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
——《孙子·九变》
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举行。
当交战各方的谈判代表带着各自的任务和目的走进谈判会场的时候，可能都没有真正意识到，他们正在共同开创世界战争史上一个新的时代——有限战争时代，或曰现代局部战争时代。这个时代最为明显的标志，就是冲突双方都不想也不能无限制地扩大战争，以免招致得不偿失甚至自身毁灭的后果，从而彼此心照不宣地对战争的目标、规模等都进行了约束和限制。
这种战争所具有的很大一个特点就是：财大气粗的一方反而比没有多少家当的弱小一方顾虑更多。所以，战场一旦出现均势，即以谈判谋和。谈判既表明双方在军事上进入了相持不下的阶段，又意味着一种新的战争模式的形成。这种战争模式是冷战时代的热战，又反过来促进了冷战格局的最终形成。这对于以后的远东、亚洲和乃至世界格局，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不过当时双方都没来得及过多地想到以后的这影响那影响，他们考虑得更多的还是怎样在有利于自己的条件下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在这一点上考虑得尤其多，毕竟是头号强国与联合国主动要求与自己一直不屑于承认的东方弱国之间进行谈判。而美国与对手坐下来谈判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向世人证实了许多高傲的美国人一直不愿意接受的事实——美国人说话是越来越不中用了。美国人是别别扭扭地走进谈判会场的。
特别一走进中朝军队控制下的开城，美国人就更加懊恼。
美国空军上校安德鲁·金尼率领“联合国军”联络组于7月8日乘直升机飞抵开城时，遇上的是“非常傲慢无礼”的对手，他们“指手画脚”地要求金尼上校坐在坐南朝北的位置上。
“不，我坐在这儿很好！”不解其意而又深怀敌意的金尼拒绝道。后来他才知道，以东方传统文化对这个位置的解读，那是个败北者俯首称臣的所在。金尼意识到：同意开城作为谈判地点是个败招。
果不其然，当正式谈判开始时，“联合国军”代表团就很是尴尬。先是挂白旗的车队被对方的记者们嘲弄了一番，说车上挂着白旗就是投降嘛。然后，还将“联合国军”的座位安排在坐南朝北的位置。更有甚者，在谈判桌上给乔伊这个大高个儿安排的是一把矮得多的椅子，使穿着军便服的乔伊整个儿就陷在椅子中几乎“无影无踪”，只能抬头仰视礼服笔挺马靴锃亮面露得意之色的南日中将。职业军人乔伊当然十分窝火。不过他也有一点补偿，他把一面联合国旗放在了桌子上。休会几小时后，中朝方将一面朝鲜国旗放在桌子上，这面临时赶制的旗帜比联合国方面的旗帜高出好几寸。次日出现的联合国旗又高出朝鲜国旗好几寸。……一直比到旗帜顶到天花板。这是干吗呀！
从谈判者的角度来说，笔者很同情乔伊，而且真心实意地为中朝方某些人的这种做法感到遗憾：这种做法是极不高明而且是极不礼貌的，缺乏泱泱大国的应有风度，传递出的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小家子气，完全背离了毛泽东一贯主张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
挂白旗按双方达成的协议是双方都挂，以便识别，不然怎么知道你是来打仗还是来谈判的？然而因中朝方代表是在自己控制的地域，挂与不挂问题都不存在被误击的问题。
依笔者估计，十有八九中朝方代表的车辆是没有挂这玩意儿。而“联合国军”就必须挂，不挂就有被当作武装人员遭误击的可能。按西方观念，白旗既是军事行动惯用的停止标志，也是军事使节通用的识别标志，实在没必要用这种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来做什么文章。至于坐南朝北，那事儿办得也差点意思，“联合国军”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本身就是坐南朝北，何必在风水走向上来强调这一点呢？这丝毫也不会使对手的实力地位降低。以后谈判地点改在板门店就这样坐了谁也没有异议。拿矮椅子治人家乔伊更没意思，小算计而已。后来美方就是以此为理由拒绝在中朝方控制区域进行停战谈判。
笔者窃以为，一个国家能否真正成为泱泱大国，并不在于在这些细枝末节上占不占得了上风，而在于能否真正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上使自己的主动地位不可动摇。谈判地点定在中朝方控制区域本来在政治上是极为有利的态势，国内战争中共产党处下风时共产党到重庆谈判，国民党处下风时国民党到北平谈判，占下风的一方到对方指定区域谈判这几乎成了外交惯例，完全不必用过分的语言来强化。
结果本来有利的态势却被这种意义不大的动作给抵消了不少。
数年后，当中美在华沙重开大使级会谈的时候，毛泽东就专门指示中国代表王炳南，原则要坚持，但不要像朝鲜停战谈判一样对对方使用过分刺激的语言，不要伤害美国民族的感情。
