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就是“恋爱”。北京孩子没有自由恋爱的权利。北京女孩外地同学是不要打算的，她们自小就被父母告诫：绝不可离京半步，首都是你唯一值得栖身的城市。所以在我们局外人看来：疯狂追逐她们的外地朋友多少有点醉翁之意不在酒，这种误解近于瓜田李下。北京男孩是无权和外地女孩自由接触的，估计他们的父母非常恐惧异地的结合会稀释那种莫名的优越感。不要搬出“怯懦”一类的便宜话，你确定要为了那些从未验证其真实存在的美丽结局而折断书写童话的鹅毛笔？你真的可以决绝地剪断风筝的线，做一只随风飘零的亡魂鸟？我可以负责任地讲：乐于敞开心扉、张开怀抱，无任何特殊前提做铺垫而甘愿接纳全国任意地区孩子的北京父母，可与皇上玩过的蝈蝈笼一起珍藏在博物馆的玻璃罩下。
给我最深感触的做北京人的体验是在毕业和择业的时候。我经常发现：决定我何去何从的只是自己最天然的属性，即父母和户籍。我的全部优势在于自己是北京人和有一双在世俗观点看来“有的指望”的父母。前些年有个挺闹心的电视剧叫《奋斗》，把我心里的这些流过血而结了痂的不愉快彻彻底底地撕了个干净：闹了几十集，活的最好的仍旧是那个有一对好老爸的北京男孩。至今没有人站出来正面挑战这个结局的可信度，大家更乐于研究剧中操着京腔的贫嘴，一边偷偷地妒忌“他不是我”，一边大方地承认“这就是现实”。后来又有了《我的青春谁做主》，谁做主？在主要人物清一色北京户口的局限下，不得不把“建设法治社会”绑架进电视剧的立意中，最终的大团圆居然得益于新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呜呼大观！无意取闹电视剧，实在我觉得后天的奋斗加在一起还无法平衡天平另一端的“父母”和“户籍”。这也是我不得不动手埋葬自己曾经的一些梦想的由来，也是我做北京人所赤身背负的另一杆刻满了“原罪”的荆条。
做北京人的这些年也是我真正开始认真做人的年月，我不能评论什么，也从不抱怨什么——我只敢把自己的无悔和艰辛铺开给诸位看。这是一座伟大的城市，也可以是一座可爱的城市——如果你本人足够可爱的话。我甚至不知道文章怎么结尾：生无所息、生而不易，既然都在路上，与其互相蹬踏，不如结结实实地扶一把。祝在家和离家的大家都好吧。
2010年11月11日
小镇姑娘
当你我都不再年轻
可否把今春的水波记起
我们结识
在你笃笃的摇橹
我们作别
在我嗒嗒的马蹄
从未计较生命竟如此短暂
自我叩响你掩着铜锈的沉沉的木门
自那久别的相逢涂满了人生错综的风雨
且教我今生做一段攀援在你窗前的苦藤
为你枝繁叶茂
为你零落成泥
2011年1月27日
好一座危楼
——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话剧《天下第一楼》何冀平女士的《天下第一楼》是我衷心热爱的本子。此前出电视剧的时候，我就一集一集仔细看过，无论是巍子还是周莉的表演，都可谓不失水准。其他重要的配角，诸如饰演常贵的李光复，饰演唐茂昌的张永强，都有非常传神的演出。余韵幽远，厚味可餐——是电视剧里的上品！这些年总盼着重播，可偏偏总爱播些不着边际的片子。众所周知，《天下第一楼》分“电视剧版”和“话剧版”，电视剧版看不着，话剧版在京城舞台却相当受欢迎——也不知为何隔着层荧屏，电视人的忌惮要更多些。
杨立新领衔的卢孟实书卷气很浓，比电视剧里巍子的匪气少得多，但三幕话剧几十个人物走场，匪气太重就会显得太冒尖儿，颠覆人物间气场的平衡；岳秀清的表演很压得住场，波澜不惊，没有惊喜也不会惹人乏味。话剧里的“玉雏”一角和电视剧里的根本是两回事，这里面的玉雏活脱一个小诸葛，烧得一手醉香京城的“堂子菜”，又满腹锦绣、八面玲珑，福聚德能经营到那个规模至少靠她顶着一半！整部剧里唯一的完人就是玉雏，不知是何冀平女士有意为之还是机缘巧合，这个女人的存在令剧中上至王宫贵胄、下至贩夫走卒都忽而模糊性别和社会地位的标识，连同卢孟实在内，统统受困于庸人的自扰，变得很不是那么回事。如果说冒尖儿，玉雏一角实然是最当得起的，然而她的隐忍和大度又把她的杰出包裹得严严实实，外人眼里的玉雏不过是卢孟实腰间的一只荷包，可知情的都门清儿：非但她不是荷包，甚至是卢孟实锦囊下的腰眼儿，玉雏不作为，卢掌柜就半身不遂了。
