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手知道我是一个英语聋哑人，便对有点晕晕乎乎的秦舌头说，这是规矩。过去，中国人似乎是以规矩多而著称于世的。现如今，报纸电视上天天讲法律。讲了法律我们却未能搞定一切。但是好多规矩却被人忘记了。在很多公众场合，一群相貌文雅的中茵人会突然生猛，像一群生蕃。一次在东京机场转机，上万人出人的候机楼里一切都井然有序，每个人都随意而收敛，突然，一个角落里喧叫声大起，如果是在一个不安定的国家，你会以为有暴徒冲进来在血洗机场。结果，只是几个在中国人里号称文雅的上海人在用扑克来一点小小的赌博。
所以我想人人都记得一些规矩是好事。我希望那些鱼对这次经历有一点惊恐的，疼痛的记忆，并能将这种记忆用什么方式进行传播。这样，海里聪明的鱼便越来越多。聪明到有一天想出一种什么办法，把船上的人给诱惑到海里。
水手走到船头放锚。又一处渔场到了。大家再次钻出船舱。因为都有了相当的收获。所以，都不像刚才那么上心地钓鱼了。而是眯缝起双眼四处打量。目力所及之处，惟有海天茫茫。只有几只海鸥，很落寞地跟在船尾，在水上，在风中起起落落。但这里的鱼可能视力不佳，鱼饵下去老半天，也感觉不到它们来碰触一下。于是，我们也来看海。终于有鱼咬钩了。拖上来，还是那种身子肥硕的瑟巴斯。我问舌头，瑟巴斯是什么鱼。我的意思是问这鱼的中文名字：学名或者俗名。她不知道。于是回身去问大卫，大卫的回答是大西洋里最美味的鱼之一。这时，每个人面前的’小桶里差不多都装满了鱼。鱼们上钩的频率也越来越低。大家钓鱼的兴致已不太高。于是闲聊，看海，沉思，同时继续摆出一个垂钓的姿态。
老黑人仍然穿着厚呢外套坐在船尾，好像是什么都看见了，又像是什么都没看见。
水手过来把鱼桶从我面前拎走。我跟了去。水手在后船甲板那里放下一个案板。围上橡皮围裙，戴上橡皮手套，从桶里拿起一条鱼，啪一声摔在案板上，一手据住头，斜着一刀，便片去了鱼半边身子上的肉，鱼又被啪一声翻过来，又一刀，另一边身子上的肉又被片下了来。鱼从胸到腹裸露出一副完整的骨架，护卫着整套蠕动的内脏。骨架一头连着完整的头，一头连着完整的尾，如果加以精心制作，会是一个特别的鱼类解剖标本。但是水手毫不可惜就将这个因为呈现出内部真实与美丽的躯干扔进了一只大号塑料桶里。于是，一条鱼便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只剩下来两片毫无生气的肉。这两片肉是对我们这些渔夫的犒赏。好在我们不仅仅是为了这种犒赏才来到海上。我们来到海上，还感到了海的味道，海的动感和海的幽深与宽广。
我注意到水手片鱼时，遇到大一些的鱼都要用一根铁尺比量一下。然后，打上一个记号。如果遇到下一条鱼的长度突破了这个界限，那么早前的那个记号被抹去，新的记号便成了新的纪录。
太阳斜射，海上反射的阳光开始向金色转换。这次垂钓在秦舌头的一声欢快的尖叫里结束。因为她钓上来了一个动物五角星。一个看上去了无生命迹象，但确确实实是一个海底动物的海星。水手把每个人的鱼肉分开，在保鲜袋里封好，过秤。我们三个人不是成绩最好的，加在一起也有整整六公斤鱼肉。
船又起锚了，引擎突突作响，吹向大陆的风在向推动。虽然现在的船也没有风，但还是感到了风的推动。大家回到船舱，一个水手在船上收敛钓竿，一个水手站在舱里的吧台后，当起了侍应。船舱里又是啤酒与香烟的天下了。秦舌头作为惟一的女性，无法与一群男渔夫消受这一切，加上有些晕眩，便让水手给泡了一盒美国产的，没有什么作料的方便面。忙活完船上的小买卖，水手又走到我们中间，每个人都往他手里放了两个美元。大卫又说，这是规矩。于是，我也往水手手里放了两个美元。最后，那位自己也弄支鱼竿钓了一阵的水手，自己也放了两美元在里面。然后，十六个美元被交到了我的手上，几个渔夫举起酒瓶向我致意。
