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选择萨拉齐呢？这是由于它位于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通向西部蒙古的产通要道上，是大批旅蒙商进出蒙古草原的歇脚地和粮草补充地。它虽然当时还只是人小镇，比不上归化城等地繁华，但这里的商业刚刚起步，还没有形成商业垄断，很适合乔贵发这样的小本生意者公平竞争、发展。而其他地方诸如归化城，虽是商贾云集之地，但以乔贵发当时的微薄本钱去和当时已经具有相当实力的富商大贾相抗衡谈何容易？正由于此，乔贵发才选择了萨拉齐——这个规模小、但却有着潜力可挖的、对自己的发展极为有利的——这个不起眼的小镇。
乔贵发来到萨拉齐之后，没有急于投资，而是先在一家小店铺当伙计。以观察市场行情，看投资什么更为合适。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乔贵发发现这里冬天蔬菜奇缺，除了土豆和羊肉，别的什么也没有。而同时他又看到，这里的豆类作物品种多、质量好、价格又便宜，却没有人做豆腐、生豆芽。于是乔贵发瞅准了这一行当。
早在小时候寄居舅舅家时，乔贵发就帮着舅舅做豆腐、豆芽，练成了一手做豆腐、豆芽的好手艺。乔贵发了解了市场，了解了自己，开始大显身手，辞去伙计之职，开始做豆腐、豆芽的生意。他的豆腐、豆芽一经投放市场，便备受欢迎。因为是独家买卖，价格也好，乔贵发在短时期内便盈利颇丰，把多年拉骆驼的积蓄翻了几倍。因为知己知彼，乔贵发获得了又一次的成功。
在做豆腐仿者日甚、利润渐小的情况下，乔贵发又开始转产，并同时看准了草料铺这一行当，在荒无人烟的西垴包乔贵发办起了第一个草料铺。
在包头，至今仍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西垴包就是现在的包头城的前身）。为什么乔贵发放弃了萨拉齐而选择了西垴包呢？
内、外蒙古被阴山阻隔，在归化城通往西部外蒙古草原的途中，有一个昆都仑口是连接内、外蒙古的交通要道，是内地商人赴外蒙经商的必经之地，西垴包就在这个昆都仑口附近。过了昆都仑口就是茫茫大山了。所以，一般商人经过此地进山之前都要先补充足粮草，出山时，要从这里下货。而在此之前，都是去萨拉齐补充。
但经过乔贵发的实地观察，如果在此地开个草料铺，以供旅蒙商人补充携带粮食，要比从萨拉齐补充就会更加方便；出山时，从这里下货也会比萨拉齐更近更方便。可是，偏偏因为这里一片荒凉，无人居住，没有形成经营环境，所以，这里没有一个像样的草料铺。
果然不出他所料，在这里开了草料铺后，买卖出人意料地红火，而且结果模仿者、定居者日益增多，小小的西垴包变成了日后的包头城……
从乔贵发这两次择地可以看出，乔贵发是以交通要道和商人集散地为其首选市场。
此后的广盛公、复盛公、复盛西、复盛油房、复盛菜园、大德通，大德恒……乃至辐射到全国的数百个商号，无一不是在研究自己，研究市场的前提下开设的。”“知已知彼，百战不殆”，乔家正是由于知已知彼，才取得了商业领域的节节胜利。
“买卖赔与赚，行情占一半。”——山西商谚
“至持筹幄算，善亿屡中，讲信耐劳，尤为谷人特色，自有明迄于 清之中叶，商贾之迹几遍行省”。——《 太谷县志》
“敬启者……泾地于初一日午后，凡下面之信俱报。前月初十日 打了一仗，杀土匪二千来人。……信到囤户风息，这几天冬大布再无行情，各干布街上无货 ，零星之价照前。自初一日至此，泾兰帮就有人往东大路下去，俱带银不多，赶办贱货。”——清咸丰年间山西襄汾县丁村丁氏商人从陕西泾阳商号寄给总号的信
“又办菜油二百篓，价八百三十八，俱发下水。…… 耳闻曲沃一盘卖永顺止号，菜油三百篓，价五百五十，腊月交银。杜镇到油不多，零卖出价 五百五十，就是绛州行情未打听着实。”——从山西襄汾县丁村丁氏发去的信
