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服是中国汉民族的民族服饰，自炎黄时代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汉服已具基本形式，历经周朝代的规范制式，到了汉朝已全面完善并普及。随后各朝代的汉服虽有局部变动，但其主要特征不变，均以汉代为基准。严格意义上的汉族人的某些过渡历史阶段的穿着服饰例如汉化旗装、旗袍、马褂等绝对不可以被称作“汉服”，因为它们与真正的汉服没有正常的演变衔接过程。汉服以其强大的生命力一直没有灭绝，直到现代汉族人信仰的道教、佛教以及一些边远山民，还有国内许多少数民族都还保持着汉服的特征。汉服的影响十分深远，亚洲各国的部分民族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不丹等等服饰均具有或借鉴汉服特征。但很显然，它已彻底淡出主流社会，成为现当代中国社会服饰文化的大拼盘中可有可无的点缀，而基本只作为历史的标本供人们遐想和追思。
汉服的确应当作为中国传统服饰的最佳代言人，但其发展却因明亡清兴而流于停滞和被渗透，及至当代已基本消亡，谈不上连贯的“传承性”。汉服的辉煌和博大如今只能作为我们聊以自慰的历史映像。由当今中国传统服饰的留存现状看去，除去杨柳扶风、品资婀娜的旗袍，委实已找不出汉服的多少影子。
传统的中国服饰是什么？由现状回溯，真的很难定论。我们提起大和民族的传统服饰，除去“和服”不会有第二个答案，但即便懂得一些中国传统服饰史，也实在难以站在一种服饰的方位鸟瞰整段中华民族摆脱蒙昧以来烟波浩渺的服饰长史。中国历史上，服饰随着王朝的更替和时代的推迭不停地在发展，不停地在变化，每一类服饰都有其萌芽、繁盛、衰落、继而流于消弭的生命过程，若讲单纯的“传承性”，种类如此繁多的服饰实在难以论其短长；而当今之中国，对传统服饰的改良工作已基本迟滞不前，我们研究的若非纯粹的故纸堆，即为怎样通过有限度的暴露把“耻感”娱乐为“美感”。说中国人找不到自己的传统服饰实在不过分，不仅找不到，对现已发掘出的历史标本还没有一种优化改良的正确态度，只把它作为单纯的学问，其后果也就是文首提到的——最愿意讲求个性的中国年轻人从穿衣打扮上已基本找不出什么属于“中国人”的真正个性了。
为什么中国传统的服饰不具有连贯的“传承性”？
我认为：第一，中国传统服饰早早地摆脱了“御寒”和“护体”的基本功能，人们从生存的角度对每一种服饰都没有必然的依赖。这当然要感谢中国的气候条件，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位于北温带，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适宜人类居住与生存。大陆性季风气候是中国气候的主要特点。如此优越的气候条件，对服饰“御寒”以及“护体”能力的要求就不是那么苛刻。反观人类文明的另一处兴源地——阿拉伯地区，他们的传统服饰——长袍，多少年来都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变化。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要在沙漠地区更好地生存。长袍制造的“小气候”可以避免身体直接遭受阳光的灼烧而又很好地起到散热的功能；而制造长袍的面料必须是那些吸湿性和散发性都很好的织物，这就又从材质上巩固了传统民族服饰的制式，进一步确保了民族服饰的连贯的“传承性”。反观中国的传统服饰，历朝历代的改良都很少基于生存的原因（有些是因为要方便日常生活和骑马打仗，但也不能算作是基于“生存”的考虑），这就使黎民百姓对任何一种服饰都不具有人类生存本能上的忠实的依赖——且去改吧，最多是换几种颜色，再换几种佩饰，了不起把穿戴的方式也一并换了！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星月轮转，各安天命——日子还是那么个过法。从功能意义上，中国的传统服饰过早地、也彻底地由“御寒”和“护体”的最基本用途飞跃到“装饰”和“标识”的衍生用途，其美学内涵和伦理学意义被过早地赋予。中国的服饰文化应当说也是早熟的文化，同其他类型的中国文化一样，其早熟的特质也注定了其颓然老去的凄凉晚境。服饰同人本身一样，既为智者，便要享受然而背负智慧加在你肩上的孤独的重量。
