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定办理到的。”胡雪岩说，“蒋中丞是大人一手提拔，于公于私，都应该尽心。事不宜迟，大人马上就要写信。”
“这倒无所谓，反正蒋芗泉不能不买我的面子，现在就可以打人预算之内。”
“福建四万，浙江七万，广东四万，另加江海关三万，目前可收的确数十八万，一年才两百十六万。差得很多。”
“当然还有。户部所议，应该协甘饷的省份，还有七省。江西、湖北、河南三省，等我这次出关路过的时候，当面跟他们接头，江苏、河南、四川、山东四省的甘饷，只有到了陕西再说。我想，通扯计算，一年两百四十万两银子，无论如何是有的。”
“那，我就替大人先筹一半。”胡雪岩若无其事地说。
“一半？”左宗棠以为是自己没有听清楚，特意问一句：“一半就是一百二十万两银子。”
“是，一百二十万两。”胡雪岩说：“我替大人筹好了带走。”
“这，”左宗棠竟不知怎么说才好了，“你哪里去筹这么一笔巨数？”
“我有办法。当然，这个办法，要大人批准。等我筹划好了，再跟大人面禀。”
左宗棠不便再追问。他虽有些半信半疑，却是信多于疑，再想到胡雪岩所作的承诺，无一不曾实现，也就释然、欣然了。
“大人什么时候动身，什么时候出关？”指的是恭亲王所上奏折中的一段，据李泰国向恭王面称：“中国如欲用银，伊能代向外国商人借银一千万两，分年带利归还。”可是恭王又下结论：“其请借银一千万两之说，中国亦断无此办法。”
“大人请看，”胡雪岩指着那句话说：“朝中决不准借洋债。”
“彼一时也，此一时也！”说到这里，左宗棠突然将话锋扯了开去，“雪岩，你要记住一件事，办大事最要紧的是拿主意！主意一拿定，要说出个道理来并不难，拿恭王的这个奏折来说，当时因为中国买船，而事事要听洋人的主张，朝中颇有人不以为然，恭王已有打退堂鼓的意思，所以才说中国断无借洋债的办法。倘或当时军务并无把握，非借重洋人的坚甲利炮不可，那时就另有一套话说了，第一，洋人愿意借债中国，是仰慕天朝，自愿助顺；第二，洋人放债不怕放倒，正表示信赖中国，一定可以肃清洪杨，光复东南财赋之区，将来有力量还债。你想想，那是多好听的话，朝廷岂有不欣然许诺之理？”
这几句话，对胡雪岩来说，就是“学问”，心悦诚服地表示受教。而左宗棠就越谈越起劲了。
6．观大局做大事，不崇洋不排外
胡雪岩道，办洋务，两种人极为要不得：一是待洋人如奉祖宗，拼力讨好；一是视洋人为怪物，极力排拆，拿这两种心态同洋人打交道，只有自取其辱，自毁财路。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海禁源于明朝，由于扶桑（今日本）的倭寇对东南沿海骚扰不止，于是政府不得不宣布实行海禁，这造成了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阻塞。
明朝灭亡后，满族人掌握天下，他们从游牧民族脱胎而来，在开疆拓土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抛弃游牧传统，吸收中原地区的儒家文化。当他们彻底建立起自己的统治时，已完全树立起这样的观念：现在，连强大的汉人都被他们踩在脚下，四海之中，谁能与他们匹敌。
不能不承认，清朝的开国业绩是轰轰烈烈的，在短短的几年之中，他们便占领了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享受太平。在东南沿海，明朝的残余人马仍旧威胁着他们的统治，于是，满州人继承了明朝的传统，实行海禁。
无论是明朝后期的海禁，还是清初的海禁，都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按道理上讲，一旦军事上的威胁解除，海禁自然会解除，但事实并非如此。
到了清康熙年间，清帝国已步入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无论是国土内的明朝遗民，还是海岛的残留明朝部众，他们已无力也无心再恢复明朝的统治，准确地说，此时他们中间的大部分已转化为绿林大盗和海盗，失去了民心，完全构不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海禁也因此有所松动，东西方交流也开始有了新的局面，然而这却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平静，更大的风浪在酝酿着，历史的发展总是出人意料。
康熙皇帝，正是他使清帝国的基础稳固，使清帝国步入富强，无可匹敌，这也使他更加坚信这一点，四海之内，唯我独尊，中华物产应有尽有，四海之外，皆化为子民，所以，这时发生的一件事使他大为恼火。
明朝末年，有一种摩尼教，源于西亚。此教宣布不敬父母、不爱子女、不敬君王，教民不事生产，明政府无力禁止，无果而终。步入清朝，此教在东南沿海愈演愈烈，甚至有西亚人飘洋过海来宣布教义培养教徒。
同时，西方的天主教也转入中国，此教宣布上帝万能，大力号召人敬上帝，清政府视之为邪教，加之外国使节又不肯称臣纳供，偏要与清帝国对等外交。这给康熙帝这位自视功高的皇帝带来很大不悦。于是他下令加强海禁，反正中华物产应有尽有，既然这些外国人不肯称臣那就不允许他们再到中华来贸易，让他们自生自亡吧。