钓鱼船上的规矩，每个钓者拿起把鱼饵抛向大海后，都参与了一个两美元的赌注。钓到最大那条鱼的人便会得到那若干个两美元。大海对我很看顾，使我成为一个幸运者，让我成为那十几个美元的获得者。
我喜欢这样的规矩，真的喜欢。喜欢给那个给我们提供鱼饵的漠然的老黑人几个美金，而不用他露出下贱的微笑；我喜欢每一个人都自觉地把没长大的鱼放回水里；我喜欢那个小小的赌博，其实那不是赌博，而是培植大家对别人成功的祝福。
一周以后，在北美大陆的另一边，在旧金山厚木板铺成的渔人码头，我和秦舌头坐在明媚的阳光下，面对太平洋午餐。看着一只只船驶出湛蓝的海湾，我们又一次怀想那次垂钓，怀想那些人，怀想那些法律之外的，肯定是传诸久远的好规矩。法律建立与维护秩序，而那些更具人性的，渗透到各个不同行业之间的大大小小的规矩，使这个社会更加人性与温暖。我笑话奉舌头不知道瑟巴斯这种鱼的中文名字。这当然让这位英语硕士有些耿耿于怀。于是我安慰她大可不必如此介意，因为她的第二学位是MBA，而不是海洋生物学，同时，她也不是大西洋上某个渔夫的女儿。
在美国的旅程还在继续着，几天后，从丹佛机场出来，我们又站在北美大陆高耸的中央了。汉学家葛浩文开车来机场相迎，在去30英里外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所在地波德镇的路上，高速路两边，是与故乡一样高旷而金黄的草原，有马三三两两立在路边，风吹拂长长的鬃毛轻轻翻卷。草原尽头，是壁立而起的落基山脉。山体上裸露的大片岩石闪耀着铁青色的光芒。波德镇就在草原尽头，那些青色岩石脚下。葛先生的家便置身其间。
进了这个外国舌头的家，大家一律行礼如仪，然后，我与葛先生坐下来谈文学，秦舌头被葛太太导引着参观花园。她们回来时，带回来一个话题，就是在这十万人的镇上，竟然晚上有鹿从山上下来造访花园。吃掉不少精心培植的花草。葛先生说，有时还有熊来到大街上，由警察护卫着回到山上。于是，话题便转到了我们在大西洋的钓鱼。我便再次提出这个很傻的问题，瑟巴斯是什么？葛太太说，有呀，超市里有卖，美国人视为美味的几种鱼之一。这鱼的美味我是品尝过的，在纽约，在据称辞了希尔顿饭店大厨这个油水职业来做穷作家的大卫租住的公寓里，他用平底锅，加植物油，加洋葱，加姜，把每半个鱼身子都煎得像一块小牛排。也许是自己亲手所钓，这鱼吃起来，真是别有风味，让人难以忘怀。今天，我还想信手取一块在手边，照了纽约人的煎法做熟，加一杯干白，犒劳一下自己。可惜，这些鱼都储存在纽约那个穷作家的大肚子冰箱里了，我手长莫及。而我现在要说的是，葛先生是操英、中双语的，也是一条大舌头。舌头们的特征—之一，便是很多很厚双语词典。于是，我们搬来好些沉重的砖头，放在一杯杯的咖啡之间，终于査到了这个词：英文Seabass，中文海鲈鱼。接下来便是特征描述，与它的纲目科属。但我自己也不是海洋生物的分类学家。我只要听到了一个中国名字，并不要知道以后的这些解释，心里那点悬疑就没有了。中国字让一颗中国心落到实处了。好像只要有了一个中文名字，那鱼才算是一个真实的可以把握的存在了。于是，我便开始将这些鱼慢慢忘记。
眼下，我开始向往另一次钓鱼。也是在美国，俄勒冈，有一位也做舌头的凯伦女士，她曾带来了一些鲑鱼干送给我。鲑鱼就是广东菜里的三文鱼。而在我眼前，是电视片里，它们千里回游的身姿。我们相约，某个时候，当她把我的一些文字变成英文时，便要在鲑鱼回游的季节里，去一趟她生活工作的俄勒冈。风很宽广的俄勒冈荒野粗旷的俄勒冈，高远宁静的俄勒冈，溪水欢快流淌像舒伯特的那首《鳟鱼》调子的俄勒冈。
