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当班主任，汪老师照样拿出工资助学。这样日子一长，当地不少学生家长也都知道四中有个“爱做好事”的汪老师了。对于上门求助的，汪老师都一口应承下来。遇到难缠的主儿，他也没有退缩。有一年，张榜镇上的熟人汪利来请汪老师“出马”，到他家里劝劝跟他较上劲儿的老婆。事情的起因是：他儿子在张榜中学读书，他老婆却要儿子中途辍学。问明了情况，汪老师便爽快地去了。那家女主人果然厉害，一开口就撂出狠话对汪老师说：“你这个人烦不烦啊？我家穷得叮当响，让孩子读书哪来的钱，你给啊？”汪老师愣了一下，说：“实在没钱，那就我来出吧，总得让孩子受完九年义务教育！”汪老师竟就真的拿钱了，从初二到初三年级，他陆陆续续给了那孩子2000多元。这孩子初中毕业后，又上了中专。
一个又一个的孩子在汪老师的资助下延续了学业，读完了高中，有的甚至是在汪老的资助下才读完大学，因此改变了命运。然而，等到自己的大儿子汪品超考上大学的时候，汪金权却拿不出学费。家里人都知道他拿钱资助学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了，早就担心品超上大学没有学费。2009年上半年，二弟汪胜权在张榜镇打工时碰到汪金权，还特意问他：“大哥，品超快要上大学了，你存折上有多少钱？”汪老师哪敢实话实说，就打了马虎眼，说：“哦，有钱有钱。”二弟打量着哥哥的气色，心里已经明白了八九分，有意揭揭哥哥的“短”，便说：“你把存折给我看看。”汪金权说：“放心吧，真的有钱。”二弟说：“你要真有钱，还是让我看看存折。要不，你星期天回家来拿我看看？”汪金权笑着说：“我有钱……”存折上所剩无几，他哪敢拿。汪老师的妹妹汪秋桂对大哥的家底儿更是心知肚明。她说：“其实我们都知道，他存折上根本就没多少钱。”
2009年高考，汪品超考上孝感学院新技术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独立学院的学费很高，一年光学费就是一万多。不出家人所料，汪金权取出所有的存款，也只有几千元。汪老师想着法子去借钱，跑了两天钱还没着落。正着急时，又是大学校友叶甲友出手解难。三年前，是他把汪老师的儿子接到自己的学校就读，在学习和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现在，又是他多方努力，联系一家爱心企业——湖北劲酒集团，为汪品超赞助了5000元，与此同时，两个叔叔和姑姑也把平时省吃俭用积攒的钱送了过来，汪品超读大一的学杂费和生活费才算有了着落。
20多年过去了，汪老师的家人依然住在上世纪70年代的土砖房里。墙体断裂，山墙变形，地面潮湿，光线阴暗。除了汪金权在黄冈中学任教那年为家里安上的电灯，竟没有其他电器……
命运多艰，并未消磨汪金权做个好老师的信念。
事实上，正是“做个好老师”的职业梦想，给了汪金权对抗命运不公的精神力量。
为了“做个好老师”，汪金权在学校里废寝忘食，把全部心血用在教学上。时间对他来说是太宝贵了。有时他也知道家里需要他，但他却无法说服自己丢下学生。特别是临近考试，他的世界就不可挽回地远离了故乡，远离了枫树湾的贫病交加。
妻子患病后，小儿子的哺养就落在母亲身上。但是母亲毕竟年迈，还要照料精神失常的儿媳，加之田地活儿又多，因此小儿子常常处在无人照看的状态。小儿子3岁时，一场高烧夺去了智力，从此变成了痴傻儿，如今长到19岁了生活还不能自理。汪金权每次回家，看到儿子这个样子，心如汤煮。他是愧疚啊。他说自己是个没有尽到责任的父亲。
1994年6月，从小爱他疼他的祖母突发心肌梗塞被家人送进了医院。汪金权得知消息后，心急如焚，几次想请假或是调课赶到医院探望，但此时正是高考的“冲刺”阶段，多少农家父母都巴巴地盼着自家的孩子考出好成绩，一举跳出“龙门”。汪金权一忍再忍，一挨再挨，盼着祖母能够神奇康复。高考前夕，传来了祖母逝世的噩耗。至此汪金权才知阴阳两隔，生死两别，无可挽回。他跑到无人处跪在地上，头抵青山，捂面痛哭。高考结束后，他回家见到的只是祖母的坟墓。汪老师扑在坟前哭泣。未能与祖母见上最后一面，成为他心里永远的痛。