晋北及归化、包头粮米价平，但麦每斤合三十余文，而口内大秋收至 七八分。闰八月十四日夜，雨有四寸余。此处冬麦亦下种繁峙粟生双粒，宁武谷秀三岐，真 系丰收。……附及二十六日忻州已被武卫军兵抢劫，拿住三名，已有头绪，云云。
敬启者……弟觉无事，又办菜油二百篓价八百三十八，俱发下水。……耳闻曲沃一盘卖 永顺号，菜油三百篓，价五百五十，腊月交银。杜镇到油不多，零零出价五百五十，就是绛 行情未打听着实。……照此数处行情，很是可以。……所有襄樊之事问信，兄印明是日连盛 ，弟抵泾待标，到即为止。弟关思恭拜。
——光绪二十五年(1869)祁县大德通票号收到其下分号的信函
“昨接成重 而处来信，军务甚是紧急，成都左近四面贼匪扰乱不堪，兼之省城勒逼捐输，以滞生意之家 ，实难存站。平已寄信去矣。即着成伙速归重号，暂行躲避。至重地一二百里，亦是贼匪， 搅扰人心，亦属惊惶。如再不妥，亦要迁动。祈见信之日，不可不做”。 ——咸丰十年(1860)日升昌总号给汉口分号第66次信
信息无所不在
商业信息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可能无处不在。在你想象不到的地方，可能存在逐个对你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就看你是否看到它，听到它。或者说，世上不是没有信息，就看有没有发现信息的眼睛。这就需要你有一双时刻张开的眼睛和耳朵，像天线一样时刻准备接收有用的信号。
晋商就具有这种对信息的超常的敏感和洞察。
太谷曹家在沈阳开设的富生峻钱庄中有一位精明强干的掌柜，他平时尽心号事，非常忙碌，很少回太谷老家。光绪年间某一天，这位掌柜因家中有事，乘铁轮车由浓阳急返太谷。
大车在东北平原上疾驶的途中，掌柜忽然感到肚子难受，就赶紧让车夫停车，要找地方解大手。这时正是中秋季节，车道两旁的庄稼正是上浆成穗的时候，高粱杆粗叶壮黑压压一片，长势十分喜人，丰收在望。掌柜钻进高粱地出恭，一边脑子里还在思忖着钱庄生意如何进展的事情。
他无意间顺手折断了一株高粱，忽然发现粗壮的高粱杆里面爬满了虫子。他忽然意识了什么，马上提着裤子起立，连续折断了好几个高粱杆，发现里面都是这样。他灵机一动，脸上却不露声色，上车后，马上命车夫掉转车头返回洛阳。车夫很纳闷：刚才还急着南下，怎么大便了一下就又往北回呢？
掌柜返回沈阳后，立即派出伙计们到粮食市场上大量购买高粱。当时本是新粮即将登场的季节，各粮店都在大量出售陈粮腾库。富生峻此时购粮，人们都感到奇怪。有的粮贩子甚至暗中笑话富生峻是搞钱庄的，不懂粮行的行情。
可是，没过一个月，秋粮收获时，高粱因虫害而大幅度减产，价格一个劲往上涨。富生峻高价出售高粱，粮商们却叫苦不迭。
富生峻大赚了一笔。事后，掌柜才向人们透露出——高粱生虫的情报是他在高粱地里出恭时获取的。人们听说，纷纷翘起大拇指，称赞这位掌柜是个肯动脑筋有心机，忠心号事，又善于把握机遇的人。
庄子说，“道在屎溺中”，由这个例子似乎也可以说“生意在屎溺中”，也就是生意是无所不在的。你不可能等待有价值的信息自己跑上门来，你要自己去关心留意。如今的成功商人，有的在饭店里听到临桌一句话，就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和启发，促进生意的发展。成功的商人，就是需要这种类似侦探的细心和和洞察能力。
如果你看过李闯王的图片，一定会记得李闯王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头戴一顶凉帽，而且他所率领的起义军也都戴着同样的帽子。这个帽子有人说是陕西的特产，而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个帽子和晋商之间的一个有趣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翁叫王权，山西交城县清化堡村人，在家乡务农，他的两个哥哥都在北京店铺当伙计。崇祯十三年(1640年)春，交城大旱，粮价飞涨，王权与年迈的父亲连糠菜都要断炊了。村里不少青年投奔交城山农民起义军去了。王权也想去，但父亲不同意，硬要他去北京投奔两个哥哥。