酒文化闲话
满世界写下酒这个字，都要在后面加上两个字：文化。酒文化，见诸于官员的讲话，新闻报道，学术文化论文这样一些官样文章，而且，日益地变本加厉，到卖酒的人也文化，买酒的人也相跟着日渐一日地文化起来。
一天，和朋友喝了几杯酒，又遇到酒吧老板来滔滔不绝地宣传酒文化。眼下，谈文化越来越多，都要先选个很具体的物事冠在前面。弄得文化像运动员身上的衣服，总有与之不相干的名字冠在上面广而告之。文化前面宼多了东西，本身就看不见了。这番话不便对酒吧老板讲，一来希望人家打个八折，二来，想到文化藏在很多酿造方式，很多不同名头的酒的后面，倒有了些大隐隐于市的味道。最重要的是，酒与文化挂钩，总比许多别的什么什么文化要确切许多。
况且从最原始的意义上讲，酒与种植相关。而神植可以看成一切文化的根源。
酒做到现代，但凡是成都人，不管喝酒不喝，都耳熟能详着一个酿酒业的专门术语：勾兑。这是化学术语，更成了一个具有更多社会学含义的语词。大家说起来，特别顺口，特别心照不宣。
但我真正想说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似乎是再没有资格说酒了。
酒与文化被如此牢固地焊接在一起，但传统意义上，真正具有文化意义的诗酒文章，却隔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平常就是抽烟。桌子上有酒时，往往不是为了友情，不是为了那个三张口组和而成的，而为了别的什么，大家也都心照不宣。最后警告自已只是一个小小的，却不大容易实行的规则，就是不多喝了几口的公众场合，猜拳行令，也不把自己灌到改变了肚子里东西的排泄方向。
当然，酒在今天已经是一个产业，一个高效益的产业。说点最切实的，如果没有这个产业，至少我们要少看好几个电视频道。而且，电视上的洒广告大多都拍得赏心悦目，很文化。我只是感叹，为什么酒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我们却越来越不会喝酒了。
接近想像中的花园
中国是一个在漫长的历史中成功延续了文化传统的国度。
但是，这些年来，经济发展加速，曾经共同贫困的国人中一部分有了温饱之外的需求。其中一项，就是宽大漂亮的房子。市场经济的最大好处，就是消费的需求立即会变成经济发展的新型助推剂。很多开发商都把集中建立的宽大漂亮的房子叫做某某花园。一部分当然是邯郸学步式的以广招徕，其中确也有少数公司，在建筑中真正融人了审美因素，并且引人现代管理模式，在为业主服务方面下了很多功夫。置身其中，便真有了身在花园的感觉。
但在中国，这样的花园都是一个太新的花园。没有过去的故事，没有人物充任故事的主角，没有因时间打磨而显得陈旧的同时显出温暖的经久的存在。中国经济必然要从无序走向有序，也必然要过渡到知识经济时代。这种发展趋势，必然会改变中国富人的文化构成。对于在精神层面有着很高需求的人来说，置身在一片从里到外都太新的东西中间，心理上会有一种无措的茫然感觉。这并不是说，想要求花园的开发商学了假古董商拿手的那种整新如旧，而是说，一座现代意义上的花园，便是开发商的品牌。虽然中国媒体与业界现在也常常讲品牌，但真正计之长远，想到50年、100年以后的事情其实还是很少的。
