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大胆地迈出一步，回答一个别人常常提出的问题：精神分析会导致一个特殊的宇宙观吗？如果会，会是什么样的宇宙观呢？
我想，假如我尝试着给它下一个定义，这个定义看来必定是笨拙的。我认为，宇宙观是种理智的结构，它基于某种凌驾一切的假设，统一地解决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问题。因此，它没有留下任何尚未做出解答的问题，而且，我们所关心的一切事情都可在其中找到固定的位置。不难理解，拥有这样一种宇宙观，是人类美好愿望之一。信奉它，人们就能在生活中拥有安全感，就能知道追求什么，才能最恰当地对待自己的感情和兴趣。
如果这就是宇宙观的性质，那么就极易做出有关精神分析的回答。作为一门特殊的科学，心理学的一个分支——一种深度心理学或潜意识心理学——精神分析建构一种自己的宇宙观是不适宜的，它应该接受一般科学的宇宙观。但是，科学的宇宙观已经很显然地异于我们的定义。诚然，它也规定了对宇宙解释的统一性，但其解释仅仅是作为一个纲领，该纲领的实现有待于将来。除此之外，它具有各种消极的特征，局限于目前所知的一切，并且强烈反对某些特定的异己成分。它断言，除了对认真检查过的观察资料所进行的理智研究——换句话说，即我们称为调查研究的东西——就不存在其他获得宇宙知识的源泉了，同时，没有任何知识产生于天启、直觉或预卜。这个观点好像是在最近这几个世纪中才逐渐得到普遍的承认；而到我们这个世纪，却发现了一种自以为是的反对意见，认为像这样的宇宙观同样毫无价值，不受人欢迎；它忽视了人类理智的要求和人类心理的需要。
对于这种反对意见，再猛烈的抨击也不为过。它毫无根据，因为理智和心灵恰恰和任何非人类存在物一样，也同样是科学研究的对象。精神分析拥有一种特权，可在这一方面为科学的宇宙观辩护，因为人们无法指责它在宇宙图景中忽略了心灵事物。它对科学的贡献，恰恰在于把研究伸向了心灵领域。附带说一句，没有这样的心理学，科学就不会完整，然而，如果把对人类（和动物）的理智与情感功能的研究包含在科学中，那么我们将会看到，这种科学态度总体上没有改变，也尚未形成新的知识源泉或研究方法。即使存在直觉和预卜，它们也不会成为科学的源泉。但它们完全可以被认为是幻想，是对愿望性冲动的满足。也不难看出，对某种宇宙观的这些要求仅仅是建立在情感之上的。科学注意到下述事实：人类心理产生了这些要求，并准备考察它们的源泉，但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些要求是合理的。相反，科学把这种情况视为一种警告，从而小心翼翼地把每种幻想以及类似的情感要求的产物，与知识区分开来。
这决不意味着，这些愿望将会被轻蔑地抛弃，或其对人类生活的价值将会被低估。我们将描绘出这些愿望得到满足的状况，这些满足是人们在艺术作品以及宗教和哲学体系中自己创造的。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下述事实：允许这些要求进入知识领域，将是不合理的，也将是极不明智的。因为这样就会打开通向各种精神病——无论是个体的还是群体的精神病的道路，而且将会把人们大量的宝贵精力从直接指向现实的努力中抽取出来，以便尽可能地去满足其愿望与需要。从科学的角度看，在此人们无可避免地要运用批判的能力，继续做出反对和驳斥。有人声称，科学是人类心理活动的一个领域，宗教和哲学是其他领域，它们至少与科学是等价的。因此，科学无权干涉其他两个领域：双方都有相等的权力成为真理，而且每个人都可自由地做出选择，并从选择中吸取信心，寄托信仰。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当然有人认为这种观点极其优秀、宽容厚道，摆脱了狭隘的偏见。但不幸的是，它站不住脚，而且具有完全属于非科学的一切有害特点，在实际上它也就等同于后者。事实很简单：真理不具有宽容性，它不容许妥协或限制，研究表明，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都属于它，如果其他任何势力试图接管它的任何一部分，它必将对之进行无情的批判。
