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青光》
民国十六年春，北伐军打到南京，我在炮火声中走上海，闲居无聊，友人张禹九约我到《时事新报》主编《青光》。那时候全国各大报均在革新副刊的内容，例如北京《晨报副刊》
先后由孙伏园、徐志摩主编，面目一新，撰稿的人有鲁迅、冰心、沈从文等。上海报纸如《申报·自由谈》由黎烈文主编，撰稿的人有鲁迅、茅盾等。《时事新报》易主，邀我去编《青光》。
《青光》只是一个小小的副刊，占一页报纸的一半，大约可以容纳一万多字，可是也追随一般的风气，由鸳鸯蝴蝶消闹杂俎变为新文艺的园地。
《时事新报》总编辑为潘公弼。我去任事的那一天，潘先生指着一张桌子，说：“这是你办公的地方，抽屉里有存稿，每晚九时把编好的稿件交给排字房的领班，勾画出一个版面的略图，交待他几句必需的话，你的任务已毕，可以回家去了。”
我初听这任务很轻松，可是我坐下来打开抽屉一看，我吓坏了，满满一抽屉稿子可用的少而又少。于是找忙了起来，忙约稿，忙自己写稿。
约稿不大容易。能写的人未必肯写，肯写的人也不一定就能写出可用的稿子。既约了而不用，得罪人。我记得帮我大忙的是我的朋友陈登恪，排行老八，我们都叫他陈老八，他撰写《留西外史》长篇小说，算是给我捧场的，等我离开《青光》他也辍笔了。后来《留西外史》在新月书店出版，仍是未完稿。
自从我主编《青光》以后，投稿的人非常多。前几年我遇到高克毅先生（笔名乔志高），他说他就是常投稿的一个。
高先生的中英文造诣非常高，笔下严谨而又有风趣，早在五、六十年前就已露出端倪。而我现在竟不记得有这么一回事。经他一提起，我觉得非常光彩，虽无慧眼，但识英雄。
《青光》也得罪人。有一回采用了一幅漫画，画的是一只马桶，无数的苍蝇飞绕，马桶上写了“性史”二字。我无意冒犯了张竞生先生，只是当时冒张先生之名而印行的《性史》有十几册之多，恶劣之至。而张先生为了这幅漫画很是生气。还有上海盛行“小报”，种类繁多，不是鸳鸯蝴蝶，便是低级趣味，这种小报视新文艺为眼中钉。《青光》不免也受到攻击。有一次我采用了一篇小文，开头第一句“某某公，讳某某”，其时某公尚健在。一小报以为抓住了毛病，大肆诋毁，不仅指作者不通，连带也要编者负责。其实生而曰讳，有何希奇（顾亭林《日知录》辩之甚详），徒见其无知而已。有一个小报长篇连载《乡下人到上海》，夸张上海文明如何优越，乡下人如何愚蠢鄙陋。
我觉得这种写法不公道。《青光》便刊出了一篇连载《上海人到纽约》，直到那小报不再刊《乡下人到上海》才罢手。
我在青光上写了一些小文，后来辑成一小册，题名《骂人的艺术》，新月书店出版，现在看来觉得十分肤浅，悔其少作。
我当时使用一些笔名，如秋郎、谐庭、慎吾、徐丹甫等。“秋郎”是冰心戏作，她有两句诗调侃我，“朱门一入深似海，从此秋郎是路人”。我觉得秋郎二字也不错，就取以为笔名了。
此后我很少用笔名，近三、四十年几乎绝对不用笔名，实行“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原则，因为我觉得用真名写文章可以约束自己，不说过分的话，不说不负责任的话，不在背后伤人。
我在《青光》只约有半年光景，秋后我在暨南大学执教，在复旦光华也兼课，疲于奔走，便辞去编务，继任的是一位王世颖先生，现在我们台湾报纸副刊，不但篇幅扩大，而且内容突飞猛进，编辑人员多至十个八个，蔚为一大奇观。当年的《青光》鄙不足道矣。
酒中八仙——记青岛旧游