真正的品牌是包含了巨大文化意义的。文化又是一个可深可浅，可大可小，可俗可雅的题目。坐抽水马桶是文化，洗蒸汽浴室也是文化，用电子蓝控是文化，互联网络也是文化。这种合格的新花园正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但房子不是时装，不能只用时尚文化来包装，房子要在不拒绝流行文化的前提下，多在传统文化、雅文化中寻找内涵。
因为居家与环境在中国人心理深处，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期待。花园这个词一出口，在中国人心目中，也会引起丰富的联想。而且这种联想与外国人的联想决不相同。这种联想与时间有关，与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有关：比如功成名就者利国济民的壮举，比如悯世怀远的学问与情操，比如国画大写意般的文人诗酒的潇洒，比如《西厢记》《牡丹亭》式的浪漫。而这些东西，现在在技术上，在管理上已经相当周备的花园是不具备的。文化因素的涵养与滋长是一个需要时间与耐心的过程，包括花园里的住户的人文品质与素质的提升也非一朝一夕之功。现在的中国，很多人号称精英，意思无非是精神或物质上的贵族。但我们知道，真正贵族的养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到很多人都变成贵族的时候，那也就是花园里的文化积淀了。于是，花园便一天天文化起来，意韵悠长起来。
所以，当我们把想像中的花园与当下的实际存在进行比较的时候，会有意犹未尽的感觉。但无论对开发商、业主还是物业管理公司来说，文化含量是一个现在都无力负起具体责任的问题。我们可以期望的仅仅只是，有了文化意识，有了文化责任感，花园便会一天天接近我们的想像。我们一天夫成就自己，也就一天天成就了真正意义上的花园。如果真是这样，不要50年、100年，也许再过20年，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这个城市，谁是真正的花园，便会一目了然。中国有孟母三迁择邻而处的故事，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当更多的人富起来，更多的人提高了消费能力的时候，真正的花园的品牌意义便会开始显现。
补记：我的一位朋友住在某某花园，是成都本市的高价位楼盘。一天，朋友找到我，说花园的物业公司要办一个以业主为对象的会员制刊物，希望有名人来写点文章，并许以高额稿酬。当时，我也正想换房子，经常四处去看了好些叫做花园的商住楼盘，正好有些感想，便答应下来，并想，他们的楼盘差不多是本市的最高价，我的文章在一定范围里也是高品质的，所以也没有说不取报酬那些客气话。现在，忽忽半年过去，不知某某名花园的会员刊物办起来没有，但稿酬却是一分钱没有见到。我的那位朋友有钱，夫妇都是君子似的人物，一家人先富起来，但总是乐箐而慷慨的。包括请我写这篇文字，也是要为物管公司的人帮忙的意思。如果我跟他们提起这件事，我先便失去做他们朋友的资格了。但作为一个有名的花园，对于一个商家，这种作为，这种对于文化的漠视，对文化劳动的漠视，却是让人会为他们感到惋惜的。加上在那些四处看过的花园里的经历，我才知道，我们要接近一些想像中那种真正的花园，时间还会非常遥远：我今天要写这段后记，绝非是要讨那笔稿酬的意思，而是因为我也是一个商人，一个出版商，写下这段文字是要以此来警醒自己，警醒商业行为中的自己。
公众与警察
现代社会，法律对社会的约束与平衡是越来越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