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局恶遮丑害人命
20世纪30年代中期，抗日战争尚未全面爆发，蒋介石顶着全国军民的谴责顽固坚持内战，对进步人士的迫害日益严重。在这种紧张、肃杀的政治气氛中，杜月笙在心里也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但他对蒋介石政治集团又要绝对服从，所以，他精神压力不小，心理矛盾很多，性格中的阴暗面又有所表现。
在这个时期，能够反映出杜月笙复杂心态的事情有三件：其一，他帮助国华银行闯过风波；其二，好友史量才被戴笠暗杀之后，他顺从国民党的舆论管制；其三，为了掩盖宋氏家族的丑闻，他不惜伤害人命。
“一·二八”淞沪抗战，上海及全国爱国民众同心支援十九路军，捐献大量财物，后来十九路军奉命转移，只好把没有用完的捐款余额存到上海的国华银行。这家银行是由唐寿民私人开办的。1931年11月，对打内战反感至极的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公开宣布成立“人民革命政府”，愿意与红军合作，共同抗日反蒋。
蒋介石气得暴跳如雷，赶快调动军队去福建镇压，派戴笠前去对十九路军进行内部分化，同时授意宣传部门，在上海等地召开“民众集会”，“声讨”十九路军的“罪行”。十九路军官兵在上海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岂是凭官方几句宣传就可以诋毁的？于是，有一些人就拿十九路军在国华银行存款一事做文章，在所谓“民众集会”上提出“十大议案”，其中有一项“议案”就是“没收国华银行股本，勒令国华银行停业”。
国华银行经理唐寿民遭此冤枉，心中十分恐慌，赶快去找钱新之商议办法。钱新之1885年生于上海，名永铭，字新之，是上海交通银行常务董事，上海老资格的金融家。钱新之对唐寿民说：“事已至此，看来只能去找杜月笙了。”
接到唐寿民和钱新之的请托，杜月笙先与杨管北商议。杨管北说：“唐寿民、钱新之都是宋子文手下的干将，都是金融界‘大亨’，这忙我们应该帮。”
杜月笙请来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醒亚，对他说明缘由。吴醒亚立即打电话到西门公共体育场“民众集会”举行的地点，向那些在会场上操控群众的社会局官员询问。放下电话之后，吴醒亚苦笑着说：“来不及了，十大议案刚才已经全部通过了。”
杜月笙让万墨林打电话，叫来陆京士和《新闻报》编辑唐世昌。陆京士与唐世昌都认为，“民众集会”的决议已经形成，现在只好请唐寿民直接向国民党中央求情。
杜月笙的想法却与众不同，他说：“十大议案，为什么不能变成九条？醒亚兄方才说过愿意帮这个忙的。世昌，今晚及明天，你让各通讯社统一口径，就说民众集会通过了九大议案，把制裁国华银行的那一条删除。”
于是，上海的各家新闻单位果然只说“9大议案”，唐寿民轻轻松松就免去麻烦。
就在杜月笙对自己操控新闻的能力感到得意时，他的老友上海报业巨头史量才，已经和蒋介石积怨成仇，水火不容。
早在1931年年底，蒋介石被迫第二次下野，史量才的《申报》当天就在头版头条发表时评，“欢送”蒋介石回老家，并翔实列举了蒋介石种种不得人心的政策。蒋介石见到报纸后异常愤怒，拍着桌子大骂史量才。
辞职离开南京前，蒋介石命令侍卫长枪杀了黄埔革命同学会领导人邓演达。宋庆龄闻讯后，悲愤地写下了《国民党不再是一个革命集团》一文，她强烈谴责蒋介石，直接宣称蒋介石就是灭亡国民党之人。这样的文章，当时没有哪一家报纸敢刊登。唯独史量才看后激动地说：“这么好的文章为什么不发？”于是，在蒋介石下野的第四天，上海各日报都在显着位置刊登了这篇文章。
蒋介石第二次复职后多次拉拢史量才，重金相诱，封官许愿。史量才不为所动。