后来的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对此印象深刻，说中国人与“老毛子”不同，说到原则问题时很严肃很坚定，但从不拿对手的失误来搞小动作。既有原则又不失灵活性，很让人佩服。
这也就是虽然意识形态敌对，他却把周恩来引为益友的缘故。不卑不亢，落落大方，才是真正的大国风范。一个新生国家的外交，正处在从新生走向成熟的过程中。笔者任教之时，曾和学员们一起观看过电影《火烧圆明园》。
影片中，清政府曾派出蒙古王爷僧格林沁与英法联军统帅巴夏礼谈判。极其热爱大清王朝的蒙古王爷在谈判桌上和西洋鬼子巴夏礼言来语去争红了脸，怒发冲冠指名点姓单挑巴夏礼决斗。擅长骑射的王爷把巴夏礼摔得头昏眼花，扔进了池塘。还不解气，捞起来后还一把搡进了班房。当放到这个场面时，满场喝彩，掌声雷动。大家都觉得既开心又解气。可接下来的场面就是大战八里桥，这位王爷让手持刀箭的蒙古骑兵向英法联军的炮队和洋枪阵发起波状冲击，结果让人家给打了个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仅余王爷等七人七骑逃之夭夭。再接下来就是重开谈判，奕亲王开城门让英法联军进京。然后就是从牢房里出来的巴夏礼指挥联军劫掠、火烧圆明园。笔者不知道李翰祥导演安排此情节是何用意，然而却从中读出了一个莫大的悲哀：决斗逞意，安抑沙场败绩？一时之快，怎抵千秋遗痛？僧格林沁虽为勇悍之蒙古武士，却非称职的国家干臣，而此等人物的此等作为竟然赢得了众多国人喝彩，这其中难道就没有某种并不优秀的国民性值得我们深刻反思么？
次日在课堂上，笔者对学子们痛切陈辞：
“吾辈现代军人，身负社稷安危民族兴亡。当识大局明时事能知兵会用兵，驰骋沙场运筹帷幄，折人之势屈人之兵，方能报效桑梓家国于万一。僧格林沁身为一军之统帅，不谋拒敌之策，不思固阵之法；举蛮力以泄愤，凭侥幸而临阵；不敌虎狼之师，遗祸家国之邦。此等角色，何足以令吾辈为之喝彩？诸君从戎就学，当以彼辈为戒，切切！”
满堂学子默然片刻。然后掌声响起来。
不过任何人对美国佬的指手画脚，笔者都能从感情上予以理解。
让从来都是对别人指手画脚不懂得尊重别人的山姆大叔碰点钉子尝点不礼貌，有助于使他们更切实地认识到这个世界上还有人不买他们的账，从而也有助于他们更全面更冷静地了解自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能得到什么不能得到什么。
而这个恰恰是正走向谈判桌的美国军人们最不具备的心态。李奇微本人就不具备。
谈判代表团临行前的7月6日，李奇微就对代表团面授机宜：如果谈判班子能够通过巧妙地处理停战问题，给共产党扣上军事失败的帽子，“那么历史将记载，共产党的军事侵略在朝鲜达到了最高水准，在此以后，共产主义本身便开始在亚洲进入衰落”。
显然，李奇微操作政治不如他操作军事那么熟练。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非常勉为其难一厢情愿的设想。
这些美利坚合众国利益的忠实维护者和职业军人，既对战场上不能取得更大进展感到十分沮丧，又对同这些从来不被自己放在眼里的东方人坐在一张桌子上进行对等谈判极不甘心，而幻想倚仗自己所拥有的技术和装备上的优势，对中朝方施加压力，以期达成一个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有利于自己的停战协定。
所以停战谈判的第一天，“联合国军”首席代表特纳·乔伊海军中将屁股刚一沾椅子就急急忙忙地宣布：
“联合国军代表只打算讨论与朝鲜相关的军事问题，而不讨论其他任何政治和经济问题。就联合国军而言，在达成停战协议和停战委员会开始工作以前，战斗将继续进行！”
这哪里是来谈判？分明是来下战书的。
李克农一针见血地点出：
“我们的对手是谈起来想打，打起来又想谈！”
有丰富政治军事斗争经验的毛泽东对对手的心态了然于胸。
他的对策已经在20多年的政治军事斗争中操练得炉火纯青：
“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
这个法宝百试不爽。
7月2日，当得悉对方提出谈判要求并作出参加谈判的决定后，毛泽东指示志愿军和东北局，一方面强调要准备很快达成停战协定，要求人员物资于10日内尽快运入朝鲜，以免停战后即不能运输；另一方面又要求第一线各军，必须准备对付谈判前和谈判间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轰炸，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同时还指出，倘遇敌军大举进攻时，我军必须大举反击，将其打败。
根据这个指示，第五十军于7月上旬再次入朝，装甲兵4个团和经过改装的4个重炮团也随即跟进入朝。志愿军前线部队一边积极打击敌人窜扰，掩护防御阵地的构筑，随时准备粉碎“联合国军”的任何进攻；一方面则积极准备进行对敌实施战役反击的各项准备工作，并预计8月中旬完成，准备待敌进攻时举行战役反击，以取得政治上的有利地位。
