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的家里人认为他15岁就能解决问题，真是前途无量。这给了他更多的信心，有了更高的愿望：想研究学问，使自己成为一个像牛顿、罗素一样的大物理学家或大哲学家。由此他要转学清华，他相信这所有名的高等学府会使他进步得更快。父母虽然认为到清华读书经济成问题，况且现在儿子的家教收益也解决了家庭的不少困难，因此抱着一种无奈的理解尊重态度。而长期开放自由的教育使于光远对许多事情都有自己的主张，并在行动上喜欢自己做主，对别人怎么看不太理会。
不久，于光远向清华大学提出转学要求。著名的物理学家吴有训考查他后录取了他。这时他才想到家里的经济和自己的求学费用。他申请了兴业银行董事长王伯元设立的奖学金，得到400元，拿了100多元赴京，200多元留下补贴家用。果然，清华成了他辉煌人生的起点。
于光远特别讲求做事一定要讲道理。只要是于光远下决心做的事劲头就特大，很坚韧，直到做成功为止。
他还看轻分数，别人都在备考，他还在学新知识。因此考分有时虽然差一些，但他说他学得多、学得扎实。正是这样的日积月累，使他最终成为我国著名的革命家、经济学家、哲学家、社会活动家。
董竹君要求女儿追求“真善美”
董竹君出生在上海，本是一个洋车夫的女儿，后被迫沦为青楼卖唱女，结识革命党人后，她才跳出火坑，成了督军夫人。由于不堪忍受封建家庭和夫权统治，冉度冲出樊笼开创新的人生。历尽艰难险阻，成为上海锦江饭店的女老板。董竹君连任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堪称女权运动的先驱。
董竹君的父亲本姓东，后改姓董，性格耿直自尊，拉黄包车。母亲姓李，勤俭能干，因为家计艰难，常常叫苦连天。父母虽穷，但是还是把董竹君送到了私塾念书：后由于父亲患了伤寒症，无奈之下，她只有中途辍学。
由于父亲身体不能干活，又常得看病吃药，无奈之下就把她押给青楼做三年“清倌人”，就是卖艺不卖身。
两年后，她装病逃出淫窟，与常在青楼出没的革命党人夏之时结婚。
后来她连生几个女儿，就有点被人看不起了。长女出麻疹时，她腾出一间房子，进行消毒后放两张床，日夜看护四十多日，直到女儿完全康复。丈夫对此很不高兴，认为她不该为了一个女孩的病对其他事情全然不顾。
董竹君初到上海时生活很苦，住在一间三层楼小屋内，但她带了女儿每天把房间擦洗得干干净净，连楼梯过道也不放过。她的女儿们也因此养成了注重清洁卫生的习惯。
她从四川毅然离家出走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女儿的教育。丈夫认为，女孩子无需多读书，她却认为必须让她们接受高等教育。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她带着女儿独闯上海滩，即使在穷困得靠典卖衣物度日时，她的决心仍不动摇。
董竹君在上海东借西凑，又到菲律宾去招工，办起了一家纱管厂，在“一·二八”事件中又被日本人的炸弹毁掉，后来她又办了一家厂，厂务繁忙不得已，只好把三个女儿送到苏州一家教会学校的附小寄读。每逢周末、假期，就给女儿们讲人生和爱国的道理，找进步文艺读物给孩子们看，要她们学做家务、热爱劳动，培养女儿们善良热诚、助人为乐、先人后己大公无私的高尚品德，还让她们多接近大自然，养成胸怀开朗和爱美的兴趣和爱好。
1931年7月，鲁迅先生在环龙路一所暑期学校演讲《上海文艺之一瞥》，她就带了四个女儿去听，明知她们都听不懂，但为了让她们在进步思想的氛围中受到熏陶，还是让她们坐在最后一排乖乖地听着。回来的路上孩子们不断地问七问八，做母亲的心里特别高兴。