当蒋介石忙于“剿匪”之时，《申报》又发表时评《剿匪与造匪》，一针见血地指出：“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政治不清明，民生不安定，虽十次武力围剿，亦必无功”。
蒋介石气急败坏，在戴笠给他呈上的《申报》相关材料上狠狠写下六个大字：“《申报》禁止邮递！”停邮35天后，蒋介石见《申报》影响力仍未消减，国内读者呼声不断，这才以黄炎培等人离开《申报》为条件，勉强同意解禁恢复邮寄。
蒋介石找史量才谈话，劝他不要与政府作对，并威胁说：“我手下有几十万兵。”史量才针锋相对地说：“我手下也有几十万读者！”
1933年6月，戴笠接到蒋介石的密令，在上海租界刺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兼总干事杨杏佛。《申报》对杨杏佛一案展开长篇累牍的报道，暗示杨杏佛遇刺事件就是蒋介石所为。蒋介石立刻命令戴笠谋杀史量才。戴笠亲自操办，组建了由赵理君牵头的六人行动小组。
史量才的公寓和《申报》报馆都在租界内，租界巡捕房已经加强了警戒。史量才还专门从美国定制了别克牌防弹保险小包车，该汽车最高时速可达160公里，汽车还配有装甲，挡风玻璃经过特殊加厚。戴笠等人决定找机会在租界外下手。
不久，史量才偕家人去杭州寓所“秋水山庄”逗留。赵理君率领六人行动小组很快前往杭州。为了掩人耳目，特务们决定在史量才回上海的途中动手，地点选在沪杭公路的江浙交界处。那里距离村庄较远，行人极少。
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乘车返沪。与他同车的还有妻子沈秋水、儿子史咏赓、儿子的同学邓祖询、侄女沈丽娟、司机黄锦才。保镖们没在车里，都去坐火车了。下午3点左右，史量才的防弹汽车进入赵理君等人的埋伏圈。
一辆老式敞篷车横在路中间，有人在检修抛锚的汽车，还有人在四处张望。坐在前边的邓祖询让司机减速绕过。这时，车外那些人突然一起拔出枪来，向汽车射击，连开数枪后击透了汽车前面厚厚的玻璃，坐在最前面的司机和邓祖询立刻被击毙。
枪弹没有击穿车身侧面的玻璃和钢板，失去控制的汽车歪歪扭扭地冲了出去，把几名刺客甩在后面。史量才大喊一声：“快跑！”
四个人从车上跳下来，向路边跑去，装甲车门恰好挡住了向他们射过来的枪弹。沈秋水一跳下车便扭了脚跌倒在地，沈丽娟被流弹射中也受伤倒地，几名杀手并不想要她们的命，分别向史量才和史咏赓追去。
史咏赓从小酷爱体育，在学校里是知名的运动健将，他拼命向一片小树林奔跑，总算是逃了一命。史量才体弱跑得慢，赵理君冲过去扫射，史量才仰面倒下。后面的特务也冲了过来，再补一枪，由口入脑，史量才立时气绝。一代报业巨子就这样走完了五十三岁的人生。
老友史量才被害，给杜月笙带来极大的心灵震撼，他从不曾料到史量才会落得这样一个下场，哀恸之余，他只能仗义援助史量才留下的孤儿寡妇。
史量才死后，杜月笙成为“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并接管了《申报》。聪明的杜月笙当然不难猜到，谋杀史量才就是自己的铁哥们戴笠奉命而为，于是，他主持下的《申报》再也不敢批评内战了，上海报界没有人再敢与国民党抗争。
转眼间就过了年底，时光已经到了1934年。有一天，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忽然来到杜公馆，为了一件个人隐私来找杜月笙。原来，宋子良玩弄女性惹出了麻烦。
宋子良是“皇亲国戚”，上海滩上的豪门阔少，风流倜傥。有一次，他去维也纳舞厅跳舞，看上了一位颇有姿色的红舞女。于是，他在一家豪华旅社包了一间客房，经常与她幽会。
一晃三个月，正当宋子良想要另觅新欢时，这名红舞女突然告诉宋子良，她怀孕了。宋子良拿出了几千元钱给红舞女，让她去医院打胎，并且说两人从此一刀两断。可是，红舞女坚持要生下这个孩子，并且索要10万元钱，作为她和孩子今后的生活费。
宋子良不肯拿出这笔巨款，想一走了之。没想到这位红舞女也有帮会人物作靠山，她请出自己的“过房爷”（干爹）与宋子良交涉，扬言如不答应她提出的条件，就把她和宋子良的事情捅到报纸上去。
