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们有为难处了，就是把身在创造社作左倾文学运动的张资平的作品处置的费事。论性质，精神，以及所给人的趣味的成分，张资平作品，最相宜的去处，是一面看《良友》上女校皇后一面谈论电影接吻方法那种大学生的书桌上，在这些地方，有他最诚实的读者以及最大的成就。由他手写出的革命文学，也仍然是要这种读者来欣赏的。
放到别的去处呢？也仍然是成功，是他那味道因为有一种十六岁到二十四五岁年青男女共通的甜处，可是一个不以欣赏皇后小影为日课的年青人（譬如说内地男女分校的中学生），是不懂那文章好处的。
张资本作品的读者，在上海，应当比别的作家的读者为多，才不是冤屈。
至于两人的影响，关于作风的，现在可数出那因影响而成功的，有下面几个人可提：
间接的，又近于直接而以女性本身为基础，走出自己的路，到现在尚常为人称道大胆作家的，有冯沅君女士。在民十左右，会有女子能在本身上加以大胆的解剖，虽应当说是“五四”运动力量摇动于女子方面当然的结果，
但，在所取的方向上，以及帮助这不安于现状叫喊的观点上，我们是显然得承认这以“淦女士”笔名发表她的《隔绝之后》是有了创造社作家的启示，才会产生那作品的。
另外一个——或者说一群，就是王以仁、叶鼎洛、周全平、倪贻德、叶灵风等作风与内含所间接为郁达夫或创造社影响的那一面，显出了与以北平作根据而活动于国内的文学运动稍稍异型。趣味及文体，那区别，是一个略读现代中国文学作品的人即可以指出的。那简直可以说是完全两样东西，一个因守了白话运动所标的实在主义，用当时所承受的挪威易卜生以及俄国几个作家思想，作为指导及信仰，发展到朴素实在一面去。一个则因为缺少这拘束，且隐隐反抗这拘束，由上海创造社方面作大本营，挂了尼采式的英雄主义，或波特莱耳的放荡颓废自弃的喊叫，成了到第二次就接受了最左倾的思想的劳动文学的作者集团，且取了进步的姿态，作高速度的跃进。
但基础，这些人皆是筑于一个华丽与夸张的局面下，文体的与情绪的，皆仍然不缺少那“英雄的向上”与“名士的放纵”相纠结，所以对于“左倾”这意义，我们从各作者加以检查，似乎就难于随便首肯了。
取向前姿势，而有希望向前，能理解性苦闷以外的苦闷，用有丰彩的文字表现出来，是郁达夫。张资平，一个聪明能干的人，他将在他说故事的方向上永远保守到“博人同意”一点上，成为行时的人去了。张资平是会给人趣味不会给人感动的，因为他的小说，差不多全是一些最适宜于安插在一个有美女照片的杂志上面的故事。
在新的时代开展下，郁达夫为一种激浪所影响，或将给我们一个机会加以诚实的敬视。我们对张资平自然也不缺少这东西，那是因为他写故事的勇敢与耐力，取恋爱小说内含，总可以希望写出一个好东西来。伟大的故事的成因，自然不能排斥这人间男女的组织，我们现在应当承认张资平的小说，是还能影响到一般新兴的作者，且在有意义的暗示中，产生轮廓相近精神不同的作品的。
论施蛰存与罗黑芷
把施蛰存名字，与罗黑芷这名字放在一处相提并论，有些方便处。
一、这两人皆以被都市文明侵入后小城小镇的毁灭为创作基础，把创作当诗来努力，有所写作。
二、两人的笔致技巧的某一方面得失有相近处。
然而实在也可以说，因两人各异其趣，创作中人物中心表现的方法完全不同，对照的论及，可以在比较中见出两人各在创作一面的成就，以及其个性所在，因此放在一处论及的。