实在佩服这种结构设计：短短三幕，有打眼的、有压场的，而龙套也个个抖擞精神，反倒被演绎的这两个朝代、半个世纪在福聚德大饭庄的兴衰跌宕里显得丝丝入扣、不着痕迹。全局落在卢掌柜人走茶凉后留给福聚德的一副对子。上联：好一座危楼，谁是主人谁是客；下联：只三件老屋，时宜明月时宜风。一生寄人篱下，落魄潦倒的食客修鼎新（丛林饰）给加了道横批：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剧终谢幕。
恐怕很多京城观众对卢孟实留给福聚德的这副对子情有独钟，散场后很多父母揪着半大的儿女教他们把这上联下联背下来，背诵归背诵，可我们都知道：这里面的世殊时异、五味人生只有饱尝半辈子的升沉起伏才呷的出真味，何况那句“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又得见证多少褪色的繁华热闹才能踉踉跄跄地从醉意中开悟出来。
由此想到中国人对“命运”二字的认识。不知我们是否有必要庆幸：纵观不同的文化圈子，儒教领衔的东方文化对“命运”的认知度是较低的。在儒家的“圣经”——《论语》里，正面提到“天命”的地方一共不过两处。其一即孔子自述的“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其二是在区分君子与小人时所说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关于前一条，徐复观先生认为：“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之‘知’，是‘证知’的知，是从他十五志学以后，不断地‘下学而上达’，从经验的积累中，从实践的上达中，证知了道德的超经验性。”
我们不拿着学问的腔调看徐复观先生的结论，单就生活经验而言，“知天命”具有的道德涵义也是毋庸置疑的——知天命者的几缕白发对于迷信权威、崇尚祖先的中国人而言就是道德的象征；所谓“天命”，《论语》各篇赋予其隐晦而异常丰富的解释，但总的脉络是清晰的——就是对“天”心怀敬意，强调单方面的理解和服从。与殷周时高扬“天命即王命”的天命观不同，在儒家看来非常有必要把王室的天命和小民百姓的天命择清楚：平常人的天命必须与以个体人为单位的生活局域发生联系，如何发生联系？最直接莫过于建立以“知天命”为主题的道德标准——这种标准甚至是生理上的，影响了整部封建史上的中国人对人生的宏观规划，而它的指导意义今天也屡屡被求仕的学子和求钱的医家提及。
有必要强调的是：孔子也是个情感正常的人，他和我们绝大多数人一样不排斥中听的假话，甚至不惮于坦言自己的色厉内荏。尤其在对“命运”的态度上。对于爱徒伯牛染恶疾将丧的悲剧，孔子像个束手无策的父亲那样把这一切归于“命”；而对于人生中贫富穷达之类的际遇，孔子也明确表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实际上，这仍然是归结为“天命”的。在孔子看来，“命”固然原出于天，但却如我上文所言落实并表现于人，是人生中最无可奈何的趋势，也是天对人的一种最根本的限制与限定。联系到孔子大半生周游七十余国却始终不遇的经历，所谓“天命”，对孔子来说无非是一种来自“上天”的酷刑或惩罚——这与我们熟悉的普通百姓因对天命的忍让而自发喊出的诘责并无两样！
我们熟悉的有关命运的场景无非两个。一是骆驼祥子那样的人物眼睁睁地任由繁重的劳作摧毁自己的健康和对未来生活的希望，情不自禁地嗫嚅道：“这就是命！这就是命！”再有就是崇祯皇帝那样的角色，留恋地望上一眼烽火连天的祖宗基业，愤而疾呼：“天要亡我！
天要亡我！”第一种场景正史不会记载，但我们都再熟悉不过；第二种场景正史一般会留下有意歪曲的痕迹，毕竟修史的总是成者王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