕侯厂长躲在衣柜里，他就把衣柜打开看了一下。这时，侯厂长的老婆更是大声喊着：“抓贼呀，抓贼呀！”她那清脆的呼喊声在这黎明的早晨显得格外的刺耳。情况不妙，钱科长当机立断叫他们赶快撤。他们连走带跑冲到院墙外，坐上三轮车就往鑫发染厂赶去，他们认为也许侯厂长就躲在厂里。
侯厂长家离厂只有一二百米，他们很快就来到了厂里，司机把车一直开进了厂区大院里，车还没停稳，两扇大铁门就迅速地被关上并上了锁，旁边办公室里一下子涌出了十几个人，气势汹汹朝他们一步一步围了过来。
大家如梦初醒，知道中计了。天刚有点亮厂门就敞开着，人一进来大门就关上了，还上了锁，看来他们早有准备。
“快走！快走！”钱科长在慌忙下车的同时大叫着。可门锁上了，出不去，刚才锁门的人也不见了影踪。大家都慌了，就在这时他们突然看见大门上有个小门，这小门还没有上锁，他们五个人一下子朝小门拥去。就在他们打开那扇小门的一刹那，厂里的几个人已来到了他们的身边，死死摁住小门不让打开，还有人抓住他们的衣服不放，整个场面乱作一团。这时，钱科长使出浑身的力气双手一拉小门，且立即用手臂顶住刚打开的一点缝隙，在刘科长、小刘他们的齐心协力下，小门终于打开到人能勉强窜出的宽度。钱科长继续使劲地用手臂和肩膀顶着门，就在这短短的几秒钟的时间内，刘科长、小刘、小周、赵法警他们几个在与被告厂里的工人相互撕拉中，一个个从钱科长顶着门的腋下鱼贯而出，随即他也钻了出来。边跑边大叫“快跑”“快跑”。没跑出几步，他看见赵法警被刚从家里赶来的侯厂长的老婆抓住了衣服不放手，他的皮夹克上的扣子也被她拽得掉了下来。赵法警想掰开她的手，可她就是不放，反而用嘴一口将赵法警的手死死咬住，剧烈的疼痛使他一时无法脱身。这时厂里的几个人也一个个从小门里出来了，并且从靴子里拔出了刀子，向赵法警冲去。赵法警一看不妙，他一只手拔起腰间的手枪，对着这发疯似的女人喊着：“放手，不放手就开枪啦！”“你开啊！你开啊！”她松开了咬着赵法警手的嘴一边喊着，一把抓住了赵法警拿枪的手。“噗”一声枪响。看见她突然松开了揪住赵法警的手倒了下去，双手捂住眼睛躺在地上一边打滚、一边声嘶力竭地大叫着：“我的眼睛，我的眼睛，看不见了，看不见了！”
“他们开枪打人了，快上！”有人大喊着。厂里的人一下子围了上去看着在地上打滚的厂长老婆惊呆了，立即将她从地上扶了起来。可她还是坐在地上捂着眼睛扭动着身子拼命地哭喊着：“我的眼睛，我的眼睛！”
赵法警乘机夺路而逃！
就那么一会儿工夫，他们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似的，有人大声喊着：“我们上呀！别让他们跑了，打死他们！打死他们！”一下子，他们愤怒地手持刀子，向赵法警冲了过去。这时钱科长一边跑一边大叫他们快分开跑，往田里跑。顿时，他们五个人就成放射状朝五个不同的方向拼命奔跑，向田野深处跑去。而后面的十几个人也紧握刀子一边奋力直追，一边喊着：“打死他们！”“打死他们！”
五个人就这样逃散了。后面十几个人也分成五股人马分别追赶着他们各自的目标。田野里高高低低、坑坑洼洼，积雪和冰冻加上心里焦急使他们跑起来不知打滑摔倒了几次。他们都不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