有一次她带女儿去观看苏联电影《伏尔加河船夫曲》，当见到破衣烂衫的船夫们驼着背、弯着腰、低着头，肩负手拉一根粗绳，拖着大船沿着河边艰难行走，嘴里哼着凄婉悲壮的船夫曲H寸，母女俩深受感动，在回家路上，也禁不住学着哼唱起来。后来，这个女儿成了一名音乐家。
董竹君特别注意培养孩子们坚强的意志和勇敢的精神。有一次她让只有12岁的女儿从上海乘火车去南京给一位亲戚送钱。但当孩子到达南京下关时，城门已经关紧，女儿不敢乱花钱，就在城门脚下睡了一晚。听女儿回来告诉她这番经历，既觉得心疼又感到高兴。
董竹君对女儿的教育是费尽心机的，她常说孩子是洁白无邪的，决不能让风筝断线，迷失了方向。女儿在外地渎书，她书信不断。一次次教育女儿们为人做事要有责任感，要光明正直；处理事情要理智，对客观事物应全面分析研究，不要主观，切忌任性等。
当她在锦江饭店当女老板时，决不让孩子们随便走进店里；她自己要会见朋友，除非是进步人士，其他三教九流的人一概不让到家里来，只有在锦江会晤。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防止孩子们沾染十里洋场的社会恶习。
董竹君又是一位严格的母亲，对孩子不溺爱，弄坏了东西，做错了事情，只要认错就不追究。但如果说谎撒赖，那就会不客气。她常对女儿们说：“你们之中若有一个不听我教导，走上错误道路，我决不饶恕！”
她对待孩子一视同仁，不偏向任何一个孩子。熟悉的朋友问她：“你最喜欢哪个女儿？”她回答：“谁有困难，就同情谁，帮助谁。”她的儿女们常对人说：“感谢母亲把我们带离一个封建家庭，使我们有了崭新的人生”。
董竹君把严父和慈母的双重责任都担在了自己的肩上。她的心血没白费，五个儿女个个成材，也个个孝敬母亲。
傅雷因材施教严格教子我国著名的文学艺术翻译家傅雷在古今中外的文学、绘画、音乐等各个领域都有着极其渊博的知识和深厚的造诣，著作丰厚，但他一生中最好的作品其实就是他的儿子傅聪、傅敏。
由他写给儿子的一封家信汇集成的《傅雷家书》中，洋洋万言，字字爱意涌动，无不展示出这位严父一腔浓浓的爱子情意。
傅雷对己、对人、对工作、对生活都要求一丝不苟，对待幼小的孩子也十分严格，尽管家境优越，但他绝不溺爱娇纵。他深谙一个人的行为习惯是其品德形成的基础，因此对孩子良好习惯的养成教育寓于立身行事、待人接物的家庭生活之中。
为让傅聪学钢琴，傅雷亲子教儿子。从孔孟、先秦诸子、国策中选教材，给孩子制订日课，亲自监督，严格执行。在傅聪很小的时候，傅雷就要求他背诵“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宁可天下人负我、毋我负天下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傅雷在写信给傅聪时说：
“我多年播的种子，必有一日在你身上开花结果，请记住我指的是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
傅聪按照父亲的规定，每天长时间练习弹琴，有时弹得十分闲倦，手指酸痛，也不敢松弛一下。
其实，傅雷开始并不曾想让傅聪学音乐，而是想让他习画。后来，他发现傅聪在三四岁的时候，就爱听古典音乐。只要收音机或唱机上放送西洋乐曲，他都安安静静地听着，时间久了也不会吵闹或是打瞌睡。
有一次，老师在钢琴上随便按一个键，傅聪没看按什么键，却能说出是什么音。在音乐上这叫绝对音高一般人经过多年训练，才能分辨绝对音高。傅聪那么小，就能分辨，说明他有很高的音乐天资。在这种情况下父亲才改变主意，让傅聪学钢琴。
十年过去了，父亲更加肯定了孩子今后可以专攻音乐的选择：“因为他能刻苦用功，在琴上每天练习七八个小时，就是酷暑天气，也从不懈怠。
而他对音乐的理解也显示出有独到之处。”傅聪lO岁生日那天，父亲给他买了一个特大蛋糕，又请来傅聪的许多小琴友，结果傅聪的生日庆祝会成了一个少儿钢琴联谊会。傅聪很高兴父亲能这样做。
