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月，毛泽东发出号召，在近几年内，农村地区的工业生产值要赶上农业生产值。为了响应毛的这项号召，各地的人民公社兴建或扩充数以千计的小工厂或小作坊。这些小工厂或小作坊使用的机器设备大多数是他们自己设计或生产的。后来由于缺乏钢铁，生产这些工厂机器没有了原材料，人民公社决定自行炼钢。大炼钢铁运动是“大跃进”的最高潮。到1958年年底，中国农村地区兴建了几十万座小炼钢炉和小炼铁炉。有些公社一口气就兴建了几十座。据估计，大约有6000万人参加了这项运动。他们或者到矿山开矿，或是到煤矿运煤，或者直接用小高炉炼钢和炼铁。在党的干部的强大压力下，很多社员被迫交出他们家中的铁锅、水壶，北戴河会议后，全国掀起了“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全民炼钢铁的热潮，几千万人大搞小高炉和土高炉，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资源。图为河南信阳郊外的土高炉群。
拆下家里所有能用来炼钢炼铁的东西。
由于大炼钢铁运动进行的时候，正好是华北农村地区的秋收季节，因此造成了农忙最紧要的关头缺少劳动力，以致有些田里的作物没有人收割。大炼钢铁运动也没有炼出任何有用的钢和铁。因为，农村地区根本没有炼钢炼铁所必需的技术和设备。
广大农民花费几百万小时生产出来的，不过是几百万吨毫无用处的废铁。
尽管如此，1958年的粮食产量仍然达到2亿吨，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高的。毛泽东等人看到各地送上来的报告中都提到农业增产，因此盲目地认为，粮食产量还可以更高。8月，中共农村工作部长谭震林在一次会议上宣布，粮食产量可能达到3亿多吨。
12月，中共中央宣布，粮食产量达到3.75亿吨。这个数字几乎是1957年的两倍。
1958年年底至1959年年初，毛和他的同事们已经觉察到了农村中开始出现强烈不满的情绪，他们也觉察到了“大跃进”生产出来的许多商品并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他们开始调整前一段时间推行的一些政策。在1959年2、3月间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上，毛批评了农民的收入过于平均、许多公社无偿占有农民的劳动、银行提早收回给公社的贷款等现象。毛转而听取陈云的意见。陈云早就想对发展战略做重大的改变，并且坚持认为，组织动员的手段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陈云提出，1959年的钢产量应当从3000万吨降至1300万吨，要把国民经济看成是“一盘棋”。他指出，鼓励地方或省生产所有产品并都做到自给自足，是限制而不是推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虽然如此，毛和其他人并没有改变他们在1958年虚报产值的基础上做出的几个决定。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决定是在1958年粮食总产量的基础上，继续提高1959年的粮食总产量，但总的播种面积要减少。
而且在总播种面积减少的前提下，还要相应地减少粮食作物的种植比例。正是这些决定使得“大跃进”变成了一场灾难。到1958年年底，农民已连续两个夏季和一个多冬季没有得到过休息。肥沃的土地也因不合理地密植和深耕受到严重毁坏。这个时候应当做的是，减轻农民的压力，合理地利用土地。这两项措施毛都赞成，但实际上并没有实行。
从现在已经公布的中共文献上，看不出邓小平在1958年说过什么，或做过什么（他的文选中没有收入他在这一时期的任何一篇讲话）。然而有些文献又充分表明，他是站在毛的一边，赞成“大跃进”的。在党内就是否应该发动“大跃进”发生争论时，他是反对周恩来和陈云的意见的。3月间，他在一次会议上说，那些反对发动“大跃进”
的人是“错误”。这一年夏天，他又多次提到“大跃进”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称这个运动的前途是光明的。有一次，他在参观一个人民公社时说，“我们想要多少谷物，就可以有多少。而且在不远的将来，每个人都可以有酒喝有肉吃。农村妇女有朝一日也都可以擦口红、穿高跟鞋。”据毛泽东当时的一位私人秘书说，毛是通过邓小平向全国各地的干部宣传“大跃进”的意义的。
但邓小平也并没有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去做。
他也没有使用毛泽东（或刘少奇）常常使用的那些煽动式的用语，而且也很少提到“政治挂帅”、重振意识形态和社会影响之类的话语，这些都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重要目标。他对农村兴建的炼钢炉的效果持怀疑态度。10月，他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期间曾经说过，他们应当引进技术。1958年年底，在根据毛的指示召开的一次讨论劳动报酬和奖金问题的会议上，邓小平明确表示，他反对全面免费供应物资。
