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是愁无寐，忽闻意转伤。
良人沙塞外，羁妾守空房。
欲寄回文信，谁能付汝将？
侯氏的才学及美德源于其父侯道济，侯道济以儒学登科，任丹徒（今江苏镇江）令。赠比部员外郎，在家教上很有一套。
侯氏好读史书，识见高远，“见奸邪逆乱之事，常掩卷愤叹；见忠孝节义之士，则钦羡不已。”尤赞赏唐太宗得御戎之道，有英雄之气。其弟侯可，号称名儒，也自愧其史才不如姐姐。
侯氏一共生过6个儿子，但只剩下程颢、程颐二人，其他都夭折了。
侯氏非常疼爱兄弟俩，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但是她深深懂得“慈母败子”的道理，从不娇惯溺爱这两个儿子。
程颢、程颐兄弟二人只相差一岁，在他们蹒跚学步的时候，常常摔倒在地，乳母要上前扶报，侯氏劝阻说：
“不要管他们，让他们自己站起来。”
然后，又对孩子说：“你们走路时，慢一点就不会摔跟头了，你们试试看。”
吃饭的时候，孩子爱挑吃挑喝，乳母就想由着他们的性子来，专门给他们爱吃的饭菜，侯氏制止道：“对小孩子不能惯，你惯什么毛病就会有什么毛病。小时候养成挑吃挑喝的毛病，长大后怎么办？”
在母亲的严格教育培养下，“二程”从小就养成了很好的习惯，他们潜心向学，后来共同创立了“天理”
学说。程颢曾说过：“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
“理”因此成为二程哲学的核心，宋明理学也就从此得名。二程兄弟所谓的“理”，既是指自然的普遍法则，也是指人类社会的当然原则，它适用于自然、社会和一切具体事物。这就把儒家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用“天人一理”的形式表达了出来，中国上古哲学中“天”所具有的本体地位，现在开始用“理”来代替了，这是“二程”对中国哲学的一大贡献。
苏洵教子有道“三苏”并称
“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这副对联说的是苏洵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苏洵是唐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他的散文曾达到了“下笔顷刻即千言”的境界，被世人广为传颂。殊不知，这位文学大家也是一位教子有方的教育名家。
苏洵，字明允，四川眉山人，苏洵的文章以“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而闻名于世，其实他的家教之道也是讲究实用的，其子苏轼、苏辙兄弟俩从小就熟读经史，胸怀壮志，嘉祐元年兄弟二人进京应试，同科进士及第，名震京师，并先后成为文学大家，父子三人同占唐宋八大家三席，这与苏洵的教子有方是分不开的。
苏洵的一生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27岁以前，是他“少不喜学”的时期；从27岁到48岁，是他发奋读书的时期；从48岁他带领苏轼兄弟进京应试起，到58岁去世，是他以文章名震天下的时期。苏洵鉴于自己少年不学，老大“无成”的教训，对苏轼兄弟俩自小进行了精心培养。
苏轼、苏辙小时候非常顽皮，不思学习，贪图玩乐。苏洵经常教育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然而这样和风细雨式的说服教育收效甚微。尽管如此，苏洵并未采用“棍棒”教育的方式，不是对孩子进行强制教育，而是从孩子的好奇心和强烈的求知欲人手，积极引导，诱其入门。每当孩子玩耍打闹时，苏洵就躲在他们能看得见的一个角落里看书，聚精会神，神采飞扬。当孩子们围过来时，他又将所读之书“藏”起来。孩子们发现了父亲的这个“怪现象”，以为他瞒着他们看什么好书，便趁父亲不在家时，将书“偷”出来，渐渐地，他们也把读书当成了一种乐趣，从而驶入了成才的正轨。
