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在8月的一次会议上批评他所犯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抬头”，薄被迫辞去担任的职务。
邓小平当时一定以为，自己可以在财政部长这个敏感而重要的位置上干得久一点。但他只干了9个月。1954年6月，他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秘书长。
他的工作从政府行政部门转向党的工作。这也使得他有机会更接近毛泽东和刘少奇，成为毛刘两人和全国党的组织机构联系的主要接触媒介。
邓小平这次职务变动，是有背景原因的。那就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高岗和中央组织部长饶漱石，阴谋陷害、排挤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活动以失败而告终。高、饶两人基于个人野心，企图推倒刘、周两人，因而在1953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以未指名的方式攻击刘、周两人怀疑党的新时期总路线的正确性；他们同时私下发放新政治局委员人选的机密名单，名单中更换了几位军方高级人员，企图挑起人们对刘、周两人的怨恨。高、饶两人说，这份名单是刘少奇在党内的一个关系密切的亲信草拟的。
这项阴谋进行得很顺利，直到那年年底才突然出现变化。高饶分别游说邓小平和陈云，希望他们加入打击刘、周的阴谋，但邓小平和陈云两人认为他们的行为有欠光明正大，于是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
1953年12月，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要求高岗对党与政府的人事任命提出建议，让他反对刘少奇的阴谋暴露出来。毛泽东同时又给刘少奇一个报复的机会，让刘主持即将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刘少奇也真的把握住这个机会，在会议上大肆抨击高、饶是反党阴谋分子，并敦促大会一致同意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高、饶两人的行为。有个说法，高曾经威胁说要当场开枪自杀，才免去对他立即采取惩处行动。不管这种说法是否正确，这次中委会会议代表了这项阴谋的结束。高岗和饶漱石不久就丢掉了他们在党和政府中的所有职位。高岗还被逮捕下狱。1954年夏天，他在牢里自杀身亡。高饶事件之后，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另外还接替饶担任组织部主任，并在1955年3月，代表中共中央做《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
一个月后，他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虽然在政治局排名第十三（也是最后一名），但他已经超越了中央委员会的很多同事。总括来说，高、饶事件给邓小平提供了一个高升的机会。
在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
的会议上，毛泽东宣布，党中央决定在1956年下半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也是自1945年以来的第一次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他大略地介绍了这次大会的议程，并且谈到党在“一年之内”使各方面的工作都“向前迈出一大步”。他宣布，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党员之间要互相进行尖锐的批评。
换句话说，毛泽东为这次全国代表大会，定下18个月的筹备时间表。虽然必须起草很多文件，以及做各种细节上的安排，但对身为秘书长的邓小平和他的助理们来说，时间应该很充裕。
不过事实上，到了最后关头，邓小平等人反而忙得一塌糊涂。这主要是当时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大改变了政治态势。在国内，中国已经从新民主主义完全步入社会主义；在国外，赫鲁晓夫公开指责斯大林和他的“个人崇拜”，并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一整套新的战略策略。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在毛本人同其他许多党的领导人就农业出现的紧张情况、该走什么样的道路的争论中取得胜利后开始的。1953年政府发现，供给城市人口的粮食出现了短缺，为此实行了统购统销制度。这个制度规定，“所有收购量和供应量，收购标准和供应标准，收购价格和供应价格等，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或经中央批准”。这一制度，缓和了城镇粮食供应的紧张局势。但是，由于粮食产量并没有迅速增长，反而引起了农村部分地区的粮食紧张。毛对这邓小平在工作之余散步。
些的反应是，应该迅速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农业生产合作社取代互助组。最初，合作社的社员是按照他们入社时交纳的土地、牲畜和家具的多少获取报酬。不过很快，便进入“更高的阶段”，实行按劳取酬。
毛坚信，合作化通过建立较大规模的农场，实行规模经营，能够提高粮食产量，政府也更容易获得供给全国城市人口所必需的粮食。他担心土改以后所形成的所有制形式会引起农村社会的两极分化，因为越富裕的农民越能积累更多的土地和其他财产，而那些较为贫穷的农民则不得不卖掉或抵押他们的土地，土改的成果因而会被破坏。
1955年4月底，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的一次会议决定，合作化运动要以“停、缩、发”方针为指导，在中国的一部分地区可以继续发展，但在另外一些地区则要停止或收缩。毛对此决定并不满意。
他在一次省委书记会议上说，他认为“停、缩、发”
三字方针，重点是强调“发”，他批评了农村工作部负责人的观点，并同他们进行一次“大讨论”。
在随后召开的另一次省委书记会议上，他提出要彻底改变农村工作部的做法。在这次会议上，他以下面这段不久就被广为传播的名言开始他的讲话：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毛指出，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他进一步指出，中国从1949年开始，用18年的时间实现农业合作化，并不背离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经验。
