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子庙沧桑
此刻，我站在贝子庙前被刻意装饰了的宽敞的广场上。艳阳斜照，游人如梭。广场两边那富有民族色彩的建筑散发着浓郁的商业气息，与庄严肃穆的庙宇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这片空地原本商贩云集，市声鼎沸，是这座城市的主要商业区，热闹非凡。没曾想，几年时间没来这里，竟然变成了如此模样，真令人感叹。
在成为商业区之前，这里是主要的佛事活动场所，日本人江上波夫在他的《蒙古高原行记》里就记载过1931年在这里举行的盛大的打鬼大法会，即鹊玛表演，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跳鬼”。
再往前推呢？这里该是一块美丽宽阔的草场吧，牛羊撒欢，百灵高唱，锡林河像一条吉祥的哈达，在蓝天白云下书写着草原的美丽。据说，这片草原上开着一种黄色的小花，每到夏季，金灿灿一片，格外好看。佛教崇尚黄色，于是在确定庙址时便选择了这里，这里从此有了这座庙，同时有了“贝子庙”这一地名。庙的规模越来越大，喇嘛越来越多，来礼佛的人也越来越多，而这些人都需要消费，明智的商人从中看到了商机，先是在庙旁摆移动货摊，接着建固定商铺，循序渐进，遂成街镇。形形色色的人渐渐多起来，佛门净地也就不那么清净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执掌伪蒙疆大权的人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发出了一道奇怪的命令：“喇嘛可以娶妻。”好家伙，那些年轻喇嘛们立即像孙悟空摘去了紧箍咒，一下子不受约束了，纷纷建立起家庭来，庙的锐气顿减。这座庙真正遭受到灭顶之灾，还是在“文革”时期，佛像被砸毁，喇嘛被驱散，宗教活动完全停止，那些佛法无边的万能的天神原来同样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三十多年来，只有那残破不堪的庙堂空对长空，似乎在诉说着昔日的辉煌，那屋顶上丛生的杂草在秋风中发出阵阵无奈的叹息。
如今，这里的晨钟暮鼓又响起来了。
先有了贝子庙，然后才有了锡林浩特。贝子庙已存在了三百多年，而改称锡林浩特不过五十余年的历史。由庙而发展成城市的例子，这里很具代表性，所以，到锡林浩特来旅游的人，都要到贝子庙来看看。我只是不知，当游客了解了贝子庙的沧桑变故后，会有何感想？
二
一个问题已经困扰的我好多年：历史上，为什么北方民族那样热衷于佛教，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单从文化遗存看，四大石窟几乎全由鲜卑拓拔氏最初开凿，辽金两代为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佛塔，清代就更不用说了，遍地庙宇。
我曾经从两方面思考过，但至今仍觉得不全面。
一方面，北方民族之所以能够接受佛教，关键在于佛教自身的文化现象。在佛教传入草原之前，人们不能深刻理解变幻莫测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认为有神灵在主宰着一切。那时，人们信奉着古老的萨满教。然而，萨满教没有成文的经典，没有特定的创始人，没有寺庙，也没有统一、规范化的宗教仪礼，并且崇拜多种神灵。虽然有时也设祭坛，也举行一定的仪式，但只是虚妄的，神神秘秘，人们想象不出神是什么样，又有什么本事，用什么手段来降福、降罪于人类。而佛教则不同，佛教将人们想象中的神全都具体化了，让人看得见摸得着，真真切切。那软绵绵的诵经声能让人陷入遐想，那响亮的晨钟暮鼓能让人产生震撼。佛教的教义更是触及了人们的灵魂，“六道轮回”让人们明白了何为善何为恶以及行善和作恶所带来的不同因果。爱好自由是人的本意，而“四大皆空”更加符合慢节奏的游牧生活特点。于是，他们有了向往，有了追求。他们即使自己不能到庙里去当喇嘛，也会派家庭成员代表他们去了却佛愿。
而另一方面，是由于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和支持。
辽代是北方民族建立的强大政权，辽代的皇帝不但提倡民众向佛，还经常召名僧到宫廷说法，不但优遇他们，还位以高官、封给寺庙以土地和民户，这些民户还必须将半数税金交寺院，辽代的尚佛达到了任何朝代都无法比拟的程度。