苏轼8岁时，苏洵就送他进乡塾读书，学校设在眉山天庆观北极院中，有百十个学生，老师是眉山道士张易简。苏轼在这里读了三年书，他从小勤学好问，关心世事。后来苏洵又送苏轼兄弟俩到眉山城西寿昌院州学教授刘微之那里读书。刘微之是当地很有学问的人，曾作《鹭鸶诗》，其中有“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之句，很是得意。然少年时的苏轼就认为：“逐风斜”没有写出鹭鸶归宿之意，不如“雪片落蒹葭”好。刘微之认为苏轼改得好，赞叹道：“吾非若师也！”
在家中，苏轼兄弟“皆师先君”，以父亲苏洵为师。在苏轼十来岁时，苏洵曾叫他作《夏侯太初论》。苏轼竟写出了“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尤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这样的警句。“老苏爱此论”，很欣赏他这篇习作。苏洵觉得欧阳修的文章写得好，常叫苏轼拟作，看了苏轼拟作的文章很满意，高兴地说：“此子他日当自用之”。
苏洵经常游学四方，回家后常把途中见闻告诉苏轼兄弟，增长他们的见识。在苏轼10岁时，苏洵从虔州（今江西赣州）回来，对苏轼说，在虔州天竺寺有白居易亲笔书写的一首诗，笔势奇异，墨迹如新，诗云：
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元从一寺分。
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
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清下界闻。
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
这首联珠叠璧式的奇诗，给少年苏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7年后，他贬官惠州，途经虔州，特地前往寻访，可惜诗已不在，仅存刻石而已，让苏轼十分懊悔。
苏洵还经常以他在游学中的一些感受教育两个儿子。他说，今后的文章写作技巧将越来越高，而思想内容将越来越差。因为他所接触的一些读书人都“慕远而忽近，贵华而贱实”。
但他非常推崇颜太初的诗文，说他的文章“皆有为而作”，“中当世之过”，“如五谷必可以疗饥”，“如药石必可以伐病”，能解决实际问题。苏轼一生牢牢记住了这一“先君之遗训”。
苏洵还经常教育苏轼兄弟不要为文而文，认为文章“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强调文贵自然，不要为作文而作文，直至胸中有话，不吐不快，“不能自已”的程度时，才能写出好文章。苏轼后来回忆说：“自少闻先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
苏洵对两个儿子性格的不同也很注意，善于因势利导，他在《名二子说》中写道：“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轼”是车上用作扶手的横木，是露在外面的，因此说：“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苏轼性格豪放不羁，锋芒毕露，确实“不外饰”，结果一生屡遭贬斥，差点被杀头。“辙”是车子碾过的印迹，它既无车之功，也无翻车之祸，“善处于祸福之间”。苏辙性格冲和淡泊，深沉不露，所以在以后激烈的党争中，虽也屡遭贬斥，但终能免祸，悠闲地度过晚年。这篇短文，说明了他给两个儿子取名轼、辙的原因，表达了苏洵对两个儿子的担心、告诫和希望。
苏轼、苏辙之所以才识卓异、震古烁今，看来与其良好的家教不无关系，苏洵育子成人成才的方法在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苏母教子勤奋和有德
