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Blossac见到那微弱到几乎静止的水落时，真想不到那是同一的Clain河！
在途中，经过香港，经过新加坡，经过哥仑坡，都会看了半山腰的房屋而艳羡，起一种至少须得让我去浏览一下的妄想，不料此时我竟“身在此山中”了。漫长的鸡声，报告着时刻，清脆的犬吠，警戒着来客，温和的太阳普照着大地，微暖的和风拂着我，向我说：“春神快来到了！”啊，那，那，还不是我的故乡吗？我竟从万里外归来了！我竟从万里外归来了！可是，母亲啊，怎只看不见你？
在喧嚣的上海，是听不到鸡鸣犬吠的（有的犬吠，也只是豪富之家的势利狗罢了），在巴黎更不用说，三四月来第一次听到鸡啼呢。每当引吭高歌的余音，响到我耳鼓时，我总要掩卷默想一回，梦幻一回。
在巴时，学昭女士曾和我说：“在此见到了有些极像故乡的情景，有些极不像故乡的情景，在这种冲突的同与不同间，我感到很深的感触！”啊，我如今也体验到了。
末了，我想聊带把最近中国留学生的现象报告一些给先生听。一些，只有一些！只请先生检阅一下我们的队而已。
在巴黎（我说的只限巴黎），所有的学生，大半还集中于拉丁区。在这区内的几条繁盛的如 Saint Michel，Saint Germain 几条街上，不用说很容易遇到同国人的。
晚上，从饭馆里出来，照例要在附近散步一回的。因为巴黎人多于鲫，家里只有睡觉的地方，哪容得像中国一样的有你踱步的地方？肚子装满的时候，自然要找个运动一下、舒展一下的地方，白天可以到公园去，晚上只能在街上了。那时才真好看呢，妖形怪状的土娼（简直是野鸡），眼睛四周涂得碧绿的，嘴唇弄得鲜血直流似的满街都是的出来觅食。一群饿狗似的中国学生（不是说饿狗似的只有中国学生！不过现在我只说中国学生罢了）三三两两，帽子覆在前额，微微地左倾着，挺着满满的肚子，两眼骨溜骨溜地向着她们乱射，嘴里还哼着“Hello！”一面走一面又努着嘴和同伴们品评起来。吓，真是十足的中国学生！在上海逛惯了四马路大世界的我家贵同学，到了几万里外的欧洲，原还是君子不忘其本！好一个泱泱大国之风的国民啊，好一个风流公子啊！
我曾同一位友人到过一两次咖啡馆店。（法国的咖啡馆是比中国茶馆还多上十倍的，先生当然知道的了。）他问我要楼上去呢还是楼下，我不懂，问他楼上怎样，楼下怎样。他不响，领着我径往上升。只见一桌桌的扑克麻将，大半是我们的同胞，正喧嚷着勇敢地斗争着。再进去是打弹子的地方。那位朋友便问我了：你要玩什么东西？打一回弹子吧！啊，惭愧！我是什么玩意儿都不会的。真辜负他们的好意了。于是他又领我下楼来，细细告诉我说，中国学生中有好多是靠赌活命的，他们离开牌（无论扑克麻将）简直不能度日！他又讲给我听，法国卖淫的情形，留学生中有钱的很多包一个妓女（当然是土娼）。陈女士说的男嫖女赌，我看还是男同学本领强，嫖与赌兼而有之呢。
第二天晚上，那朋友又请我去看戏，碰到一位已经在国内得了法学博士出来的同学。他问起我中国的情形，他说：“中国国民党现在不是很有势力吗？我有一个知友，同某某某（国内要人恕不称名了）很有些道理……唔，”他说着非常得意。我真祝贺他有这么一位知友！据说，这位同学因国内的博士不十分神气，所以再到法国来弄一个法国的博士。他正研究刑法，预备回去做审判官。那些话是不是真的，我不敢说。但是他的知友同某某某很有道理的话，却是我亲耳听得的。
不读书而专事花天酒地的既如此，读读书而转念头的又如彼，我真不知中国的青年有何希望呢！