以被都市物质文明毁灭的中国中部城镇乡村人物作模范，用略带嘲弄的悲悯的画笔，涂上鲜明正确的颜色，调子美丽悦目，而显出的人物姿态又不免有时使人发笑，是鲁迅先生的作品独造处。分得了这一部分长处，是王鲁彦，许钦文，同黎锦明。王鲁彦把诙谐嘲弄拿去，许钦文则在其作品中，显现了无数鲁迅所描写过的人物行动言语的轮廓，黎锦明，在他的粗中不失其为细致的笔下，又把鲁迅的讽刺与鲁彦平分了。另外一点，就是因年龄体质这些理由，使鲁迅笔下忧郁的气氛，在鲁彦作品虽略略见到，却没有文章风格异趣的罗黑芷那么同鲁迅相似。另外，于江南风物，农村静穆和平，作抒情的幻想，写了如《故乡》、《社戏》诸篇表现的亲切，许钦文等没有做到，施蛰存君，却也用与鲁迅风格各异的文章，补充了鲁迅的说明。
略近于纤细的文体，在描写上能尽其笔之所诣，清白而优美，施蛰存君在此等成就上，是只须把那《上元灯》一个集子在眼前展开，就可以明白的。柔和的线，画出一切人与物，同时能以安详的态度，把故事补充成为动人的故事，如《上元灯》中《渔人何长庆》、《妻之生辰》、《上元灯》诸篇，作者的成就，在中国现代短篇作家中似乎还无人可企及。《粟与芋》，从别人家庭中，见出一种秘密，因而对人生感到一点忧愁，作风近于受了一点周译日本小说集中之《乡愁》，《到纲目去》等暗示而成，然作者所画出的背景，却分明的有作者故乡松江那种特殊的光与色。即如写《闵行秋日纪事》，以私贩一类题材，由作者笔下展开，也在通篇交织着诗的和谐。作者的技巧，可以说是完美无疵的。
以一个自然诗人的态度，观察及一切世界姿态，同时能用温暖的爱，给予作品中以美而调和的人格，施蛰存君比罗黑芷君作品应完全一点。然而作者方向也就限制到他的文体中，拘于纤细，缺少粗犷，无从前进了。作者当意识转换，在《上元灯》稍后，写了稍长的短篇以革命恋爱作题材的《追》时，文字仍不失其为完全，却成为一个失败的作品的。写农村风物，与小绅士有产阶级在情感或其他行为中，所显示的各种姿势，是作者所长。写来从容不迫，作者作品有时较冯文炳尚为人欢喜。写新时代的纠纷，各个人物的矛盾与冲突，野蛮的灵魂，单纯的概念，叫喊，流血，作者生活无从体会得到。这些这些，所以失败了。作者秀色动人的文字，适宜于发展到对于已经消失的，过去一时代虹光与星光作低徊的回忆，故《渔人何长庆》与《牧歌》都写得很好，另外则是写一点以本身位置在作品上，而又能客观的明晰的，纪录一种纤细神经所接触的世界各种反应的文章，如像《扇》，《妻之生辰》，《栗与芋》，即无创作组织，也仍具散文的各条件，在现代作者作品中可成一新型。
然而作者生活形成了作者诗人的人格，另外那所谓宽泛的人生，下流的，肮脏的，各特殊世界，北方的荒凉，南方的强悍，作者的笔是及不到的。
同样有一个现代人对新旧时代接近的机会，使自己从生活各面的棱中，反映出创作的种种，罗黑芷君因为生活、年龄、体质各样不同，作品整个的调子，却另走一路问世了。属于文体，由于一则直接受了日本文清丽明畅的暗示，一则间接受了暗示使自己文体固定在相近的标准上，两人作品有时可以并论。可是作品的发展，凡是属于施蛰存君的长处，罗黑芷君几乎完全失去了。《上元灯》所有的组织风格，从罗黑芷君的《春日》里没有发现的机会。《春日》集子里全是忧郁气氛，然而由《上元灯》一个集子中《扇》同《栗与芋》表现的忧郁，是一个故事，《春日》集中《客厅中之一夜》，《或人的日记》，《遁逃》，《不速之客》，皆只有一个叹息，一点感想。《乳娘》一篇还是不像故事，虽然作者已经就尽了极大的力，在组织上是不成其为可赞美的故事的。集中最后一篇《现代》，应当算是故事了，但抒情描写的部分太少，感想纠纷太多，仍然缺少一种纯艺术创作成立的条件。