宋子良慌了手脚，害怕丑闻曝光对宋氏家族不利，坏了自己的前程，只好来找杜月笙帮他摆平。杜月笙听罢这段艳事，先试探一下宋子良的想法，就问：“你想让她少要一些钱？”
“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宋子脸一红说道，“只要给她钱，就等于承认那个孩子是我的，承认一个烂舞女生出的孩子是宋家的，岂不是后患无穷？”
“我明白了。”杜月笙说，“你放心，我保证干净利落，不留后患。”
第二天，有一个人找到红舞女，说宋子良让她到中汇银行去取钱。下午，红舞女按约定来到中汇银行，一个穿戴很文明的人招呼她到后面的密室。她刚一进屋，门立刻关上了，四条大汉扑了上来，在她的嘴里塞上毛巾，绑住她的手脚，把她装进一条大麻袋，扎紧袋口。
天黑后，这四个人把麻袋抬到汽车上，拉到江边，再送上小火轮，驶向吴淞口外，扔进了大海。这种杀人手法叫做“种荷花”，这四条大汉都是杜月笙的打手。
1936年年初，法捕房副总监饶伯泽处理刺杀大世界经理唐嘉鹏的案件，意外地发现了红舞女遇害的一些线索。他亲自侦查，终于掌握了全部内情。由于此案涉及国民党政府显要人物宋子文、宋美龄的弟弟，饶伯泽不敢擅自行动，打电话向上级请示。法国当局不想与国民党政府搞僵关系，迟迟不予答复。抗战爆发后，事情不了了之，两条人命也就沉冤海底了。
抗敌会劝募购公债
“七七事变”之前，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打出种种“经济合作”的招牌，把上海的杜月笙当作重点目标，千方百计诱惑拉拢。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以及陆海两军的特务机关，每月列出专项经费预算，派人窥伺刺探，跟踪调查，将杜月笙的交往、生活等状况列成项目，分析研究，向上级提交报告。
1937年初，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访问欧洲，从日内瓦返回日本，途中路经上海，下榻虹口日本领事馆。随后，永野修身带着翻译，由日本驻沪总领事陪同，专程去杜公馆拜访杜月笙。
永野修身恭维说：“杜先生，你是金融工商界的长才，应该放开手做大买卖。”
杜月笙谦虚地说：“做大买卖需大本钱，我没有这个能力。”
“杜先生是上海滩首屈一指的人物，但你的中汇银行规模太小了。”永野修身立刻提出一个项目，“我想由我们日本政府出资3000万日圆，与杜先生合办‘中日建设银行公司’，与宋子文的中国建设银行竞争一番。不知杜先生意下如何？”
杜月笙微微一笑：“永野部长的美意实在让杜镛感动，可我是一个中国老百姓，去跟外国的政府机关合资开办公司，恐怕有点不合体制吧。”
永野修身碰了这个钉子后，又提出一个更有诱惑力的方案：“既然这样，就请杜先生个人出面组设‘建设银行公司’，日方无条件提供3000万日圆作为创办资金。”
杜月笙不好当面拒绝，就说：“请给我一段时间，容我详加考虑。”
送走永野修身之后，杜月笙用心斟酌词句想出一番话，派人去见日本海军驻沪武官，请他转告永野修身：“前次所谈，极感盛意，唯碍于国家民族之义，未敢从命，歉疚之处，伏祈鉴谅。”
1937年3月14日，日本派出以国家银行总裁儿玉谦次为团长的经济考察团访华，杜月笙受中国官方的委托出面接待。日本经济考察团在上海金融工商界中频繁活动，使尽浑身解数，要求中日双方在工矿、运输、金融、农业等方面全面“合作”，并要中国取缔抵制日货运动，但在杜月笙等人的抵制下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1937年7月7日晚10时，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遭到中国驻军的拒绝。日军立即向中国军队开枪开炮，“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时期。