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海禁大开，与康熙年间相反，这时是无海可禁。外国势力的强行进入使整个民族都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许多明智的中国人开始走务实的道路，同洋人合作，走洋务化的道路。
胡雪岩是一个商人，首先考虑到的自然是利益。由于他生活在一个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代，所以他个人的利益又常常与民族的利益分不开，尤其是当他同洋人做生意时。
江南是蚕桑业发达的地区，在外国势力未入侵这里之前，一般都是手工染丝业，由当地一引进小手工作坊加工，因此，与蚕桑业有关系的人数以万计，一旦市场出现什么风波，往往就会使无数人破产，沦为难民，背井离乡，流落四方。清政府对江南，尤其是江浙一带的蚕桑业起初是有保护政策的，所以江浙一带桑蚕业一直发展得很好。可洋人的势力一侵入中国，形势就变了，西方的机器工业的生产效率远远强于清朝的手工作坊，而且质量也强于传统的手工技术水准，洋人先是大量地收购生丝，然后把生丝运回国内，这使得江浙一带的手工作坊没有生产原料，因而不得不关门大吉。在许多手工作坊纷纷倒闭之后，西方的商贸势力就控制了蚕桑业市场，他们肆意压低生丝的价格。刚出的生丝如果没有特殊的保护措施，不到一个月便会由雪白变成土，从而分文不值。那些分散的蚕农看着刚出的雪白的生丝，根本不敢久留，而且桑蚕业一直是江南一些地区的主要农业，维系着千家万户的命运，如果丝质变坏，洋人拒收，那么这些蚕农一年的劳动就化为泡影，所以，虽然洋人把价压得十分低，但无数蚕农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还是乖乖地把生丝送往那些洋人设的收购点。
胡雪岩在浙江多年，对蚕桑业中间的名堂看得十分清楚。他一直想在蚕桑业中分一杯羹，却苦无资金，所以先安下心来开钱庄，结交官府。很快，资金积累起来了，于是，他开始涉足他梦寐以求的蚕桑业了。他以浙江巡抚的名义在乡下收购生丝，而且价格高于以往洋人的收购价格，这对那些久受洋人摆弄的蚕农来说，无疑是天大喜讯，纷纷把生丝卖给胡雪岩。
然而以胡雪岩一人的资本，何以能够收购完浙江一省的生丝？于是胡雪岩想了个主意，由浙江巡抚牵头，成立蚕丝总商会，商会成员都是浙江的大富翁、乡绅、告老还乡的官僚等等，这些富翁们如果愿意出钱，则出钱；不出钱，则提供担保。向谁提供呢？向那些蚕农。胡雪岩向那些前来卖生丝的蚕农们讲明：“我们先付你一部分钱，另外一部分我出具欠条。这个欠条由蚕桑商会担保，而且加盖浙江巡抚的官印。这部分钱一般等到秋天就付给你们，而且还付有利息。
当然，蚕农对这种方法还是持怀疑态度，毕竟，金黄银白，是自己亲眼所见。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知道它是什么颜色。于是胡雪岩又召开商会，对那些百万富翁们道：“你们负有责任，与那些蚕农们当面解释，让他们确信他们完全可从中得到好处。这是正常的商业交易，不是官府的敲诈。而且事成之后，每个股东都可获丰厚的利润。”
商会的百万富翁开始琢磨：“自己只出信誉担保，以后即便有什么闪失，绝不会损失一分钱，而且可以往官府头上推。如果自己现在不答应胡雪岩，明显是不给胡氏的背后靠山——浙江巡抚面子。而且以后事成又可以获一大笔钱，此事何乐而不为？”
于是他们开始在各地大力宣扬：胡雪岩是诚实的商人，绝不会欺骗蚕农，而且有官府担保，有商会担保。这些百万富翁在一方都是人皆景仰的大户，他们的话有时甚至比官府还具有说服力。很快，蚕农便打消心中的疑虑，纷纷把生丝交给胡雪岩。
胡雪岩这一招确实厉害，洋人一下子慌了神，西方许多国家，尤其是英国，他们的丝厂都依赖中国丝源，这样一来，让胡雪岩把丝源垄断起来，他们国内许多丝厂“无米下锅”，纷纷告急，外国洋务商办于是都跑来找胡雪岩，要求把生丝卖给他们，哪怕价格高一点也无所谓。然而，这时胡雪岩的报价已不是高一点的问题，几乎要比以往的生丝收购价高出一倍，洋商一听各自摇头。
洋商转而进行密谋，通过他们的洋务代表进京贿赂京中一些高官，希望他们能制止浙江巡抚参与商业行为。然而胡雪岩早有预料，他开始就说服浙江巡抚王有龄上一道奏章，道：“江南丝业，其利已为洋人剥夺殆尽，富可敌国之江南大户，于今所余无几……，民无利则国无利，则民心不稳，国基不牢。鉴此，本府痛下决心，力矫蚕桑弊病。兹有商贾胡雪岩者，忠心报国……”奏章把自己的行为大大吹嘘了一番，同时对洋商给政府经济带来的伤害也作出了准确的剖析，所以奏章一到京中，许多大臣都认为有理，并上奏皇帝，希望另外的省也效仿浙江。因此，那些受纳外国洋务代表贿赂的高官们不敢贸然行事，加之指责浙江巡抚的证据也不够，靠皇帝下令制止胡雪岩的大胆举动明显是无望。
后来，胡雪岩又去上海与当地很有名望的同行陈正心商谋。陈正心慨然应允，便与上海的商行老板商议。但那些商贾们担心无人领头，并说如果陈老前辈带头倡导，我等必定响应。
陈正心见火候已到，把桌子一拍：“诸位兄弟，我陈某理解大家的心情，各位若果真有心与洋人干上一场，我陈某倒真的愿意领个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