真正头脑清楚、用功读书、确有目标的并不是没有！就我所知，就有好几个。但是依据着全体的比例看来，真是可怜得够了！实在的，国外的学生界，简直糟到和上海一样！真正可称为现代的青年，中国的学生的，同上海一样的稀少罕有！
在领事馆里，我更碰到一件奇事。那天我是去拿国际证的，忽然一位学生模样的中国人，推门进来，一位上级职员似的出来问他：“有什么事？”他低声地答道：“有共产党的事情报告。”随着那上级职员放下欢迎的脸来：“请进来！”他又跟着进去了。我一听见“共产党”三字，不禁注视了他一下，心里一阵迷糊奇怪。听说他们二党（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中国学生，在法也常常手枪见面的。真算得英雄：为党国牺牲！
好了，够了，愈说愈糟，不说也罢！
本来，陈女士老早就叮嘱我说话留意些。她因为说了几句真话，而犯众怒，叫我不必再碰钉子了。但是我偏有些倔强，我说的是真话，又不造半句谣言。要不犯众怒，那除非你不说话！在这世界上，你要说一句公平话时，就犯众怒！她又问我有何党派，我说没有的，她说那更糟了！他们两方可以任意说你是国民党，或是共产党。啊，那简直无话可说了！
总之一句：留学生糟糕的情形，确是实在的，无可掩饰的！我也不懂，为什么像陈女士所说的，好像大家都有一种无形的默契，从不把留学生界的真相宣诸国内的。可是无论你们怎样包庇隐瞒，你们不求上进，将来到底个个要回国的，你们数年来的成绩，到底要宣示于国人的耳目之下的！你们实际的能力，也要大大影响于未来的中国的！看，这是我们的将来！
有人说，现在骂人是出风头的好方法。不过，我自问既不是来出风头，也并不是来骂人，只是把实在的情形披露一些，让国人知道留学生界的内幕，而大家起来做些严厉的监督！一方面还是希望我们的同学们，醒悟一些，早早回头，想想我们的将来，想想世界上还有一块烂肉，我们一切亲爱的人，便在这块烂肉上，受着蝇蛆的叮！
我的通信完了。一无成绩，只是一大堆乱草，白糟蹋了你们的时间来读它，真是万分抱愧的！希望我能好好地，警策一下，努力一下，将来能勿自沦落，仍以今日的面目与诸亲友相见！
暂别了，我亲爱的朋友们！祝你们都好！
怒安
十七年二月二十夜于 Poitiers。
谢春苔先生为我的通信的操劳。
我们的工作
庚子以还，我们六十年来的工作，几乎可说完全是抄袭模仿的工作：从政治到学术没有一项能够自求生路。君主立宪，共和政治，联省自治，无政府主义以至鲍尔希尔克主义，无一不是从西方现现成成的搬过来的标语和口号。在文学上，浪漫派，唯美派，写实派，普鲁文学，阶级意识；在艺术上，古典派，官学派，印象派，野兽派，表现派，立体派，达达派，只是一些眼花缭乱的新名词。至于产生这些学说派别的历史背景，精神状态，一切因果关系都在置之不问之列。我们的领袖与英雄，不问是哪一界——政治上的或艺术上的——都要把我们的民族三脚并两步地开快车；至于这历史的鸿沟，能否这么容易而且毫无危险地超越，亦在置之不问之列。这种急于上进的热情值得我们十二分地崇拜，但我们稍稍具有自由思想的怀疑者，在他们乱哄哄的叫喊声中，不得不静静地加一番思考，深恐犯了盲人骑瞎马，黑夜临深渊的大忌而自趋死路。自由思想与怀疑这两种精神，在所谓“左倾”或某个阶级独裁的拥护者目中，自然已被严厉地指斥，谓为“不革命”与“反动”，正如这类思想在十八世纪的欧罗巴被视为“革命”，为“叛逆”一样。这对于他们——不论左右——无异是宗教上的异端邪说，为历代教皇所判罚的“herenesie”。