“谈的只管谈，打的只管打！”这是毛泽东定的调子。对此，笔者能够予以评价的只有两个字：英明！
谈判首先讨论议程。乔伊代表“联合国军”提出了包括9项内容在内的不太像议程的谈判议程提案：
一、通过议程；
二、俘虏营的地点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访问俘虏营的权力；
三、谈判仅限于与朝鲜有关的纯粹军事问题；
四、在足以保证朝鲜不再发生敌对军事行动的条件下，停止在朝鲜的军事行动；
五、对横贯朝鲜的非军事区达成协议；
六、军事停战委员会的组成、权力与职司；
七、协议在停战委员会下设立军事观察小组，并在朝鲜视察的原则；
八、军事视察小组的职司；
九、关于战俘的安排。
的确显得很草率，第一项是个程序问题，双方都正在进行。第二项根本就不属谈判的讨论范围，第三项是个观点表述，没什么实质性的内容。而南日中将代表中朝方提出的议程只有三项：
一、在互相协议的基础上，双方同时下令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陆军停止对对方的攻击、袭击与侦察；海军停止对对方的轰击、封锁与侦察；双方空军停止对对方的轰炸与侦察。显然，双方停火，不但可以减少生命财产的损失，而且是扑灭朝鲜境内战火的第一步。
二、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武装部队应同时撤离三八线10公里，并于一定时限内完成之。以双方撤离的地区为非军事地带，双方皆不驻扎武装部队或进行任何军事行动。这里的民政，恢复1950年6月25日以前的原状。与之同时，立即进行关于交换俘虏的商谈，使各国俘虏早日还乡与家人团聚。
三、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外国军队撤退了，朝鲜战争的停止与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便有了基本的保障。
其实已经包括了对方议项的第四至第九项。
邓华等这时已经注意到，美方议程中军事分界线和非军事区的问题提得很不明确，而且没有提出撤出外国军队的问题。于是，在次日的会议上，南日中将又代表中朝方提出了一个修正提案。
一、通过议程。
二、作为在朝鲜停止敌对行动的基本条件，以三八线为双方军事分界线并建立非军事地区问题。
三、从朝鲜境内撤出一切外国军队问题。
四、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问题。
五、关于停战后的战争俘虏的安排问题。
美国人不明确“撤出外国军队的问题”和“军事分界线”的问题是有意的，他们压根儿就不想这样，因为“美国不能废除它应邀在一个友好国家保留武装部队的权利”。再说，明摆着的，这个时候外国军队一经撤出，军事平衡将有利于北朝鲜人，因为中国军队并不是以政府军而是以志愿军的名义介入朝鲜战争的。
因此，美国政府给其谈判代表团的指示是：
“不必讨论共产党所提出的把南北朝鲜的边界定在三八线的问题。”而只在议程中提出一般性问题，同时又以撤退外国军队问题属于政治问题为借口，而拒绝将“从朝鲜境内撤退一切外国军队问题”列入议程。
李奇微对乔伊说得更露骨：
在谈判中要以“简短、生硬、有力的语言回答，只要乔伊说得出，就尽管粗鲁”。
乔伊原本就是个行伍，要想粗鲁还不容易？
正好这时冒出了个记者问题，给了乔伊一个由头。谈判刚开始时，美方要求让记者出席，中朝方则认为双方尚未取得协议，不应让记者参加。而只有待完全达成了协议，举行签字那一天，才可以让双方同等人数的新闻记者参加。乔伊不管不顾，13日早上，带上一大帮记者就往开城去。刚走到板门店，就被志愿军第四十七军第一三九师警戒部队拦住去路，拒绝记者车通过。海军中将乔伊立刻变成了一个无冕王们的代言人，一声招呼，带上记者们掉转车头扭头回了汶山。谈判只好中止三天。李克农说：“看来对方已没有凯南约会马立克时那样急迫了。”
毛泽东觉得不必在这些枝节上纠缠。7月13日，他亲自起草了中朝方就记者问题给对方的答复，表示同意双方新闻记者到谈判会场。乔伊就驴下坡，又回到了谈判桌上。7月16日，彭德怀致电谈判代表团的李克农、邓华、解方：
我们坚持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是有理的；以三八线为界是有节的；争取提早结束战争，于朝、中人民是有利的。但和谈并不一定是顺利的，可能遇到很多困难，甚至曲折的过程，可能还需要经过严重的军事斗争。再有两三次较大的军事胜利，才能使敌人知难而退。不管在谈判中有多少困难，坚持和蔼的说理的态度，使谈判的责任归之于对方。
根据这个指示，中朝谈判代表团表现出极大的耐心，于7月16日再次作出让步，不再坚持将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列入谈判议程，而留待具体讨论军事分界线议程时再提出这一基本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