毛的主张占了上风。各省的省委书记都感觉到，他们的地位和政治生涯正面临得失攸关的重要时刻，因而纷纷开始着手把毛提出的“高潮”变为现实，加快发展农业合作社。他们的行动果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到1956年年底，大约有1.1亿农户加入30多万个高级合作社。毛提出的目标提前11年完成了。在实现这个巨大转变之时，中国虽然没有像苏联那样在合作化运动中采取大规模剥夺富农或使一部分地区农业产量下降的做法，但也没有解决毛想解决的经济问题。毛随后采取的政策给中国带来的严重后果，与苏联的合作化运动相比，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农村进行的这场运动，同样也引发了城镇的连锁反应。城镇的工厂主和商店主以一种超乎寻常的狂热，敲锣打鼓地要求把他们的财产交给国家。他们的这一要求被接受了。他们从此以后成了拿薪水的管理者，或是拿定息（通常是5%）的食息者。到1956年年底，中国的资本主义已基本消失。
对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20大上公然谴责斯大林的做法，毛泽东一开始就非常不满意。
同年4月底，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赫鲁晓夫这一做法带来了一系列的后果。先是波兰发生暴乱，随后斯大林主义在匈牙利的统治宣告结束。毛据此断定，赫鲁晓夫在意识形态领域犯了错误，他对斯大林的攻击是轻率的和不公正的。赫鲁晓夫还在这次代表大会的另一份报告中谈到，夺取国家政权也可以通过议会道路。这让毛得出了另一个结论，赫鲁晓夫把列宁主义相当多的东西也已经丢掉了。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上，毛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我看有两把“刀子”：
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
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1956年9月召开了。会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四人是主要的发言人。毛泽东发表简短的开幕词；刘少奇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做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长篇报告。第二个五年计划即将在1958年开始实施。邓小平在大会第二天做《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他在这篇长篇报告中，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状况，以及党的任务做出详尽的阐述。由于他的报告不管在风格上、实质内容上都和另外三位邓小平在八大上做《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有着很大的不同，所以，这份报告可以看作邓小平个人的政治宣言。其价值不仅在于这显示出他个人对当时政治情势的观感，同时也可以当作一种标准，用来评估他这些观感日后的总体发展。
邓小平在报告中提到三个重要的政治问题：中国阶级关系的现况，党员要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以及在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党的领袖的作用。关于第一个问题，他认为中国正处在顺利地向没有阶级社会过渡的过程中（事实上应该是说，这个社会里只有一个阶级，而不是没有阶级）。他比较了党在1945年和1956年的情形之后，指出：现在，我们国家的状况完全不同了。我国的人民革命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已经在1949年获得了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国家统一。现在，除了个别边疆地区以外，我们不但已经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而且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同时，七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所有这些，使得我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农民已经由个体农民转变为合作化的农民；资产阶邓小平在八大上做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处在消灭的过程中。
在后面的一段讲话中，他说：在第七次大会以前和以后的相当时期内，对于不同的社会成分规定不同的入党手续，是必要的……但是，在最近时期，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和职员已经只是一个阶级内部的分工……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政治上已经站在工人阶级方面……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和学生变为工人，每年都有大批的工人、农民和他们的子弟变为职员和知识分子，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学生、工人和职员变为革命士兵，又有大批的革命士兵变为农民、学生、工人和职员。把这些社会成分分为两类还有什么意义呢？而且即使要分，又怎么分得清呢？
邓小平对党的作用与政策的这些看法，在这次代表大会的政治决议中也表达得非常清楚。决议指出，中国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的经济文化状况”之间的矛盾。决议指出，“全国的主要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并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谈到党员的行为时，邓小平提到他曾经反复批评过的两个问题：官僚主义的习气和骄傲自满的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