“三苏”之名，齐列于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中。但在“三苏”的背后，有一个默默地为他们操劳，给丈夫以鼓励和支持，给儿子以精心的培育，把一切都贡献给了他们的女人。
这个人就是苏洵的夫人，苏轼、苏辙兄弟的母亲程氏。
苏洵19岁的时候参加了一次进士考试，但没有考中。回乡以后，就与程家的女儿成亲了。这年他的妻子程氏18岁。程氏从小聪明过人，好学明礼，不仅能持家，而且读过不少书，婚后小两口的感情很好。
苏洵天性爱好自由，文章也崇尚自然，因此向来不喜欢钻研专为了科举考试而设立的“属对声律”之类的学问。但为了考进士，又不得不学习他不喜欢的东西。29岁，他再一次赴京赶考，文章虽写得出众，但仍不合考官人的要求，再一次名落孙山。直到1057年，49岁的苏洵与两个儿子一起进京，才得以自己的文章才学名满京师。
从苏洵29岁再次考进士不举以后，到1057年的20年间，他经常外出游历，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也开始与一些有才有识之士交往，在家的时候不多。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在慢慢长大。苏洵父亲苏序年事已高，也从来不大管家中之事，因此两个儿子的教育的责任，就全部落在他们的母亲程氏的身上。因而苏轼与苏辙之成材，不唯苏洵之教导，亦有其母程氏之心血。
程氏好学，头脑冷静而清晰，尤其爱读《史记》《汉书》一类书籍，对古今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能说得清楚明白。她还能按照两个儿子不同的性格施以教育。两个儿子虽一样聪明，但苏轼好动，苏辙喜欢静，两人的功课母亲就安排得不一样。为了要好动的苏轼能安下心来，母亲就要他抄写《史记》《汉书》。大量的抄书，既能学文字，还能学做人，对学习书法也很有好处。苏轼的一生中，据他与朋友说，仅《汉书》就抄过6遍。
苏洵要苏轼从小学王羲之的书法，但苏轼自己却更喜欢颜真卿书法的气魄雄伟。抄书时，他能一册用王字，另一册用颜字，后来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宋代的书法家称苏、黄、米、蔡四大家，苏轼名列第一，这与他从小就练成扎实的书法功底有很大的关系，但这不能不说他母亲有一份功劳。
苏轼的母亲从小对他们的教育和培养就很精心。对两个儿子的思想品德的教育，程氏更为严格。往往用古代名节操守高尚的人的事迹来教育他们。并说，你们将来如果能正直地做人，即使为直道而死，我做母亲的也没有任何遗憾。在司马光的《程氏墓志铭》和苏辙的《东坡先生墓志铭》中，都记载着程氏教苏轼兄弟读《范滂传》时的一段感人至深的事迹。
苏轼10岁，苏辙7岁那年，母亲教他们读《后汉书》中的《范滂传》。
苏轼和苏辙兄弟静静地听母亲将《范滂传》读完，母亲的眼角已含着泪花。停了停，母亲又对内容作了一番讲解。这时，思想敏捷的苏轼突然问母亲说：“母亲，要是我也像范滂一样，做一番大事，却被奸臣所害，你能允许吗？”苏轼的母亲听了儿子还带有稚气的话，又笑了。然后又严肃地说：“如果你能做范滂，我就一定能做范滂的母亲！”
苏轼的母亲长期以来既要管一家的生计，又要负责对两个儿子的教育，身体早已不堪重负。公元1057年的农历4月8日，苏轼兄弟在京城正通过殿试，点为进士，从此名扬天下。而他们在四川眉山家中的母亲却离开了人世。
苏洵父子听到这个消息，从成功的狂喜中一下子陷入深深的悲哀。他们立即赶回家乡。苏洵在妻子灵前写下了情深无限的《祭亡妻文》，以文字来告慰妻子，告诉她两个儿子功成名就的消息：
与子相好，相期百年。
不知中道，弃我而先。
我徂京师，不远当还。
嗟子之去，曾不须臾。
子去不返，我怀永哀。
惟轼与辙，既冠且昏。
教以学问，孰知子勤？提携东去，出门迟迟。
今来不捷，后何以归？亦既荐名，试于南宫。
文字炜炜，惊服群公。
二子嘉跃，我知母心。
非官实好，要以文称。
归来堂空，哭不见人。
伤心故物，感涕殷勤。