王权风餐露宿，昼夜兼程，长途跋涉了半个来月到了京城，找到了两位哥哥，想让他们给他找个差事。不想哥哥们嫌他长相不好，不让他站柜，只让他侍候卧病在床的东家。王权相貌虽然丑陋，但心地善良，勤劳肯干，每日熬汤煎药，端屎倒尿侍候东家，非常尽心。东家痊愈后，因感谢他的照顾，拨给他五百两银子，让他自己经营店铺。
王权开始办了一处经营小户人家器物的小店，仅三个月，就赚了两千两银子。他拿出五百两奉还东家。东家看出王权有很强的经商能力，告诉他：“银子我不要，以后你放胆干，赚了归你，赔了我继续给你银子”。
崇祯十五年(1642年)冬天，王权回交城探望家人，正碰上在交城山义军处搞后勤的一位同宗兄弟。在交谈中他得知李闯王的义军气势正旺，攻势凌厉，迟早将直捣京师。
王权听到这个消息，直奔陕北米脂一带，大量收购凉帽。先是三个铜钱一顶，后来涨到十八个铜钱一顶，王权仍照收不误，几乎把当地产出的凉帽收购一空。然后王权派了十二匹骆驼，把凉帽全部运到北京，把他哥哥的七间过厅堆的满满。
可是一个冬春过去了，王权连一顶凉帽也没有卖出。他的两个哥哥都为他着急，可是王权却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而且遇上零星卖凉帽的仍要购进，连店里的小伙计都认为他有了神经病。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闯王攻进北京。当时正是初春，蠓虫蜇眼，部队的凉帽都破烂不堪。闯王下令四处求购凉帽。王权把他所囤积的凉帽以每顶一两八银子的价格，全部卖出去了。一夜之间，他便成了京城巨富。到这时，人们才被王权的远见所折服，给他送了个“凉帽王”的称呼。
这个事件中，王权也是一个对商业信息非常敏感，富有洞察力的商人。他和亲戚闲聊中，偶然得到信息是，李闯王即将攻进北京。如果别人听到这个信息，也许会有别的想法，而作为一个商人，王权想到的是这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商机。根据已有的知识，他知道春天北京有蠓虫蜇眼，而闯王的军队估计在进京前只顾打仗，没有及时地更换帽子，旧帽子到时就不顶用了，一定需要更换新的帽子。神机妙算的王权就事先买好大量帽子，等着闯王来买他的帽子，结果在商场上“打了一个大大的胜仗”。
信息有时甚至对于讨债也有帮助。
天成亨票庄分庄掌柜任立诚以善于讨债闻名。任立诚还重视商业信息，防止造成拖欠。一次，任立诚获知与天成亨交往很多的某布商老号严重亏损的信息，便急忙找该号凉州的布客，大量收买其布，答应货到后付款。
布刚运完，布商破产的消息就传来了。任立诚找来布客，宣布以布顶债，并给他百元川资，让他赶紧走。结果，天成亨丝毫没受损失，而其他债权人找布客讨债时，已是人去楼空，一无所获。
“屯得应时货，自有赚钱时”；“人叫人，观望不前，货叫人，点首即来。”——山西商谚
“海峰王公者，雄奇人也。……胸中有成筹矣，人所弃我则取之，人所去我则就之。”
“时邑帽贾素有毛毡冠于南者，值吴三桂反，道梗莫敢行，芝出廉价收其货毅然往，至半途适藩削平，国家偃武修文，货售如流水，……家计因之而裕。”
“累致万金，时盐运日弊，知已不可为，乃决计弃去。后山东盐务果益疲，商大困，人自危，时谦光谢业已久，不受其害，人皆服谦光远见。”
“性沉厚，饶智略，少贾于外，不数载，资雄一方。”
“幼从父贾河南，……才能颖敏，智谋勇略雄一方”。
——《条麓堂集》