在三种可能对科学的基本立场质疑的势力中，唯有宗教才被真正当做敌人。艺术几乎总是无害而有益的，它追求的只不过是一种幻想。除了制造出一些被说成是被艺术“迷住了”的人外，艺术并不企图侵占现实王国。哲学与科学并不对立，它像科学一样行事，并局部采用同样的方法进行研究。但它又有别于科学，坚持某种幻想，即人们有能力描绘出一幅天衣无缝的、连贯统一的宇宙图景，尽管随着我们知识的每一个新的进步，这种幻想一定会破灭。它过高地估计了我们的逻辑活动所具有的认识价值，承认了诸如直觉等别的知识源，结果在方法上误入歧途。当诗人谈到哲学家时，他所做的嘲弄性评论通常就显得不无道理：
“用睡帽和睡衣上的破布条，他在弥补着宇宙结构的罅隙。”
但哲学对芸芸众生没有直接的影响，甚至在知识分子这一高层次中，也只有极少数人对它有兴趣，而对其他人来说，哲学几乎是难以理解的。另一方面，宗教则是一股巨大的势力，它支配着人类最强烈的情感。众所周知，在较早的时期，它包括了在人类生活中起理智作用的一切，在几乎还没有像科学那样的东西存在时，它扮演着科学的角色；它构建了一种具有无可比拟的连贯性和自足性的宇宙。虽然受到了深深的震撼，但这一宇宙观仍延续至今。
如果要说明宗教的自负性质，必须记住它为人类所做的一切。它为人类提供了关于宇宙的起源及其形成的资料；它向人们保证，在人生沉浮中给予人们保护和最终的幸福；它运用其全部的权威所制定的戒律来指导人们的思想与行动。从而它实现了三种功能。第一种功能，宗教满足了人类对知识的渴求；它用自己的方法去做科学打算做的事，并在这点上与科学分庭抗礼。宗教的最大影响无疑应归功于它的笫二种功能。当宗教消除了人们对生活的险恶和沧桑的恐惧时，当宗教保证人们将获得幸福的结局并在不幸之中给予安慰时，科学全然不可与之匹敌。诚然，科学能够教我们去避免某些危险，它也能够战胜某些困苦。否定科学是人类有力的帮助者，这显然是极不公正的。但是，在许多情况下，科学不得不任由人们遭受苦难，而只能劝人们屈服于苦难。第三种功能是，宗教发布戒律，制定禁忌和限制。在这种功能中，宗教与科学之间存在着最大差别，因为科学尽管也的确从其应用中产生了指导人们生活的规则和告诫，但它热衷于调查研究和证实事实。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规则和告诫与宗教所提供的一样，尽管如此，它们的理由却是各不相同的。
宗教这三个方面的联系并不很清晰。关于宇宙起源的解释与关于某些特殊的道德戒律的教诲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其中关于提供保护和幸福的保证与道德要求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道德要求是对满足这些需要的报答；只是那些遵守道德要求的人才可能指望得到好处，而惩罚则等待着遵守道德要求的人。
宗教中教导、安慰和要求的奇特结合，只有在接受发生学科方面的分析之后，才能得到理解。我们可以从最显著的聚合点，从关于宇宙起源的教导开始研究。人们可能会问：宇宙起源论为什么会成为宗教体系的一个固定成分？宗教教义说，宇宙是由一个类似于人的存在物创造的，但该存在物在各个方面，如在力量、智慧和情感力量上都被夸大了——相当于一个理想化的“超人”。把动物作为宇宙的创造者表明了图腾崇拜的影响，对此我们稍后至少会简略地说一说。这是一个有趣的事实：即使有许多神灵受到崇拜，但宇宙的创造者总是单个的存在物。同样有趣的是，尽管并不缺乏女性神灵，但创造者通常都是男性。实际上在有些神话中，宇宙的创造开始于男性神灵废除被认为是女妖的女性神灵的过程，这就展开了各种最有趣的细节问题，不过，我们无暇论及。我们所做的下一步易于识别，因为这个神性的创造者被直呼为“父亲”了。精神分析推断，他的确是父亲，曾披着所有的神奇出现于幼儿面前。宗教信仰者描绘宇宙的诞生，就像描绘他自己的起源一样。
这样，我们就容易解释，安慰性的保证和严格的道德要求是如何与宇宙起源论结合起来的。）儿童把自己的存在归之于与父亲具有相同特点的人，此人也在儿童弱小和无助的状态中向他们提供保护和监护。由于儿童面临着潜伏在外部世界的一切危险，所以他在父亲的保护下感到安全。当然，他知道，当一个人自己长大了，他就会拥有更大的力量，对生活中的危险的认识也变得更深了。他正确地断言，从根本上讲，他仍然像童年时一样无助和无法自我保护，面对世界，他还是一个孩子。因此，没有像在童年时代享受到的那种保护，他什么也干不成。不过他很早就认识到，父亲的能力极为有限，并不具备所有优秀特征。因此，他又返回到那个早在童年时给予甚高评价的状态，把记忆中的父亲形象抬高成一个神灵，并使之成为某种当代的和真实的东西。这种记忆中的父亲的强大力量和要求保护的执著性，一起支撑着他对神的信仰。