司马光为苏洵的妻子程氏写了墓志铭，最后几句话，高度总括她的一生，其言日：“贫不以污其夫之名，富不以为其子之累，知力学问可以显其门，而直道可以荣于世。勉夫教子，底于光大，寿不充德，福宜施于后嗣。”
苏轼教子务实求真做学问
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轼从小受到了父母亲的良好教育，而他在教育自己的子女上也别具一格。散文名篇《石钟山记》就是他教子务实求真做学问的佐证。
公元1079年，苏轼因作诗“谤讪朝廷”罪贬谪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担当团练副使。这是一个闲差使，43岁的苏轼得以有闲经常与长子苏迈一起读书作文，说古论今。
有一天，父子俩竟谈到了鄱阳湖畔石钟山的名称由来。苏迈从《水经注》等古书中找出许多说法，如“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音徐歇”。对这些说法，苏轼都觉得是牵强附会，实不可信。苏迈想找其他书，苏轼阻止了他：“不用找了，大凡研究学问、考证事物，切不可人云亦云，或者光凭道听途说就妄下结论。
看来，石钟山这个问题，还必须实地考察求实才能解决呢！”
“石钟山名称由来”这一问题，在苏轼父子俩的心中一悬就是五年，一直到公元1084年才有了解决的机会。这一年，苏迈到饶州德兴县（今江西省鄱阳湖东）担任县尉，48岁的父亲苏轼送他到湖口，顺便带着苏迈一起考察石钟山。白天，庙里的和尚叫一个小童拿着斧头，在乱石间挑了其中的一二块石头来敲打地，父子俩当然不相信。月光明亮的当晚，父子俩乘着小舟来到山的绝壁下，沿着山脚寻找。寻到一个地方，只听见一阵阵清畅高扬的声音。原来，这里的山脚下遍布石窍，大小、形状、深浅各不相同。它们不停地受到波涛撞击，所以才发出各种不同的音响，宛若周景王的无射钟，魏庄子的歌钟，庞大乐队中的钟鼓齐鸣一般……父子俩此刻终于恍然大悟：这才是“石钟”名称的由来啊！
苏轼能抓住父子俩同探石钟山这件事，谆谆告诫儿子苏迈：“石钟”名称由来，此事本不难明白，只须实地考察就行了，由于一般人不肯去下这功夫，宁愿到书本里去寻找答案，而浅薄的人又往往附会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来解释，最终以讹传讹，使本不难明白的事千百年来不得明白。你应当切切记住，“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就不可能找到正确答案！
为让儿子更深刻地理解“求实”
的重要性，苏轼又提笔撰文。于是，苏迈乃至后人就读到了出自苏轼笔下的名篇《石钟山记》。
邵康节用发问来启发儿子
邵康节是宋朝时代的著名卜士，名雍，字尧夫，康节为谥号，他是中国古代占卜界的重要人物，范阳（今河北涿州大邵村）人，幼年随父邵古迁衡漳（今河南林县康节村），又迁共城（今河南辉县），37岁时移居洛阳。《梅花易数》是他发明的占卜方法，先天易学是他的主要代表作，可是在他的著作中关于先天易学叙述的并不详细。邵康节在教育孩子方面值得现在的父母去学习。
有一天中午，邵康节与12岁的儿子邵伯温正在院子里乘凉。这时，院墙外边突然伸出一个人头，朝院子中瞅了一圈，又缩了回去。
邵康节问儿子：“你说这个人在瞅什么？”
儿子说：“八成是个小偷，想偷点东西，看见有人就走了。”
邵康节却说不对，然后他启发儿子说：“如果是小偷，他见到院子里有人，肯定会立刻缩回头去。但是，他明明看到院子里有人，却还是瞅了一圈，这说明什么呢？”
儿子想了一会儿说：“他恐怕是在找东西吧。”
邵康节又问：“是的，但是他只瞅了一圈，那是找大东西还是找小东西？”儿子回答：“是找大东西”。
邵康节又启发儿子说：“那么，什么东西会跑到我们院子里来呢？那个人又是农民打扮，他会来找什么东西呢？”这回，儿子肯定地回答：“他肯定是来找牛的。”邵康节满意地点头说：“说得对，他是来找牛的。以后，你要多动脑筋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