后来，他在一篇题为《爱往下走》的文中，深情回忆了自己的祖母。他写道：“爱往下走，我无法报答祖母的恩情，只有倾心尽力地把下一代培养好，也许只有这样才会减轻一点我心中的隐痛。”
22年来，汪老师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细心呵护。他从不点名批评学生，时时注意保护学生的自尊心。至于打骂学生的事情，于他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个别学生表现差，他总是单独找机会做思想工作，及时提醒和开导，给学生留下改正的时间与机会。他说：“树没皮无法存活，人如果没有了自尊心，就会自暴自弃，破罐破摔。尊重学生才能感化学生。”教育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过程，不仅需要方法，更需要耐心。学生的思想出现波动和反复，汪老师做起思想工作来，往往比学生更有耐心。对于学生的优点，他总是抓住一切机会大张旗鼓地表扬。“人受到鼓舞会更加踊跃，更加积极地向好的方向发展。”这是语文组同事听汪老师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汪老师班上，从没有一名学生辍学。
祖母逝世后，家里的田地耕作，以及照顾病妻病儿的重担，就落到了七旬老母身上了。
提起母亲，头发花白的汪老师更是禁不住潸然泪下。这么多年，他没有给过母亲多少钱。因为他的工资“爱往下走”，有的充了“欠条”，有的资助了没有饭吃的学生。如果不是校长“看他一份”，让财务室少扣点，他甚至连吃饭的钱也没有了。他只好多帮母亲做点农活。每次回家，田地里的活儿，他都拼命去做。2010年4月下旬的一个周日，笔者去四中调研，在校门外碰到从枫树湾做活回来的汪老师。他当时绾着裤脚从拖拉机上跳下来。我见他小腿上有道血痕，还有来不及洗净的泥巴，便问缘故。他不好意思地告诉我，他当天回家给准备插秧的水田“搭田岸”。当地农民“搭田岸”用的是五齿钉钯。汪老师在“搭田岸”时用力不当，一下子碰到小腿上，便留下了这道血印。
鄂东乡人不善表露感情。汪金权说：“每每想起母亲的恩德，我真想长跪在母亲的面前。”但他没有。倘若儿子这样一跪，做母亲的肯定受不了。母亲年近七旬，风烛残年。“只怕我这辈子永远没有办法报答母亲的恩情……”汪老师话说到此，早已泪流满面。
汪老师的乡下母亲（王万军摄）
汪老师觉得对不住的，还有自己的弟妹。他在学校上课，除了假期不能回家，碰到农忙时，出嫁多年的妹妹汪秋桂，便三天两头回娘家，和三嫂一起帮母亲干农活。人家出嫁之后回娘家要享受娘家的疼爱，汪秋桂回娘家就是帮着抢做农活。除了农活，弟妹们还要照顾时常发病的康娇生，带康娇生去城里医院看病。这么多年来，家中里里外外如果没有弟弟、弟媳和妹妹帮着打点，只怕汪金权在学校想安心教书也不可能了。
2005年底，汪老师从学校低矮的平房搬到了校内教师宿舍楼靠山那个单元的顶层——501号房。虽然楼层不好，但比起阴暗的平房要好多了。遗憾的是，这房子并不属于汪老师。哪天他退休了，不在学校教书了，就得退出来。从搬进去到现在，这房子还保持着最初的状态——毛糙房。
《湖北日报》记者曾祥惠，看了汪老师的毛糙房后算了一笔帐：“满打满算，室内物品的价值可能超不出一千元……”
与曾祥惠老师一同进山的《湖北日报》记者张孺海，是汪金权的大学校友。他是在郝子堡枫树湾的汪家老屋见到汪金权的。他看到的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同行记者事后告诉张孺海：“你和汪老师站在一起，我们根本看不出你们属于同一个年代。”张孺海明白，是岁月的沧桑让汪老师早生华发，生之多艰催人老啊。
汪金权听说张孺海是华师校友和系友，一把抓住对方的手，就像他乡遇到久别的亲人，嗓子发哑，泪水在眼里打转。从这眼神里，张孺海的心被震撼了。