1959年，邓小平的角色改变了。周恩来和陈云试图根据工业和农业的真实情况，调整钢铁的生产指邓小平和毛泽东交谈。
标，因为原来制定的指标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邓小平赞成周恩来和陈云的意见，他们成为合作者。邓小平主持书记处召开两次会议。第一次会议，听取了有关人民公社情况的报告。第二次会议重新研究钢铁生产的指标，并且将会议精神传达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是毛决定重新采纳陈云的意见时成立的，是一个由资深的党的领导干部组成的一个小型的特别委员会。由于它的一些成员比邓资格老，所以书记处本身的职能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它似乎成了中央财经小组中资历最深的成员，也就是周恩来非正式地管辖下的一个委员会。不管这个委员会的性质是什么，当时中央已经开始着手控制“大跃进”所产生的严重后果，而且邓本人又开始同周和陈有了密切的工作关系。
1959年，中共领导层又重新团结起来。大家努力工作，力图阻止农村危机的日益扩大，避免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不景气。一开始进行得还算顺利。但是，由于毛和1954年以来一直担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之间的冲突，党内的统一和团结被打破了，并造成了一种谁提意见谁就会遭到迫害的气氛。
彭德怀为人率直，没有心机，在军中很受欢迎，也很受党内同志1958年8月，邓小平和彭德怀参观国防科研部门的汇报展览。
爱戴。根据“文革”期间他在狱中所写的回忆录来看，他并不是什么理论家，但他很关心改善五亿农民的生活。他很重视党与军队的纪律，同时也认为，党的高级领导人之间应该坦诚相待。他一向以平常心对待毛泽东，并没有特意去巴结他。他和毛泽东的关系一直不是很融洽。1959年，他又在一项重要政策上和毛泽东发生争执，这个政策就是军队的性质问题。毛想加强中国核武器的攻击力量，并以小型的适合进行“人民战争”的地面武装部队做后盾。彭则想按照苏联的模式建立武装部队，使它拥有先进的武器和装备，既能够进行常规战争，也能够进行核战争。
1958年秋至1959年春，彭德怀通过视察部分农村地区，同农民和地方干部面对面地谈话，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大跃进”正在导致经济上的一场大灾难；地方干部向上级领导（或者像他这样的来视察的国家领导人）报告情况时并没有说真话。但他并没有向其他领导人或在党的会议上过多地谈到他的这个结论。
5月，他到东欧几个国家出访。6月中旬，他返回北京之前，在莫斯科同赫鲁晓夫进行了会晤。
7月初，彭德怀前往庐山参加政治局的扩大会议。
7月14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谈到“大跃进”
的问题。他认为毛泽东一定会亲笔回信给他，或是召他去谈谈。但他没有料到，毛并没有这么做，而是以《彭德怀的意见书》为正式标题将他的信印发给参加庐山会议的每个人。在随后的一次讲话中，毛以讥讽的口气把这封信说成是向他本人和党中央领导机关的一次无原则的进攻。他向与会人员说，彭所批评的这些政策，是大家一起制定的，而他自己就曾经带头批评过这些政策，但彭在应该说话的时候却保持沉默。
他暗示，彭已同赫鲁晓夫勾结起来。他要求与会的全体成员都要考虑一下，面对彭的“机会主义”进攻，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
彭德怀有一些积极的支持者，他们在预备会议上曾经发言，另外也还有不少的同情者。但是，在毛泽东把彭德怀定性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这次向党发动进攻，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
之后，除非党内两三个资格最老的领导人愿意出面，否则没有人能够让毛泽东让步，挽救彭德怀。然而他们没有这样做。毛泽东因此能够在随后立即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上，放手全面批判彭德怀，同时让中央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把彭德怀和另外三个人（包括毛泽东在江西时代的老对手洛甫）说成是“反党集团”
的成员。除了25年来一直担任军事领袖的朱德之外，没有人在会上替彭德怀辩护。刚在4个月前接替毛泽东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尤其猛烈攻击彭德怀。
彭德怀所受的羞辱，在9月举行的军委扩大会议上画下句点。林彪和其他人对他发起猛烈的批判，指责他是“军事俱乐部”
头头，并且解除他国防部长的职务。他虽然被保留了政治局委员的头衔，但不久就不能再参加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了。
他在中南海的房子也被没收，迁居到北京西郊的一栋空房子。