在父亲的影响下，傅聪从小熟悉了贝多芬、克利斯朵夫等，培养了对音乐的浓厚兴趣。欧洲的评委们听到傅聪的西洋曲子里隐隐约约地揉合了唐诗的意境。意境是中国式审美的特质，外国评委倾倒了。东西方文化交融成了傅聪成功的秘诀。
可见，父亲是把读书与做人，读书与艺术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傅聪在异国漂流时，从父亲的书信中吸取了丰富的精神和艺术的养料，从而对人生有更深切的了解，对艺术有更诚挚的热爱。
傅雷在穿衣、吃饭、站立、行动、说话这样的生活小事上都对儿子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教导儿子在生活中形成文明高雅的规范行为。家中吃饭时，要求孩子食不语，不许随意讲话，咀嚼食物嘴里不许发出声响、舀汤时不许滴洒在餐桌上，饭后要记住把餐凳放入餐桌下，家里的物品用完后，要有规矩地放回去，特别是书，不可以随意乱放；对人客气，尤其是师长或老年人，说话时态度要谦和，手要垂直放在身体旁边，人要站直，即或坚持真理也必须注意讲话的方式、态度、语气、声调等。
正是这样严格的家教，使傅聪从就身心健康，举止端庄，直至成为争世界一流的钢琴演奏家，他的演征服了世界各地的观众，被誉为“钢琴诗人”。后来，傅聪在国外结婚有了自己的孩子，傅雷又通过书信教导他如何教育子女，他提醒傅聪：“疼孩子固然要紧，养成纪律同样要紧，几个月大的时候不注意，到两三岁时再收紧，大人小孩都要痛苦的，”傅雷以为，无论如何细小不足道的事，都反映出一个人的意识与性情，修改习惯就等于修改自己的意识与性情。
傅聪能够取得那样辉煌的成就，与父亲从小对他的严明、细微、富于原则的家训是分不开的。
傅敏比傅聪小3岁，受父亲、母亲和哥哥的影响，傅敏从小也酷爱音乐，并曾立志成为一个小提琴家。而傅雷不让傅敏学音乐也有其良苦用心，因为学音乐要从小开始。傅敏上初中才学琴，太晚了，16岁的年龄已经不是学琴的年龄，而是出成绩的年龄了。
父亲认为傅敏学识广博，学风踏实，比较适合教书。
傅敏刚进入初中，父亲就要求他读《古文观止》。傅雷对傅敏说：“这个古文选本，上起东周，下迄明末。
其中不少优秀文章反映了我国古代各家散文的不同风貌，如《战国策》记事的严谨简沽，纵横家说理的周到缜密；《庄子》想象的汪洋悠肆……无论它的说理、言情、写景、状物，均堪称典范。”他每个星期天选择其中一篇详细讲解给儿子听。等孩子读懂后便要求背诵。
后来，傅敏果然按照父亲的设计教书35年，退休前是北京第七中学英语特级教师。即便如此，傅敏同样实践了父亲做人第一的教育理念，他跟哥哥一样，也是父亲教育出来的好孩子。他淡泊名利，安心于做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
傅敏说，大哥傅聪之所以成了世界一流的钢琴家，是哥哥按照父亲设计的路线走到这一步的：“先做人，后做艺术家，再做音乐家，最后是钢琴家。”
“文革”中，傅雷夫妇自杀身亡。
傅雷奉行的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品行在傅聪、傅敏身上薪火相传，在教子方面，他真称得上是一位呕心沥血的严父。
竺嘉祥寓教于乐造就竺可桢
竺可桢是我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他学识渊博，在气象学、地理学、自然科学史等方面都有卓越贡献，许多研究都有重大创新，达到国际一流水平。竺可桢为人胸襟豁达开阔、治学严谨勤奋、待人宽厚至诚，堪称品格和学问的伟人。
