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1920）
邓小平本名叫邓希贤，他年轻时从事革命活动后才改名为邓小平。他1904年8月22日出生于中国西南最大的省——四川省的农村。
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是个小地主。母亲淡氏，是邓文明的第二任妻子。邓家居住在距广安县城几里远的牌坊村。广安县位于四川省的东部，这里山川密布，景色秀丽。
20世纪70年代的广安县城。
邓小平本名叫邓希贤，他年轻时从事革命活动后才改名为邓小平。他1904年8月22日出生于中国西南最大的省—四川省的农村，农历是七月十二日。
邓小平从小到青年时期一直使用农历的出生日期。他于20世纪20年代赴法勤工俭学时，所登记的出生日期就是七月十二日。
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是个小地主。母亲淡氏，是邓文明的第二任妻子。邓家居住在距广安县城几里远的牌坊村。广安县位于四川省的东部，这里山川密布，景色秀丽。邓文明拥有大约10公顷田，好的年份，一年可以收获10吨谷物。广安县地域广大，有数千户居民，但它不是四川的繁华地区。四川的大动脉长江，从西南部流向东北部，贯穿全省，沿途有不少支流汇入。广安县城坐落在长江的支流嘉陵江边，但距长江河谷还有很长的距离。广安距省会成都有600多里，要绕过几座绵亘的山脉才能到达成都。重庆是距广安最近的大城市，但离广安也有300多里。
邓家的祖先是从华南移居四川的，时间至少是在邓小平出生的两百年以前。如果再往前追溯，邓家的祖先最早是从中原迁往华南的客家人。客家人是汉族的一部分，原居住在中原，后来迁移到南方。但在这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他们的情况并不为人们所知，颇具神秘色彩。客家人所讲的方言和沿袭下来的很多风俗习惯，与中国南方当地的其他汉族人或其他民族的人都不同。不过，邓家可能早在迁入四川前，就已经放弃了客家话和客家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到了18世纪初，就更可以肯定这一点，因为在那个时候，邓家出了一位名人，在朝廷做了大官。此人名叫邓时敏，在乾隆时期当过翰林、大理寺正卿。1774年，邓时敏告老还乡。在他去世后不久，人们为了纪念他，在村口建起了一座牌坊，上面刻着皇帝御笔亲题的字，从此，这个村子就改叫牌坊村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成为当时失势的邓小平的一条罪状，牌坊村改名为反修生产队，牌坊也被捣毁。虽然后来村子又改回牌坊村的原名，但牌坊却一直没有重建。
邓文明精力充沛，开明乐观，热心地方公益。在邓小平离开家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邓文明一度曾成为广安及周边地区颇有影响的人物。他指挥过数百人的民军，当过广安县的警卫总办（又称团练局长）。牌坊村一些还记得邓文明的老人曾对外国游客介绍说，邓文明平易近人，乐于同人交往，能够和各个阶层的人打成一片，在调解地方争端时能够秉公处理。在家里，他严厉而又温厚，对子女的要求极为严格，但当孩子们犯错误时，他也能倾听他们的辩解。他生前没有留下任何照片，但人们还记得，他在中年时就已经谢顶，蓄着胡子。邓小平倒一直没有谢顶，但他在性格和气质上则继承了父亲的大部分优点：自信、有抱负、处事果断。
邓小平的母亲淡氏却并不引人注目。邓文明在确定他的第一任妻子张氏无法生育后，才娶了淡氏。淡氏娘家的家境很好，她嫁到邓家时的嫁妆是一张雕刻精美的大红木床，这样的嫁妆，贫苦人家是负担不起的。邓小平就出生在这张床上。20世纪80年代，在邓文明的旧居里还能看到这张床。淡氏为邓文明生了四个子女：一女三男，邓小平排行老二，却是三个男孩中最大的，是家里的长子。后来，或许是在邓小平1920年出国之前，淡氏变得体弱多病，并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死于肺结核。没有人写过或讲到过她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因此很难推断她对子女们有什么样的影响，也无从判断她和子女们关系的亲密程度和子女们对她有多大的依恋。
邓文明后来又结过两次婚。他的第三个妻子姓萧，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四子）。第四个妻子夏伯根是嘉陵江船工的女儿。夏氏只比邓小平大一岁，她为邓文明生了一个女儿。夏氏先前嫁过人，改嫁邓文明时，带了一个女儿过门。因此，邓小平共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以及一个异父异母的妹妹。由于他16岁时就离开家乡，而且后来再也没有回去过，所以他直到40多岁，才见到这几个同父异母或异父异母的弟妹。至于最小的那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他更是从来没有见过面，因为在1949年邓小平作为共产党部队的政委返回四川前夕，她就去世了。