杜工部早年写过一首《饮中八仙歌》，章法参差错落，气势奇伟绝伦，是一首难得的好诗。他所谓的饮中八仙，是指他记忆所及的八位善饮之士，不包括工部本人在内，而且这八位酒仙并不属于同一辈分，不可能曾在一起聚饮。所以工部此诗只是就八个人的醉趣分别加以简单描述。我现在所要写的酒中八仙是民国十九年到二十三年间我的一些朋友，在青岛大学共事的时候，在一起宴饮作乐，酒酣耳热，一时忘形，乃比附前贤，戏以八仙自况。青岛是一个好地方，背山面海，冬暖夏凉，有整洁宽敞的市容，有东亚最佳的浴场，最宜于家居。唯一的缺憾是缺少文化背景，情调稍嫌枯寂。故每逢周末，辄聚饮于酒楼，得放浪形骸之乐。
我们聚饮的地点，一个是山东馆子顺兴楼，一个是河南馆子厚德福。顺兴楼是本地老馆子，属于烟台一派，手艺不错，最拿手的几样菜如爆双脆、锅烧鸡、汆西施舌、酱汁鱼、烩鸡皮、拌鸭掌、黄鱼水饺……都很精美。山东馆子的跑堂一团和气，应对之间不失分际。对待我们常客自然格外周到。厚德福是新开的，只因北平厚德福饭庄老掌柜陈莲堂先生听我说起青岛市面不错，才派了他的长子陈景裕和他的高徒梁西臣到青岛来开分号。我记得我们出去勘察市面，顺便在顺兴楼午餐，伙计看到我引来两位生客，一身油泥，面带浓厚的生意人的气息，心里就已起疑。梁西臣点菜，不假思索一口气点了四菜一汤，炒辣子鸡（去骨）、炸肫（去里儿）、清炒虾仁……伙计登时感到来了行家，立即请掌柜上楼应酬，恭恭敬敬地问：“请问二位宝号是在哪里？”我们乃以实告。此后这两家饭馆被公认为是当地巨擘，不分瑜亮。厚德福自有一套拿手，例如清炒或黄焖鳝鱼、瓦块鱼、鱿鱼卷、琵琶燕菜、铁锅蛋、核桃腰、红烧猴头……都是独门手艺，而新学的焖炉烤鸭也是别有风味的。
我们轮流在这两处聚饮，最注意的是酒的品质。每夕以罄一坛为度。两个工人抬三十斤花雕一坛到二、三楼上，当面启封试尝，微酸尚无大碍，最忌的是带有甜意，有时要换两三坛才得中意。酒坛就放在桌前，我们自行舀取，以为那才尽兴。
我们喜欢用酒碗，大大的浅浅的，一口一大碗，痛快淋漓。对于菜肴我们不大挑剔，通常是一桌整席，但是我们也偶尔别出心裁，例如，普通以四个双拼冷盘开始，我有一次做主换成二十四个小盘，把圆桌面摆得满满的，要精致，要美观。有时候，尤其是在夏天，四拼盘换为一大盘，把大乌参切成细丝放在冰箱里冷藏，上桌时浇上芝麻酱三合油和大量的蒜泥，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冷荤，比拌粉皮高明多了。吃铁锅蛋时，赵太侔建议外加一元钱的美国干酪（cheese），切成碎末打搅在内，果然气味浓郁不同寻常，从此成为定例。酒酣饭饱之后，常是一大碗酸辣鱼汤，此物最能醒酒，好像宋江在浔阳楼上酒醉题反诗时想要喝的就是这一味汤了。
酒从六时喝起，一桌十二人左右，喝到八时，不大能喝酒的三五位就先起身告辞，剩下的八九位则是兴致正豪，开始宽衣攘臂，猜拳行酒。不作拇战，三十斤酒不易喝光。在大庭广众的公共场所，扯着破锣嗓子“鸡猫子喊叫”实在不雅。别个房间的客人都是这样放肆，入境只好随俗。
这一群酒徒的成员并不固定，四年之中也有变化，最初是闻一多环顾座上共有八人，一时灵感，遂曰：“我们是酒中八仙！”这八个人是：杨振声、赵畸、闻一多、陈命凡、黄际遇、刘康甫、方令孺和区区我。既称为仙，应有仙趣，我们只是沉湎曲乐的凡人，既无仙风道骨，也不会白日飞升，不过大都端起酒杯举重若轻，三斤多酒下肚尚能不及于乱而已。其中大多数如今皆已仙去，大概只有我未随仙去落人间。往日宴游之乐不可不记。