第二，中国人对于服饰没有特定、同时稳定的宗教要求和宗教禁忌。这当然要和伊斯兰教进行对比。信奉伊斯兰教的男男女女都不被允许暴露身体。伊斯兰教律规定：男子从肚脐至膝盖为羞体，女子除脸和手以外均为羞体，即使是远离人群，独自居住，教律也要求男男女女要把羞体遮盖得严严实实。这就直接形成了当今信奉伊斯兰教的诸多国家的传统民族服饰，甚至是法定服饰——纱质黑色长袍。中国则不然。我们的任何一种传统服饰都没有这些特殊的职能，只有从事宗教活动的专职人员才有服饰上的特殊要求，而即便偶尔触犯了这些要求也断然构不成不可饶恕的大罪。这就从信仰上隔绝了民众对特定的服饰的依赖。我们的“国教”是“儒教”，儒家人的制服就是最典型的“汉服”。
第三，由于我们的任意一种传统服饰的改良大抵出于维持政治秩序的考虑和对新政权的特殊标识，所以改良的成果也极容易因为政治的失序而最终被偷换。最典型的就是“汉服”的断代。明亡清兴，一项很重要的社会议题就是“毁我衣冠”。人们对“剃发易服”表现出空前的反感，尽管如此，最终还是以广大汉人对“蛮夷政权”的妥协而收场。“剃发易服”对中国传统服饰的传承有什么影响？在我看主要是消极的影响。它人为地抹去了“汉服”在中国历史上应当留下的痕迹，把汉文化武断地置于一种舶来的畸形模具内，在它脱模成型后又强制性地打磨掉它的棱棱角角，其目的，不过是标榜新政权的强悍、与众不同和心虚。老百姓会真正地崇敬这种衣冠吗？从历史学的角度看，辛亥革命在多个方面都并不彻底，但仅就“服饰”一事，却大开千年未有之新风。为什么革服饰的命竟然如此容易？就是因为当服饰的政治效用过期时，民众对它的眷恋也随之到期，丢弃掉身上的一套本就是别人强加给自己的行头，留下的只有轻松，没有依恋。四方平定巾、八宝立水纹、十二章纹……这些统治阶级用以炫示权威的精彩附笔，紧随历史的一阵风烟而如雾如尘，连根从民众中拔起，留下的只是一个丑陋的树坑。
纵览传统服饰的发展现状，实在可叹一声——俱往矣，恐埋根何处哉？身为中国人，却实在找不出一套可以代表中国的衣冠，我们不仅要治高尚的学问，更要潜下心来对传统服饰的精髓认真吸取，巧妙改良，还中国人以真正的个性，而不独在服饰文化的宇宙外徘徊流离了。
2009年12月1日
庭院深深深几许
目前而言，中国的历史遗迹分布的非常有地域性。可能是政治风格的原因吧，北方来讲，多是地地道道古老的遗迹，早已失去它们原有的功用，只作为人们游览和凭吊的去处。
南方，尤其江南，所谓“遗迹”已经丝毫瞧不出青铜的锈斑，即便是陈列在博物馆里的国宝也嗅不到多少沧桑的泥气；摇橹的船娘会轻轻地指给你她家的老宅是明朝时候哪家府邸的一部分，掐指一算，相同年岁的老屋莫说炊烟和灯火，在北方，早已用铜栏围住，所有人只能从门前低眉顺眼地匆匆走过。
这还没什么，南北方的历史遗迹差异最大的是对近代时期风物的保留。那时候北方多作为生灵涂炭的战场，而镇据北方的土皇帝又多半不通文墨；江南的状况要好一些，虽则没有如此密集的炮火不断蹂躏，但“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钝刀子割肉，也容不下几夕安寝。近代中国的遭遇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最悲的悲剧，倘若教人一次性彻底灭掉恐怕还称不上如此的悲哀，倘若从未富强现在的状况又更加不堪起码还可以硬着头皮继续隐忍；而中国的状况却是——一个风华千年的巨子被人挤进肮脏的泥潭，每天都有人踩着你的肩膀把你往下摁，以致密集的铁蹄终于铸成一道沉重无比的闸门，与古老文明落寞的悲恸牢固地生长在一起。
有了北方作为灾祸和战火的缓冲带，江南对历史遗迹的保留要稍微轻松一些；褪去苦难，北方已是翻天覆地，像一只睡狮终于从噩梦中苏醒，江南却还保存着记忆的碎片，像一条水蛇屈伸游离在历史的剪影中。
而这密密匝匝的剪影深处，最为震撼心灵的，我认为，当属“中山陵”。
中午才抵达南京，就甩开满身疲惫直奔中山陵。从中山陵下来，天色尚早，但南京的其他地方已经不想去了。这是我第三次来谒陵了，但由石牌坊到祭堂的三百九十二级台阶我却依然愿意一步一步数着走过。
为什么我觉得中山陵最为震撼心灵？只因伟大在此激烈地碰撞。
其一当然是中山先生开天辟地之伟大，这是一位跨越了政治的鸿沟而为广大民众所敬仰的伟人。他不是一党一派的伟人，而是全体炎黄子孙共同的国父，这是我们都已承认并铭刻于心的。再而还有中山陵的设计者，吕彦直先生殚精竭虑、殒身不恤的伟大；抛开他惊世的才华，当他为自己的作品耗尽生命的活力的时候，他与中山陵就浑然一体，化作墓道两旁的每一株苍松翠柏以及林间的山风和清露，共同护佑中山先生的在天英灵。最后还有历史风云慷慨之伟大，巍巍钟山，万古长青，伴随中山陵，期间掩映着两百多处名胜和古迹；八十多年来南京遭遇的兵祸和洗劫更没有撼动这里分毫。我常想，纵使秦始皇有兵马俑和山川江河陪葬也远远不及中山先生陵寝前曾上演的历朝风情和苍黄苦雨，它们无疑构成了一组恢弘于天地日月之间的动态群雕，早已出离艺术品的范畴，站在历史的高点，在山下摆开黑白对弈的阵势，每一只棋子的起落都会搅动起史书上的大块文章。