清代，朝廷为了鼓励蒙古族人民出家当喇嘛，免除了喇嘛的兵役、赋税和差役，拨付大量国库资金兴建庙宇，这些举措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出家当喇嘛的热情。
有了统治者的强力推崇，有了民众的自愿，天时地利人和，佛教发展起来就像风中的纸鸢，自然会扶摇直上了。
三
写到这里，又一个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历代统治者为何要大力倡导佛教呢？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回答，你想，如果臣民在生产之余人人修行向善、逆来顺受、解脱超度，天下便少了争斗、少了暴力，统治者的江山不就稳坐无忧了吗？在佛教传入中国初期，南朝的宋文帝就发现了这一好处，他说：“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
辽太组耶律阿保机最早将佛教引入了草原，这是他吸收内地文化以收揽汉人所采取的众多手段中的一种。后来，他的子孙们显然已突破了这种意识，与内地其他帝王对佛教的认识相差无多了，既盖庙又建塔，搞得有声有色。
最阴毒的，当数清代皇帝了，他们为了加强对蒙古高原的统治，除了打破原有蒙古部落建制实行盟旗制度外，另一重要手段便是盖庙，利用佛教来怀柔蒙古民众。康熙就曾说，在蒙古地区“建一寺胜养十万兵”，而乾隆的话就更加直截了当了：“然蒙古衰弱，中国之利也，以黄教柔驯蒙古，中国之上计也。”清礼亲王昭桩曾一语道破天机:“国家宠幸黄僧，并非崇奉其教以祈福徉也。只以蒙古诸部敬信已久，故以神道设教，藉仗其徒，使其诚心归附，以障藩篱。”我面前的这座贝子庙便是这种思想指导下的产物。有了这样的“宏观调控”，导致的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草原上人口锐减，疾病激增，生产停滞，民族意识消沉……
有历史学家认为，辽国的灭亡缘于佛教的过分泛滥：国民的斗争意识削弱了，当侵略者的屠刀横在面前时，他们已经无能为力。这当然是统治者们不愿意看到的，更是他们没有料到的。
四
那些教徒们真的就那样一心向佛吗？佛门净地难道真的就清净如世外桃源吗？
列出这样的问题，我自己首先被吓了一大跳。
历史上不乏代代高僧，以一颗颗慈悲之心苦苦寻找着普渡众生的路径。然而，人类社会是一个大染缸，人人都身处其中，要保证不被污染确实很难。佛门静地一旦掺进了政治、经济，也就跳进了染缸中，再新鲜的羊肉也要长蛆了。
先说辽代。皇帝给和尚封了高官，寺庙还可以拥有“寺民”，还可以向这些“寺民”收税，这些现象本身已经回答了第二个问题：一个庙宇一旦行使起了政权职能，它就不可能清净了。佛教本来是为了引渡众生的，信徒必须放弃贪欲以求超越，在有了禄位有了金钱之后，他们会将众生引渡到哪里去呢？
再说我面前的这座寺庙。贝子是清廷的封爵，以爵位名称命名的庙宇恐怕全世界也找不到几个。贝子庙是****的庙宇，我实在搞不清楚当时是教大于政还是政大于教，或政便是教教便是政。再看几任活佛的寿命：一世巴拉珠尔顿德布，60岁；二世阿格旺老布桑旦毕扎拉曾，76岁；三世老布桑旦金础勒特木吉木朝，26岁；四世老布桑海旦旦金其木朝，15岁；五世老布桑海达布帕仍来拉布吉，31岁；六世老布桑图布登力格尼玛，4岁；七世阿格旺老布桑巴拉登却金，23岁。
这就奇怪了，除了“创业”时期的两位活佛外，其余几位为何全都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看似一片香火，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后来的活佛在坐床时都还是少年，庙里的大权掌握在那些老喇嘛手中，这些少年活佛不过是摆设而已。当这些小活佛一天天长大，明白了自己位置的重要性的时候，他的死期也就到了——那些老喇嘛没有一位愿意得到清朝重臣鳌拜的下场。
现在，好多已经残破不堪的庙宇正在重修或重建，我只是不明白，重修或重建这些庙宇，目的何在？是为了弘扬佛法吗？细细想来，好像与弘扬佛法并无太大的关系，不过是当地政府为了发展旅游业，作招徕游客的幌子罢了。
我也有几位喇嘛朋友，和他们在一起进餐，他们酒肉传肠过，只是摸不清他们的心里有没有佛祖。他们同样娶妻生子，谈论的话题也是怎样利用庙里的设施来创收。除剃了光头外，也看不出与常人有何差异。
每次游览庙宇，当那些喇嘛或和尚门神般地守在门边，伸手向人要门票的时候，我的心里总不是滋味。
我已游过了太多的庙宇，懒得再走进眼前这座大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