杨振声字金甫，后嫌金字不雅，改为今甫，山东蓬莱人，比我大十岁的样子。五四初期，写过一篇中篇小说《玉君》，清丽脱俗，惜从此搁笔，不再有所着作。他是北大国文系毕业，算是蔡孑民先生的学生。青岛大学筹备期间，以蔡先生为筹备主任，实则今甫独任艰巨。蔡先生曾在大学图书馆侧一小楼上偕眷住过一阵，为消暑之计。国立青岛大学的门口的竖匾，就是蔡先生的亲笔。胡适之先生看见了这个匾对我们说，他曾问过蔡先生：“凭先生这一笔字，瘦骨嶙峋，在那时代殿试大卷讲究黑大圆光，先生如何竟能点了翰林？”蔡先生从容答道：
“也许那几年正时兴黄山谷的字吧。”今甫做了青岛大学校长，得到蔡先生写匾，是很得意的一件事。今甫身材修伟，不愧为山东大汉，而言谈举止蕴藉风流，居恒一袭长衫，手携竹杖，意态潇然。鉴赏字画，清谈亹亹。但是一杯在手则意气风发，尤嗜拇战，入席之后往往率先打通关一道，音容并茂，咄咄逼人。
赵瓯北有句：“骚坛盟敢操牛耳，拇阵轰如战虎牢。”今甫差足以当之。
赵畸，字太侔，也是山东人，长我十二岁，和今甫是同学。
平生最大特点是寡言笑。他可以和客相对很久很久一言不发，使人莫测高深。我初次晤见他是在美国波斯顿，时民国十三年夏，我们一群中国学生排演《琵琶记》，他应邀从纽约赶来助阵。
他未来之前，闻一多先即有函来，说明太侔之为人，犹金人之三缄其口，幸无误会。一见之后，他果然是无多言。预演之夕，只见他攘臂挽袖，运斤拉锯制做布景，不发一语。莲池大师云：
“世间酽醯醇醴，藏之弥久而弥美者，皆繇封锢牢密不泄气故。”
太侔就是才华内蕴而封锢牢密。人不开口说话，佛亦奈何他不得。他有相当酒量，也能一口一大盅，但是他从不参加拇战。
他写得一笔行书，绵密有致。据一多告我，太侔本是一个衷肠激烈的人，年轻的时候曾经参加革命，掷过炸弹，以后竟变得韬光养晦沉默寡言了。我曾以此事相询，他只是笑而不答。他有妻室儿子，他家住在北平宣外北椿树胡同，他秘不告人，也从不回家，他甚至原籍亦不肯宣布。庄子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疏曰：“畸者不耦之名也，修行无有，而疏外形体，乖异人伦，不耦于俗。”怪不得他名畸字太侔。
闻一多，本名多，以字行，湖北蕲水人，是我清华同学高我两级。他和我一起来到青岛，先赁居大学斜对面一座楼房的下层，继而搬到汇泉海边一座小屋，后来把妻小送回原籍，住进教职员第八宿舍，两年之内三迁。他本来习画，在芝加哥作素描一年，在科罗拉多习油画一年，他得到一个结论：中国人在油画方面很难和西人争一日之长短，因为文化背景不同。
他放弃了绘画，专心致力于我国古典文学之研究，至于废寝忘食，埋首于故纸堆中。这期间他有一段恋情，因此写了一篇相当长的白话诗，那一段情没有成熟，无可奈何地结束了，而他从此也就不再写诗。他比较器重的青年，一个是他国文系的学生臧克家，一个是他国文系助教陈梦家。这两位都写新诗，都得到一多的鼓励。一多的生活苦闷，于是也就爱上了酒。他酒量不大，而兴致高。常对人吟叹“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他一日薄醉，冷风一吹，昏倒在尿池旁。
陈命凡，字季超，山东人，任秘书长，精明强干，为今甫左右手。划起拳来，出手奇快，而且嗓音响亮，往往先声夺人，常自诩为山东老拳。关于拇战，虽小道亦有可观。民国十五年，我在国立东南大学教书，同事中之酒友不少，与罗清生、李辉光往来较多，罗清生最精于猜拳，其术颇为简单，唯运用纯熟则非易事。据告其诀窍在于知己知彼。默察对方惯有之路数，例如一之后常为二、二之后常为三，余类推。同时变化自己之路数，不使对方捉摸。经此指点，我大有领悟。我与季超拇战常为席间高潮，大致旗鼓相当，也许我略逊一筹。