同样在文字上都见出细雕的努力，施蛰存君作品中人物展开时，仿佛作者是含着笑那样谦虚，而同时，还能有那种暇裕，为作品中人物刷刷鞋子同调理一下嗓子。就是言语，行动，作者也是按照自己所要求的形式出场的。罗黑芷君这方面有了疏忽，比许多中国作者都大。许钦文能在一支笔随便的挥洒下，把眼底人物轮廓浮出，似乎极不费事。冯文炳小气似的用他那干净的笔写五句话，一个人物也就跃到纸上了。罗黑芷是不会做这个工作的。他努了力还是失败，这是什么理由？在这方面，作者是过分为所要写的感到的愤怒，又缺少鲁迅的冷静，所以失败了。
能用不大节制的笔，反复或大方的写，不吝惜到文字的耗费，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茅盾是一个，另外是丁玲，郁达夫等等。茅盾在男女情欲动摇上，能作详细的注解。丁玲能以进步的女子知识阶级身分，写男女在恋爱互相影响上细微的感想和反应。郁达夫，则人皆承认其一枝奔放的笔，在欲望上加以分析，病的柔软感情，因体质衰弱，一切观念的动摇，恣肆的写来，得了年青人无今无古的同情。罗黑芷君文字的刻画，比起这几个人来又是不同的。
把故事写来，感想奔赴于脑内，热情同忧郁烘焙到作者，一面是斟酌字句的习惯，作者的文体，变到独成一格，却在这文字风格上，把作者固定，作品不容易通俗了。
作者作品内，那种貌似闲静却极焦躁的情形，在《客厅中之一夜》，可以看得出，在其他篇上，如《遁逃》，《不速之客》，《醉里》，也看得出。安详的看一切，安详的写出，所谓从容，是《上元灯》作者的所有，却是罗黑芷君所缺的。在描绘景物上，作者同施蛰存能在一样从容不迫情形上工作，一到人物制作，便完全不同了。作者的烦躁，便是诚如其题，说明了作者在创作时期的“动”。其所以使作者性格形成，从作者其他友人中所提及的作者生活较有关系。这一点，《或人的日记》，或者即可作为作者所记录自己的一个断片看。另外可注意的，是作者产生作品的地方，与那时代。民十到十六年，是作者作品产生的时期，作者所在地是长沙。这五六年来，湘人的愚蠢与聪明作战，新与旧战，势力与习惯战，没有一天不是在使人烦躁情形中。作者在这情形下，作品的形式，为生活所范，也是当然的事了。人虽是湘人，如写过《雹》的黎锦明君，写过《招姐》的罗皑岚君，关于在时间不甚差远的情形下，所有创作，尚多乡村和平的美，以及幻想中的浪漫传奇式的爱，是因为这两人离开了湖南，作品的背景虽不缺少本籍的声音颜色，作品却产生于北京的。知道了作者作品产生环境，再去检察《遁逃》，《烦躁》，《醉里》各篇，拿来与茅盾《野蔷薇》中各篇，同载录于《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中之《泥泞》一对照，以相似的篇章，互相参校，便觉得《春日》作者文字是在雕琢中失败，而组织，是又因为产生地使作者灵魂扰搅不堪，失去必须的一切静观中的完全，所以也失败，茅盾君，却在另外一种比较平定生活中，以及习惯的情形下，文章写得完全许多了。
苦闷，恍惚，焦躁，罗黑芷君想要捉到的并没有在作品的“完全”上作到，却在作品的“畸形”上显出，这一点，是应当用茅盾作为比较，才可分明的。
为修辞所累，使文字如自己的意思，却渐离了文字的习惯性与言语的习惯性越来越远的。罗黑芷同叶绍钧有同样的情形。
为愤怒（生活的与性格的两面形成），使作品不能成为完全的创作，对于全局组织的无从尽职，沈从文一部分作品中也与之有同样的短处。
然而罗黑芷君作品上所显示的这一时代的人格，是较之施蛰存君为真切而且动人的。《上元灯》是一首清丽明畅的诗，是为读者诵读而制作的故事，即如《追》，也仍然像是在这意义下写成。《醉里》与《春日》，是断句，是不合创作格律的篇章，是为自己而写的，作者的力在愤怒感慨上已经用完，又缺少用“废话”充实故事的习惯（在这事上茅盾君有特长），我们只能从作品上看出一点或许多东西，就是不完全的灵魂的苦与深。或者这苦与深，只能说是“作者”的人格，而并非“作品”的人格。