固然，所谓革命是绝对地肯定的，绝不能有丝毫踌躇。在历史已经准备得很充分，社会已经演化到很恰当程度的国家，这种绝对肯定的精神，也许正是最需要的心理条件。革命理论家要说，在历史未曾准备得充分，社会没有演化到恰当程度的场合，更需要肯定和果断；这也许是对的，如果他的大前提——研究、认识、判断，没有错误的话。然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到了历史上大转扭的时间，必定是错综万状的一片混乱和矛盾；要从这混乱、矛盾的现象中去打出一条生路，绝非是浅薄的认识与研究，可以成为适当的准备的。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伏尔泰、狄德罗一班百科全书派的思想家，对于一切政治，哲学上的进程和学说，曾用了何等深刻的研究功夫，然而他们并没立刻拿出一种主张来，强迫人家承认是解决一切的总结论。他们只提出一种方法，一种思考的方法，这方法就是怀疑精神。怀疑的出发点是理性主义。在一个乱哄哄的时代中，唯有用你冷静的头脑、锐利的目光去观察，更用科学方法去抉剔，方才能够渐渐辨识时代的面目及其病源。然而理论一事，实际又一事。即使我们经过了合理的思维而获得的方案，往往还是免不了引起实际上的纠纷。因此法国的大革命，虽然先有了那班思想家的准备，一待大革命爆发之后，还是扰攘了一个世纪，我们一翻法国自拿破仑一世直至第三共和这一个时代的历史便可明白。那时候是民主思想和贵族政治的对抗，是特权阶级与中产阶级的争斗，是手工业和小工业的递嬗。然而把这些冲突和现代中国的冲突一比，又显得我们的比他们的要复杂万倍了。他们只是推翻四五世纪的历史，而我们则要把二十个世纪的传统一并斩断。这是不是可能的事，尤其是不是在短时间内可能的事？一般革命者当然要以肯定的语气回答。因为他们以为不革命是一种羞耻，他们并没有想革命是不得已的行为。再把法国的历史做一个例：十八世纪末期的大革命，在表面上仿佛是历史上的一个三级跳远，是一个剧烈的突变，但整个的十九世纪，不是在补走前世纪所连奔带跳越过的途程吗？
“你们数千年的伦理，道德，比我们西方更优越的制度就此废弃吗？”“你们满含着哲理和诗意的美学为何把它一概丢了？”“你们是有那么美丽的传统的国民何必来学我们的油画？”西方的朋友时常这样地问我们，而我们自己，有没有想到这些问题？有的，也许在五四之后提倡国故的时代；然而曾几何时，除了几个极少数的专门学者还锲而不舍之外，还有谁敢向青年提起“国故”两字？谁敢？敢被人家骂为落伍？现在那些高唱唯物论的青年，对于我们固有的文化，除了含含糊糊加上一大串罪名以外，还认识什么儒家思想，老庄思想，以至宋明之学？他们把新奇的偶像来抹煞史实，并掩饰他们自己的愚昧。
自然，我们也懂得，他们取法于西方的理由。西方，多么醉人的名字！但那般崇拜西方的人之于西方，是否比痛骂东方的入之于东方，有较彻底的认识？他们自以为有的是在某种正统论和一元论之下的认识，或竟是跳舞与咖啡的认识。大自政论，小至娱乐，无非是学西方的皮毛。
而且，假定你对于西方，自亚里士多德至爱因斯坦，自荷马至萧伯讷，的确有了彻底中正的研究，你还是不能把它整个地搬过来。西方的金鸡纳霜，可以医治东方人的疟疾，但还得认清了病人的体质和病情。西方的政论可不就这么简单了。你得记起，你还是中国人啊！你的细胞组织根本就不同。而且数千年的历史摆在那里，任凭你哪一种暴力摧不动它分毫。人是渺小的！