宗教纲领的第三个主要方面即道德要求，也很容易符合这种儿童状况。康德的著名论断，他一直把星空与我们的道德规则相提并论。这种并列听起来是多么的奇怪啊！因为，天体与关于人类生灵间是彼此热爱还是彼此残杀的问题，有着什么关系呢？然而，它到底还是触及到了一个重要的心理学真理。给予儿童生命和保证儿童避开危险的父亲（或父母亲职能），也教导他应该和不应该做什么，教导他必须习惯于限制自己的本能性欲望，并使他明白，如果想成为家庭中和更大的社交圈中可被接受和受欢迎的成员，他就应该更加关心自己的父母、兄弟和姐妹。通过爱的奖惩体系，儿童受到教育，并从而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职责。他被告知，其生活中的安全感依赖于父母爱他以及他也爱他们。所有这些关系向来都被人原封不动地引入其宗教中。父母的告诫和要求作为一种道德意识，在他身上保留下来。借助于这种相同的奖惩体系，上帝统治着人的世界，分配给个人的保护及幸福的数量，取决于他满足道德需要的情形。他对上帝的爱和为上帝所爱的意识，是他的生活安全感的基石，他被这种爱及意识武装起来，得以抵御来自外部世界和人类环境的危险。最后，在祈祷中，他确信自己直接影响了神的意志，并在这种影响下分享着神的全能。
宗教的宇宙观取决于我们童年时的状况。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一点就更值得注意：尽管这个宇宙观仍具幼稚性，但它还是一个先驱。毫无疑问，人类历史上有过一个没有宗教、没有神灵的时期，它被称为泛灵论阶段。那时世界充斥着类似于人的精神存在物——我们称之为“魔鬼”。外部世界的所有物体都是它们的栖息之地，或者可以说等同于它们的住所。但并不存在某种更卓越的势力，创造了所有的魔鬼，随后又统率着它们，并不存在这种人类能够向其请求保护和帮助的势力。尽管泛灵论中的魔鬼大多对人类持敌对态度，但人类那时似乎比后来更自信。他们肯定常常处于一种对这些邪恶精灵的极度恐惧之中，但他们却以种种行动来对付它们，保护自己。即便撇开这点不谈，他们也并不认为自己没有抵御能力。如果要向大自然企求某些东西——如企求降雨——他们并不直接向天气之神做祈告，而是做些法术动作，以期直接影响大自然：他们自己完成与降雨相似的事情。在与周围环境的各种力量作斗争中，他们的第一个武器就是“法术”——现代技术的鼻祖。据猜测，我们对法术的仰赖来自于对自己的理智作用的高估，以及对“思想万能”的崇拜。我们可以猜想，当时的人类特别对他们在语言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而这种成就中肯定伴随着思维的重大发展。他们认为法术的力量产生于辞汇。这个特征后来被宗教所继承。“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而且他们的法术行动的事实表明，泛灵论时期的人并不仅仅相信他们的愿望的力量，他们更期望的是采取这一行动的结果，这个结果可促使大自然模仿该行动之力。如果他们企求降雨，他们就自己泼水；如果想让土地果实累累，他们就在田间对土地演示戏剧性的性交行为。
任何事物一旦在精神上得到了体现，就不易消失了，所以如果听说许多泛灵论的话语一直保留至今，人们也不会感到惊讶。更有甚者，几乎没法否认这样一种观点，即今天的哲学保留着泛灵时期的思维模式的一些本质特征——如过高地估价语词的神奇、相信世界上的真实事件都是按照我们的思维试图强加其上的方向前进的。因此，看起来的确存在着一个不具法术行动的泛灵论。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猜到，甚至在那时候就有了某种伦理，即调整人们的相互关系的戒律，但我们没有发现它们与泛灵论时期的信仰有任何密切的关系。它们可能是人们相对力量以及实际需要的直接表现。
值得去了解的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从泛灵论到宗教的转变？可以想象到，人类精神演化的这些远始的时期，至今仍是模糊不清的。宗教所表现的第一种形式似乎就是图腾崇拜，即动物崇拜这个奇怪现象，而最初的伦理戒律即“禁忌”都是这一现象的结果。在一本题为《图腾与禁忌》的书中，我曾详细论述了一种观点，该观点把上述转变的原因一直追溯到人类氏族环境的一次变革上。与泛灵论相比，宗教的主要成就在于从精神上控制了人们对魔鬼的恐惧。不过，这个史前时期的残余即邪恶精灵，在宗教体系中仍占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