在一切故事里，罗黑芷君的作品，文字也仍多诗的缥缈的美。若抽去了作者的感慨气氛，作者能因生活转变而重新创作，得到了头脑的清明，以《客厅中之一夜》作检察，作者的风格是最与施蛰存君所长的处所相近，而可希望能因生活体念较深，产生更完全作品的。但人已于一九二七年死去，所以留下的作品，除了能给人一个机会，从这不纯粹的艺术中发现作者的人格外，作者的作品，在现代中国小说作品中，是容易使人遗忘的，即不然，也将因时代所带来的新趣味压下了。
由冰心到废名
从作品风格上观察比较，徐志摩与鲁迅作品，表现的实在完全不同。虽同样情感黏附于人生现象上，都十分深切，其一给读者的印象，正如作者被人间万汇百物的动静感到眩目惊心，无物不美，无事不神，文字上因此反照出光彩陆离，如绮如锦，具有浓郁的色香，与不可抗的热（《巴黎的鳞爪》可以作例）。其一却好像凡事早已看透看准，文字因之清而冷，具剑戟气。不特对社会丑恶表示抗议时寒光闪闪，有投枪意味，中必透心。即属于抽抒个人情绪，徘徊个人生活上，亦如寒花秋叶，颜色萧疏（《野草》、《朝花夕拾》可以作例）。然而不同之中倒有一点相同，即情感黏附于人生现象上（对人间万事的现象），总像有“莫可奈何”之感，“求孤独”俨若即可得到对现象执缚的解放。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桥》、《天宁寺闻钟》、《北戴河海滨的幻想》、《瞑想》、《想飞》、《自剖》各文中，无不表现他这种“求孤独”的意愿。正如对“现世”有所退避，极力挣扎，虽然现世在他眼中依然如此美丽与神奇。这或者与他的实际生活有关，与他的恋爱及离婚又结婚有关。鲁迅在他的《朝花夕拾·小引》一文中，更表示对于静寂的需要与向往。必需“单独”，方有“自己”。热情的另一面本来就是如此向“过去”凝眸，与他在小说中表示的意识，二而一。正见出对现世退避的另一形式。
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吧，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中国的做文章有轨范，世事也仍然是螺旋。前几天我离开中山大学的时候，便想起四个月以前的离开厦门大学；听到飞机在头上鸣叫，竟记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绕的飞机。我那时还做了一篇短文，叫做《一觉》。现在是，连这“一觉”也没有了。
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夕阳从西窗射入，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就是一段树，只要浸在水中，枝叶便青葱得可爱。看看绿叶，编编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驱除炎热的。
前天，已将《野草》编定了；这回便轮到陆续载在《莽原》上的《旧事重提》，我还替他改了一个名称：《朝花夕拾》。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或者，他日仰看流云时，会在我的眼前一闪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