对于西方的研究，以前也曾有一班学者下过功夫。译学馆后，亦有共学社、尚志学会等译了不少西方的名著。但实际上并没收获得相当的功效；这也许是介绍的思想，并没有和介绍者的思想发生何等密切的关系，因之亦不能予读者以若何影响；出版界的落后，以及学术空气的淡薄，也许是互为因果的一个缘由。至于站在东方的立场上去探讨东西文化之奥秘，也有梁任公一辈人下过功夫，然而不久也就成为一种时髦的口号，而轻薄的社会，更当它做茶余酒后的谈笑讥讽的资料。
因此，留学生尽管在两大洋中来来往往，翻译的书籍尽管一本一本地出版，东西文化至今还没有正面冲突过，我要说在学术上还没正式开过仗，只是凭它们两股不同的潮流在社会的底层激荡。没落么？的确是没落，因为我们受了外来文化的侵略没有反响。我们只放弃了自己的立脚点，想借用别人的武器，作为以毒攻毒的战略。他们有枪炮，我们也学做枪炮，他们喊口号，我们也喊口号，他们倡什么最新的主义，我们也跟着莫名其妙地提倡。他们喊口号的后面，那些在实验室里、图书馆里、画室里，过一辈子学术生活的人，我们全没有看见。
现代中国的青年，自以为认识了时代，并看到了未来的时代，他们的大胆使人佩服，他们的武断使人吃惊。
这都是我们过去的工作（我们，因为这些人中都有我们过去的影子）：喊口号，倡主义，是否成为工作自是疑问，但喊着倡着的人的确认为是一种工作。我们现在清算之下，不能不及早转换方向。不干政治的人，自然用不到谈什么主义，研究文艺的时候，也不必把某个学说偶像般放在脑袋里。我们不敢唱融合东西艺术，发扬民族文化那种高调，因为我们明白自己的力量。我们不愿和人家争执，因为中国到处都充满了战氛；何况我们不能消极地攻击人家的阴私或缺德，以为自己没有阴私或缺德的夸耀。我们只有培养自己的力量，拿出实在的东西来。我们的工作，是研究、介绍。发表的文字也只限于这两方面。忘了时代？谁说的？可是我们不能以斩钉截铁的公式来判断一切，我们要虚心地观察、探讨。要找真理并非是怎么容易的事。各种学说在我们的眼里一视同仁，我们不能把东风压了西风，因为这是盲目的。思想上的专制是真理的最大敌人。我们的信心，只在修养自己，万一有点滴的成就，足以贡献给人家，那是我们喜出望外的事。在没有丝毫成绩之前，我们只是以虔敬的心情去研究学问，以深思默省的功夫去体验时代。具体地说，我们现在要认识他人与自己，以怀疑的精神去探索，以好奇的目光去观察，更要把各种不同的思潮，让我们各人的内心去体味。如果真是要到民间去，或人间去（中国固有的出世思想之反面），那不独要去饱尝社会的风味，并还得要打开我们的心扉，吹受各种的风，这也许会使我们发热发冷，但这些crise就能锻炼我们的人格与力量。我们不希望速成，我们都还年轻！
现代青年的烦闷
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晨报·时代文艺》曾刊拙译《世纪病》一文，此次《学灯》编者又以一九三三年元旦特大号文字见嘱，我特地再用《世纪病》相类的题材，把若干现代西方青年的不安精神状态做一番介绍。这并非要引起现代中国青年们的烦躁——这烦躁，不待我引起，也许他们已经感到——而是因为烦闷是文艺创造的源泉，由于它的反省和刺激内生活使其活跃的作用上，可以领导我们往深邃的意境中去寻求新天地。而且烦闷唯有在人类心魂觉醒的时候才能感到，在这数千年来为智（sagesse）的教训磨炼到近于麻痹的中国人精神上给他一个刺激，亦非无益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