汪金权是个在逆境中乐观向上的人，性格坚强，但他并非铁打。在他内心深处，也有着不为人知的痛苦。学生鲁红艳有次送作业本到老师办公室，看到汪老师独自一人坐在办公室里，握着笔静静地发呆。“看到老师瘦削的背影和白发在灯光中映在墙上，我有一种要哭的感觉。”鲁红艳说到汪老师，心里有些难过。
学生曾令信这样描绘自己的老师：“22年有什么？破布鞋，掉色西装。22年有什么？米饭馒头酸菜汤。22年有什么？每每工作到深夜。不，其实你很‘富有’，天下桃李尽芬芳。”
汪金权的乡下老家（王万军摄）
2010年5月14日下午2时，一场瓢泼大雨不期而遇，荷槎山上的泥沙倾泄而下，直扑半山腰上的汪金权的乡下土屋。顷刻间，几间房屋全部进水，后门被泥沙堵住，水漫两尺多高。危急时刻，住在屋内的七旬老母和弱智儿子在三弟的把扶下逃至屋外。而在此时，汪金权正在三十里外的四中课堂上，正给他的高二学生上课。
22年来，汪家唯一的全家福（朱熙勇摄）
9天之后的5月23日，星期天。一大早，汪金权拎着牙膏、香皂等生活用品，和一箱酸乳饮料回到家中。前一日，他“走进了央视”，成了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但在乡亲们眼里，他还是往日那个回家干活的汪老师。
郝子堡村二组枫树湾荷槎山下的几间土屋，还是汪金权上大学时的模样，只是年复一年的风吹雨打变得更加破旧。在黄冈中学工作那年为家里安装的电灯，电线已经老化；结婚时给家里添置的几个衣柜，颜色已经脱落。自从调到四中以后，他几乎没有为家里添置什么像样的家具了。
69岁的母亲陈细花、48岁的妻子康娇生，和弟弟汪胜明、妹妹汪秋桂及几个幼小的孩子迎出屋外。
汪金权回到乡下老家，与家人一起吃饭（朱熙勇摄）
19岁的小儿子汪品洋穿着一双带泥的凉鞋，卷着裤腿，在村口玩耍。看到父亲回家，他便一路小跑跟在父亲身后。这个出生不久就因高烧智力受损的孩子，见了父亲也不知道打招呼，进屋后独自坐在堂屋靠边的一条凳子上，东瞧瞧，西望望，表情有些木讷，静静地看着头发花白的父亲和衣着打扮与父亲截然不同的人们。
堂屋地面坑坑洼洼，有些潮湿。几只老式木箱油漆斑驳，老式木桌摆放在堂屋的角落。几名两三岁的孩子仰着小脸，好奇地眨巴着眼睛，默默望着陌生的客人。几只老母鸡“咯哒”、“咯哒”地叫着，悠闲地踱着步子。
妻子康姣生面容有些浮肿。见了汪金权，原本木讷的脸上出现了笑容。她给丈夫倒了一碗开水，然后在条凳上默默地坐下，不再说话。如果单单从外表看，康娇生除了少言寡语，与其他山里的农村妇女并无多大区别，但她却是一个病人。折腾多年的疯病虽经多方医治，至今没有完全治愈。
《楚天都市报》记者陈杏兰（右一）、朱熙勇（中）、谈海亮（左一）在四中采访现场（四中提供）
听说汪金权没有吃早饭，母亲和妹妹就去厨房忙碌起来，灶堂里的烟顿时弥漫着农家土屋。
因为记者的到来，这顿早饭，母亲和妹妹做了准备：一碗洋葱、一碗青辣椒、一碗咸菜、一大碗炒剩饭。这算是很好的了。
汪老师与家人用完早饭，妹妹汪秋桂拿出自己刚买的夹克，为哥哥换下那件不合身的旧西装。汪金权忽然想起什么，从身上掏出一个红包。汪老师说：“这是5000块钱，是县里领导捐的。”这是很多年以来，汪金权拿回家的最大的一笔钱。亲人们都很惊讶。显然，5000元对于她们，实在是个不可想象的数目。妹妹接过红包装进康娇生的口袋，又拍了拍，说：“放好，不要丢了。”康姣生并未表现出太大的意外。她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随同前往枫树湾的《楚天都市报》记者陈杏兰和谈海亮，面对此情此景，心里不是滋味。他们默默转身，怕被汪家人看到记者流泪……
黄冈市教育局副局长周文说：“我随市领导去看望汪老师，在他的宿舍里目睹了他的清贫生活，感慨万分。在我们的农村教师队伍中，还有很多像汪老师一样的好老师，他们无私奉献，默默坚守。是他们奠定了农村基础教育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