竺可桢的父亲叫竺嘉祥，他有了竺可桢后，曾给孩子起了个名叫兆熊，小名阿熊。可又一想，孩子应该有个学名才好。于是，他又找到镇上的私塾先生，商议了好久才决定阿熊的学名用“可桢”。先生解释说：“桢”字的意思有两层，一是坚实的木头，二是古时候筑土墙立的柱子称作桢干。
“可桢”就是将来可以成为国家栋梁的意思。竺嘉祥对这个名字很满意，也将光大门庭的希望寄于儿子竺可桢身上。
竺可桢刚刚长到l岁半时，父亲就用方纸块写字教他。一天，父亲要外出办事，临走时对竺可桢说：“小熊，今天我有事，不能教你认字了，放你一天假好吗？”正在母亲怀里吃奶的竺可桢，立即松开奶头，硬缠着父亲教他认了字才让走。这样，等到竺可桢满3周岁时，他已经能够认识许多字，能够背诵十几首唐诗了。
竺可桢5岁的时候进学堂，7岁的时候开始写作文。竺可桢写作文，常常是写了一遍，自己觉得不好又重新写一遍，等到他自己认为满意了才停笔。竺可桢读书很用功，一天晚上，当他上床睡觉时，大公鸡已经啼叫了，母亲怕他累坏了身子，就常常督促他早睡。竺可桢很聪明，有时随母亲睡了，可当他听到鸡叫时，知道天快亮了，又轻轻地爬起来学习。
竺可桢不仅爱学习，还爱用脑子思考问题。他的家乡雨水多，屋檐上老是滴水，落在石板上发出“滴滴答答”的响声。竺可桢站在一旁数滴答作响的水滴，数着数着，他像发现了奇迹，眼睛盯住石板出神，他心里纳闷：这些石板上怎么有一个一个的水坑，水滴正好滴在小坑里。再看看另外一块石板，也是同样的情况。他立即跑去请教父亲。
竺嘉祥听了儿子的问话，耐心地向他解释说：“小熊啊，这就叫‘水滴石穿’！别看一滴一滴的雨水没有什么。但是，天长日久，石板就被滴出小坑了。读书、办事情，也是这个道理。只有持之以恒，才会有所成就。”
从此以后，“水滴石穿”的教诲成了竺可桢一生的座右铭。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他一直用这句话鼓励自己，学习成绩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1910年，20岁的竺可桢去美国留学，8年后，他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一直从事祖国的气象事业。
竺可桢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终于成为一位知识渊博的科学家和很有建树的教育家。一生中他对气象、物候、地理、自然科学史等都做过精细的研究，均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毛泽东教子自立自强
毛泽东是我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
身任国家主席之职，毛泽东对子女要求相当严格，期望也很高，他对子女的教育很有特点，他希望孩子好好读书，从小打好基础。为了建设灿烂的明天，实现远大的革命目标，毛泽东希望青少年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他告诉孩子们，自己年轻的时候，一边读书，一边工作，每天都到图书馆看书，中午就用几个铜板，在小饭摊上买两个烧饼充饥。晚上睡觉，许多人挤在一个炕上，虽然环境很艰苦，可是觉得生活很有意义、很愉快。因为看书不断开拓着自己的眼界，丰富自己的思想，并且懂得越来越多的救国救民的道理，从而能认识社会、指导实践、树立志向。
善于自学、勇于探讨，是毛泽东教给孩子们打开知识宝库的一把钥匙。
他反对那种照葫芦画瓢的学习方法，主张只让老师指点一下参阅哪些书籍，从哪些方面去理解，答案都自己去独立思考。他勉励孩子要养成一种扎扎实实求学的好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