刘本钊，字康甫，山东蓬莱人，任会计主任，小心谨慎，恂恂君子。患严重耳聋，但亦嗜杯中物。因为耳聋关系，不易控制声音大小，拇战之时呼声特高，而对方呼声，他不甚了了，只消示意令饮，他即听命倾杯。一九四九年来台，曾得一晤，彼时耳聋益剧，非笔谈不可。
方令孺是八仙中唯一女性，安徽桐城人，在国文系执教兼任女生管理。她有咏雪才，惜遇人不淑，一直过着独身生活。
台湾洪范书店曾搜集她的散文作品编为一集出版，我写了一篇短序。在青岛她居留不太久，好像是两年之后就离去了。后来我们在北碚异地重逢，比较往还多些。她一向是一袭黑色旗袍，极少的时候薄施脂粉，给人一派冲淡朴素的印象。在青岛期间，她参加我们轰饮的行列，但是从不纵酒，刚要“朱颜酡些”的时候就停杯了。数十年来我没有她的消息，只是在一九六四年七月七日《联合报》“幕前冷语”里看到这样一段简讯：
方令孺皤然白发，早不执教复旦，在那血气方刚的红色路上漫步，现任浙江作者协会主席，忙于文学艺术的联系工作。
老来多梦，梦里河山是她私人嗜好的最高发展，跑到砚台山中找好砚去了，因此梦中得句，写在第二天的默忆中：“诗思满江国，涛声夜色寒，何当沽美酒，共醉砚台山。”这几句话写得迷离徜恍，不知砚台山寻砚到底是真是幻。
不过诗中有“何当沽美酒”之语，大概她还未忘情当年酒仙的往事吧。
黄际遇，字任初，广东澄海人，长我十七八岁，是我们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他做过韩复榘主豫时的教育厅长，有宦场经验，但仍不脱名士风范。他永远是一件布衣长袍，左胸前缝有细长的两个布袋，正好插进两根铅笔。他是学数学的，任理学院长，闻一多离去之后兼文学院长。嗜象棋，曾与国内高手过招，有笔记簿一本置案头，每次与人棋后辄详记全盘招数，而且能偶然不用棋盘棋子，凭口说进行棋赛。又治小学，博闻多识。他住在第八宿舍，有潮汕厨师一名，为治炊膳，烹调甚精。
有一次约一多和我前去小酌，有菜二色给我印象甚深，一是白水汆大虾，去皮留尾，汆出来虾肉白似雪，虾尾红如丹；一是清炖牛鞭，则我未愿尝试。任初每日必饮，宴会时拇战兴致最豪，嗓音尖锐而常出怪声，狂态可掬。我们饮后通常是三五辈在任初领导之下去作余兴。任初在澄海是缙绅大户，门前横匾大书“硕士第”三字，雄视乡里。潮汕巨商颇有几家在青岛设有店铺，经营山东土产运销，皆对任初格外敬礼。我们一行带着不同程度的酒意，浩浩荡荡地于深更半夜去敲店门，惊醒了睡在柜台上的伙计们，赤身裸体地从被窝里钻出来（北方人虽严冬亦赤身睡觉）。我们一行一溜烟地进入后厅。主人热诚招待，有娈婉小童伺候茶水兼代烧烟。先是以功夫茶飨客，红泥小火炉，炭火煮水沸，浇灌茶具，以小盅奉茶，三巡始罢。然后主人肃客登榻，一灯如豆，有兴趣者可以短笛无腔信口吹，亦可突突突突有板有眼。俄而酒意已消，乃称谢而去。任初有一次回乡过年，带回潮州蜜柑一篓，我分得六枚，皮薄而松，肉甜而香，生平食柑，其美无过于此者。抗战时任初避地赴桂，胜利还乡，乘舟沿西江而下，一夕在船上如厕，不慎滑落江中，月黑风高，水深流急，遂遭没顶。
酒中八仙之事略如上述。民国二十一年青岛大学人事上有了变化。为了“九一八”事件全国学生罢课纷纷赴南京请愿要求对日作战，青岛大学的学生当然亦不后人，学校当局阻止无效。事后开除为首的学生若干，遂激起学生驱逐校长的风潮。
今甫去职，太侔继任。一多去了清华。决定开除学生的时候，一多慷慨陈词，声称是“挥泪斩马谡”。此后二年，校中虽然平安无事，宴饮之风为之少杀。偶然一聚的时候有新的分子参加，如赵铭新、赵少侯、邓初等。我在青岛的旧友不止此数，多与饮宴无关，故不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