林彪取代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并且很快把军队变成可以供他自己使用的政治工具。他先是按照他所理解的毛泽东所希望的，把军队加以改组。然后着手把军队变成具备革命美德的根据地。1960年秋天，他说服军事委员会同意，把毛泽东的思想列为军队进行政治教育唯一的课程；1962年，他出版发行从毛泽东各种演说和文章中摘选出来的《毛主席语录》，也就是后来闻名全球的“红宝书”。
毛泽东对林彪这些行动的反应和林彪所期待的一样。1963年12月，毛泽东号召全国“向人民解放军学习”；1964年，他指示政府和党的各级部门都要像部队一样，成立政治部。这使得林彪得以开始改变党和军方的传统关系，也就是党指挥枪的关系。军队开始插足党和政府，并开始逐渐脱离党的监督。
1963年3月，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人民解放军掀起了向雷锋学习的热潮。这是邓小平的题词。
在经济上，庐山会议给原本已经奄奄一息的“大跃进”一次复苏的机会。这是因为毛泽东坚持要在全国发动一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不久，这项运动就变成了一场对所有在“大跃进”中表现得不积极或慎重的党干部的整肃。结果，造成所有党的干部不敢再对“大跃进”提出任何反对意见，也不敢再替农民争取任何福利。
1960年年初，中共又发动了在城市建立人民公社的运动。生产目标不但没有降低，反而进一步提高。
毛泽东明确表示，他支持“政治挂帅”式的工业管理模式。
1960年年底，苏联决定停止对中国的所有形式的援助，才使毛泽东从“大跃进”的美梦中惊醒。同意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允许批判那些强行无偿占有农民劳动的地方干部。一直到1960年11月，那些长时间以来一直坚持认为“大跃进”对中国来说实际上是一场大的灾难的中共领导人，终于能够从根本上纠正“大跃进”的错误了。周恩来发出十二条紧急指示，允许农民恢复“大跃进”以前的生活和劳动方式。
不过这时候，中国农村正遭受严重的饥荒。1959年，农村人口还可分配到1.22亿吨粮食。到了1960年，这个数字已经降到1.13亿吨，每人每年只能平均分配到150公斤粮食。1960年国家城市人口远远少于1959年，但收入也大大减少，实际上是1949年以来最少的年份。农村人口的死亡率从1958年的12.5%上升到了1959年的14%之多，1960年甚至接近29%。在死亡率上升的同时，出生率也明显下降。1960年，全国的死亡率大大高于出生率。而在1950年至1958年间，全国的出生率一直是死亡率的2.5—3倍之多。这场饥荒一直持续到1961年年底，死于饥荒的人数已经超过2000万人。
这场饥荒造成的死亡，也就是完全因饥饿和疾病造成的死亡，比20世纪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发生的任何一次饥荒都要严重得多。其造成的死亡人数也远远超过了苏联农业合作化所造成的死亡人数。
60年代初，外部世界从难民的报告中了解到，在中国的一部分地区，食物严重短缺。
但直到80年代初，中共才最终公布有关这一时期的出生和死亡率、粮食产量和收成的数字，让外人了解了当时饥荒的真相。即使在目前，官方文件也很少提到“大跃进”的情况，甚至也很少有小说及文艺作品提及。“文化大革命”
产生了一大批伤痕文学作品，“大跃进”却没有类似作品。
1958年，邓小平有一次在玩1960年3月15日，邓小平参观北京毛纺厂的纺织车间。
台球的时候摔断了右腿。从照片上可以看出来，至少在1961年4月之前，他一直都是撑着一根拐杖走路。
他的腿伤复原得很慢。
由于腿伤，邓小平没有参加在庐山举行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委会会议。但他一定参加了那次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的军事委员会会议。除了毛泽东，他是军委会上唯一的文人。虽然他跟彭德怀一直没有过特别密切的交往，但他一定很为彭的命运和毛泽东的行为担忧。在已经公布的一些材料中可以看到，他认为毛泽东虽然是很杰出的领袖，但并不是绝对不会犯错的。但在当时那个非常敏感的时期，他还是很勇敢地重申他的这种看法。1960年3月，他在天津对党的干部的一次讲话中，一针见血地批评了党员当中日益滋长的一种倾向，即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把他们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归功于运用了毛的思想。他说，毛泽东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领导成员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党的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里头的作用说得合乎实际。至于庐山会议的后果，他后来认为是十分有害的。他说，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20世纪60年代初，邓小平视察河南三门峡水库。
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