庭院深深深几许？南京是整个近代中国的后院。即便新中国最终领导民众走向了辉煌的胜利，但仍不可否定若写出一本足够像样的中国近代城市史，这里要在目录上不可撼动地占据些许条目。江南的城市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无论它是否作为某一时代的中心，都不妨碍它守身如玉地健康发展。新中国建立之后，首都迁到了北京，南京却没有就此沉寂，作为一方重镇，仍引领着中国最富庶地区前进的步伐。再往前说，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南京仍旧被视为整个大明王朝的后院，任何一次历史的阵痛都会令它做出及时的反应。即便是短命王朝在这里走马灯般的驻足，也不过留给后人们“感月吟风多少事，如今老去无成”的慨叹，该怎样生活，确然不关历史机缘的事。相同境况的江南城市还有苏杭等等。而北方城市如果发生时代指针的偏转则势必大伤元气，且看它殷商之于安阳、隋唐之于西安、赵宋之于开封……可能是黄河泥沙的浑浊抑或漫卷西风的凛冽，北方重镇很容易在历史不再眷顾时黄花老去。漫步在江南的街巷，即便流淌在身边的岁月有着令人咂舌的古老源头，也依然教人动容于时光积尘下，云窗雾阁的“嫛婗情状，罗缕纪存”。这一切当然和江南的盛华风物有关，北方人太容易挨饿，太容易受到战乱的摧残，而生活环境又如此艰难，由他们经营的城市势必会更憔悴一些。但抛开这些因素，当我行走在不同的城市，能从不同人群的眼中读出不同的气质，江南人的眼眸焉有杀伐之气，你盯着它们看多些工夫，它们就会朝你淡然地一笑。
回过神一想，江南何不是整个中国的庭院？家长们在外的艰辛闯荡不就是为了归来后能笑着欣赏自家庭院的花红柳绿吗？渺渺斜风，淡淡细雨，只是中国人回应一切羁绊和坎坷的一贯口吻。这种口吻，在大世界里面修炼，在自家庭院里养成。
2010年2月2日
人在旅途
关于旅途，有很多美丽的描述。小时候读到温庭筠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或是李太白的“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总觉得凡是写在旅途或写给旅途的句子都标致极了，直惹得人吟咏把玩，爱不释手。
我不得不坦言，这些年来我出门的次数非常有限，大都是身不由己地周旋在由一座牢笼自愿去往另一座牢笼的路上，即便距离真的很远，也实在涤荡不起内心的诗意。至于交通工具，我不喜欢坐长途汽车，十几个小时不得动弹，未及目的地，浑身上下的筋骨已经酸困疲乏；不喜欢坐火车，车厢好比封装沙丁鱼的罐头，即便环境再好也依旧教我觉得压抑不堪；更不喜欢坐飞机，即便远隔重洋也能朝发夕至，由巴掌大的舷窗往外望，往往只是一只巨大的金属机翼，旅途缺少过程体验，还时不时因气流颠簸而担心起性命安危，内心的怯懦一经掘出哪里还谈得上壮游的神气啊……
那只能坐船喽。是啊，我还真的非常喜欢坐船。印象里真正坐船出游一次都没有，虽名曰“游船”，但只在窄小的水面缩着步子兜一圈，待船主收取高额游资，一次非常不像样的乘船活动就结束了。距离稍远一点的，一次是在洱海上；一次是围绕夜月里的苏州古城。前一次足在洱海上徘徊了一天！远处一绺缂丝的柔质裙边曲曲折折仿佛悬在云下，人家指给我说：“那是苍山顶的白雪。”我忽然有了一种人在旅途的喜悦，觉得自己真的已经离家好远好远，触手便是诗情迷离、爱恨丛生的天涯海角，走过这么长的路实在非常了不起。泛舟苏州古城，则实在称不上旅行，然而水潮中揉碎的灯火和摇曳在灯火里香销翠残的雨荷一瞬间打乱了我有关时空的知觉。这样一座古城，眼角的细纹里写满了逝去的韶光，然而千年之间，在纵横的水道中流淌而过的归人和过客，又尽皆分担着这份躲藏在阑干深处的寂寞和憔悴。张旭在分担，陆龟蒙在分担，即便落第不中，败兴至极的张继也为这座古城许下了月夜、枫桥、和此后千年时时会飘落在文人们诗笺之上的经典钟声。这座城市在文化气质上与我家乡的迥异在时时提醒着我自己没有丝毫这里的血缘，对每一寸天地固然怀着欣羡和赞叹，也只能远远地欣赏，并做最短暂的停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