在中国，父母在给孩子取名字时，都会从大量的字、词中选择一两个字，以表达他们对孩子的愿望或期望（在邓小平出生的那个时候，往往表达的只是父亲的愿望或期望），或者是为孩子的出生讨个吉利。
邓文明为他的长子取名为“希贤”，这两个字的意思是“渴望”和“善良”，寓示有才智。邓文明还给他取了一个表示他在家族中的辈分的名字，即先圣。他的姐姐已取名先烈，邓文明随后为接下来出生的子女们都取了以“先”字开头的名字。邓文明的第三个和第四个妻子所生的孩子们也都终生使用这样按辈分指定的名字。所不同的是，邓小平和他的两个同父母的弟弟并没有坚持用父亲给他们取好的名字，他们后来都改了名。
邓小平出生和长大的那座房子20世纪80年代时还在，不过已经被当地干部进行过较大的修缮，他们想把它改为博物馆。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那座看起来极其普通的房子都算得上宽敞，整座房子共有22个房间，房间与房间之间用高高的木梁作为横楣隔开。后来拆掉了一左一右两个厢房中的右厢房，房间就没有先前那么多了。院子里铺着石块，但房顶在邓小平童年时代却是铺的茅草，窗户也是纸糊的长条格子窗。有些房间的地面是硬泥地。当时没有自来水，可以确定，邓小平吃得不错，冬天能睡在温暖的被窝里。但邓小平的房间里并没有挂什么字画，也没摆设贵重的家具。
邓文明属于中国传统的统治阶层—读书人中的最底层。他的地位不是继承来的，也不是靠财富获得的，而是靠他所受的教育得来的。跟他的祖先邓时敏一样，邓文明读过几年私塾，学过文言文和中国古代的文史哲。但与他的先辈不同的是，他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邓文明可能在重庆的一所现代法政学校学习过一两年。邓文明所交往的都是些地方官员和当地有地位的头面人物。所以，他享有一些特权，诸如，可以免除一些义务和劳务，一旦犯法，也不必受肉体上的刑罚等。
邓文明算得上当地的知名人物，他也是个很传统的人。哥老会是中国最古老的民间帮会组织之一，它的势力在四川最强盛。邓文明就参加了哥老会的协兴乡分会，后来还当上了它的首领。他笃信佛教，经常去庙里拜佛。1938年的一天，他在拜佛后回家的路上，被土匪或仇敌暗杀。他同邓小平的母亲结婚时，第一个妻子还活着，而且仍然生活在他的家里，这是当时中国社会很传统的做法。
但在教育上，邓文明却很开明，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虽然邓小平的启蒙教育是在旧式的私塾完成的，但在念了两年私塾后，邓小平6岁时就进入协兴乡的初级小学堂读书。在读了五年小学后，他考入广安县的中学，成为寄宿生，每周回家一次。因此，邓小平从早年就开始学习一些现代学科，如算术、自然科学和地理，而且他所学的国文是白话文，而不是古时学者所使协兴乡初级小学堂旧址。1910—1915年，邓小平在这里读初小。据邓小平的同乡胡伦后来写的参加革命前的个人简历说，这所学校是1908年由协兴乡人胡光白（留日学生，革命党人）和邓文明等创办的。
邓小平早年的求学经历并没有文字记载。与毛泽东、周恩来不同，邓小平从未向外国人谈起过他求学的情形。不过，关于他早年的学习情况，还是有一些趣闻逸事流传下来。20世纪80年代，牌坊村的老人们，包括邓小平的舅父淡以兴，曾对外国来访者说过，邓小平儿时活泼、聪明，喜欢和同学们玩耍，不管学什么，都是一学就会。有位老人说，他读书只要读三遍就能记住并背诵出来。晚年，邓小平的桥牌搭档和亲密的政治伙伴万里曾向一位外国人透露，邓小平对牌的记忆力惊人的好，这就使他比技术水平相当的选手略胜一筹。牌坊村的老人们还回忆说，邓小平小时候是个有主见的孩子，即使有些事情是违反传统的，做了会受到惩罚，他还是无所畏惧，照样去做。
按照当时新的教育制度，在十八九岁之前邓小平应该一直在中学学习，然后，如果他学得好，而且他本人和他父亲都愿意，他就可以到一所设在成都或重庆的高等学校继续学习。但在1918年的某个时候或1919年年初，邓小平才只有14岁时，邓文明从重庆给儿子写信说，他看到报纸上有一则广告，内容是重庆即将开设一所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培训年轻男子（或许也有年轻女子）准备到法国“勤工俭学”。
他问邓小平是否想到这所学校学习。邓文明还给他的远房表弟邓绍圣写了一封内容大致相同的信，邓绍圣只比邓小平年长三岁。
他们两人收到信后都没有马上答复，但也没有拖延太长时间。1919年夏末或初秋，他们离开牌坊村，进了重庆的这所留法预备学校。
从表面上看，邓文明当时的举动令人难以理解。
邓小平还是个孩子，他还从未离开过广安，对广安这个小天地之外的世界没有任何生活经验，他的这位远房叔叔邓绍圣的情况比他强不了多少。他们的教养和所受的教育都不足以使他们能够应付遥远的外国的不稳定的生活。此外，邓文明一定已经意识到，送他的长子到法国去读书，其结果意味着他们的家庭将失去这个儿子。如果邓小平怀揣着工科毕业证书回国，他一定不会想当农民，而且他也不可能在并没有什么工业的四川工作。
由此可以推测，邓文明很可能是受了某个热衷于推动留学运动的人，甚至可能是某个外国人的影响。或者是他和儿子关系不好，认为儿子很任性，才想要把他送出国去。然而几种可能性都没有任何根据，而且当时的实际情况也与这几种推测不符。
1919年，位于夫子祠的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