资金调度得与失
有个成语叫“孤掌难鸣”。在商业经营中，财力的单薄、人力的单薄和经营品种的单一性都同样难以成事。有一句话叫做“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还有一个成语叫做“财大气粗”，就是说在生意场上，有充足的资金，并且灵活地调度，是把生意做大的保证。
乔家的发家始祖乔贵发去世之后，在当时的当家人、他的二儿子乔全义的主持之下分了家，把资产分成3份，并分别取了堂名：老大“德兴堂”、老二“宁守堂”和老三“在中堂 ”，但是我们后来所知道的、一直延绵数百年，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最富豪的一门，只有“在中堂”一门，其他两门都默默无闻了。那么，财产是一分为三，不偏不倚，为什么不是齐头并进地发展而是一枝独秀呢？
原来是这样的。“德兴堂”一门由于人丁不兴，连续几代都是过继子或独子，所以没有把精力放在经营上，只知享受而不会利用这些资金继续赚钱，使所得资产不但不能增值，反而随着岁月的推移而丧失殆尽，坐吃山空。
“宁守堂”一门虽人才济济，但无奈其财产一分再分，乔全义把他的财产一分为二，分给他的两个儿子乔致远和乔致中，乔致远的财产又一分为二，分给他的两个儿子乔嵘和乔超五……大钱化小，小钱化了，造成经商势力的严重不足。大家都知道商战中“大鱼吃小鱼”的道理，尤其是明朝后期以来已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态势，到清代已有比较大的发展，商业的竞争实际上是一种势力的竞争，微弱的“宁守堂”资本又怎么能不在这种竞争中败北呢？
“在中堂”一门则不同。乔全美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乔致广和二儿子乔致庸。大儿子乔致广在未成年就夭亡，这样，“在中堂”一门的财产就全部归二子乔致庸所有。在这一辈中，就免于财产一分为二，和“宁守堂”相比，就显出资金充足的优势了。而且乔致庸虽生了六个儿子，但始终没分家，和“宁守堂”相比，又多了一份优势。
从乔贵发分家时到乔致庸末年，集中财力长达一个半世纪，一个个商业字号也就在这种财力集中的情况下拔地而起。试想，如果乔致庸也像他的堂弟兄那样，把财产一分为六，恐怕就很难保证会有后来显赫的乔氏 “在中堂”大家族了。
现在生意场上讲究“多篮放蛋”，既可以扩大经营规模，又可以分散风险，互相支持，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而晋商早已明白这个道理。
曹氏商业在曹三喜创业阶段，其经营方式比较单一，从磨豆腐、卖豆腐，种菜、喂猪，事事兢兢业业，精打细算，从不滥用一分钱。到曹三喜的儿孙辈，曹氏商业已发展到鼎盛时期。这期间，因经营手段、经营方式灵活多样，曹氏商业获得很大成功。
曹氏理财手段和管理制度及其独特的经商之道，也大大促进了自身发展，为曹氏商业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从曹三喜开始，经过八代人的艰辛努力，使曹氏商业遍及半个中国，成为腰缠万贯的晋商大贾。其经营的突出特点就是多种经营，包括广开典当，广设账庄，出租土地等等。
渠氏源字辈四兄弟继承祖业，从商业遗产中各分得30万两白银。源潮、源祯合资经营长顺川茶庄，后由源潮主管，更名长裕川茶庄。长裕川茶庄分号十余处。后来渠氏家族又先后创办“三晋源”票号，“长盛川”票号，“百川通”票号，“存义公”票号。此时渠氏祖传的茶、盐、钱、当、药材诸庄，仍然遍布各地，与票号业相辅而行。这也是渠家进可以票业获取厚利，退可以百业固守基业的进退方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