上海人民奋勇投入如火如茶的抗日救国运动，各种群众性的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同乡好友黄炎培找到杜月笙，对他说：“现在全面抗战已起，上海人民应该组织一个抗敌后援会。”杜月笙问：“怎样组织呢？”黄炎培说：“抗战是全民的战争，抗敌后援会要扩大影响，发挥力量，一定要容纳各党各派、各方面人士参加。”杜月笙在心里也赞成这个主张，但他还不知道国民党政府的意见，就回答说：“卢沟桥刚刚开火，还不知道政府会不会又要讲和，这件事非同小可，我先去问问官方。”
还没等杜月笙去问，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部长吴开先，已经专程来杜公馆拜访杜月笙。两人经过一番商议，决定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出面，组织上海市抗敌后援会。杜月笙对吴开先保证说：“全上海的群众团体都要纳入这个抗敌后援会，由市党部积极领导，我一定尽力协助。”两人当场拟定了一张名单，写成请帖，由杜月笙、吴开先联合具名，通知这些人第二天上午到中汇银行会议室开会。
会议准时举行，经过讨论，决定先行成立“上海市抗敌后援会筹备会”，由杜月笙、潘公展、钱新之、虞洽卿、徐寄庼等人组成主席团。
杜月笙、虞洽卿、钱新之的身份不必再说，其余两位都是国民党方面的人物。潘公展曾任上海市政府农工商局局长、社会局长、教育局长。徐寄庼是上海公共租界华人纳税会执行委员，国民党中央银行监事，上海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垦业银行、通易信托公司董事，上海市商会执行委员。
这个筹备会没有吸收左派进步人士，为此，黄炎培和沈钧儒专门去找杜月笙交涉。
沈钧儒是晚清进士，曾经留学日本，辛亥革命时期担任浙江教育司司长、众议院议员兼秘书长等职，后来在上海任法利大学教务长，是上海律师公会常务委员会主席。
早在1936年6月，沈钧儒就联合史良、李公朴、章乃器、沙千里、王造时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力求“促成全国各实力派合作抗敌”。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与陶行知、邹韬奋等人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主张全国各党派“结成救亡联合战线”，要求蒋介石与红军停战议和共同抗日，并允许抗日言论自由和救国运动自由。
1936年11月23日，蒋介石以所谓“危害民国罪”，将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邹韬奋7人逮捕入狱，制造了震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宋庆龄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政府对爱国志士的无理压迫，并在1937年6月严正表示：如果国民党政府继续监禁“七君子”，她将主动入狱，陪同坐牢。她的这一行动得到全国各界响应，迫使国民党政府释放了沈钧儒等7人。“七君子”成为抗日民主运动的一面旗帜，很有号召力。
黄炎培和沈钧儒一再对杜月笙说，上海市抗敌后援会的领导机构，应该把“七君子”等进步人士包括在内，但杜月笙秉承国民党政府的意志，他声称：“国民政府领导抗战，就该由国民党领导抗敌后援会，你们虽然有意见，可这件事已经定下来了。”结果，上海市抗敌后援会只允许少数左派进步人士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