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写一本书都花几个月的时间，而在我写完一本书之前，我就寄居在多佛我姨奶奶家。我当初被收留住下时，曾从一个窗子后看海上明月，现在，我又坐在那窗子后，安安静静地写作。
我的主张是，只有在我的传记提到我的创造历程时，我才谈到我的小说，所以我不讲述我的文学抱负，由其而产生的种种快乐和忧伤，以及在这方面的成功。我已经说过，我怀着最虔诚，最热切的心投身于文学，我把我心灵的全部力量都投入其间。如果我已写成的书有什么价值，那它们还有书以外的东西可以奉献。如果我的书毫无价值，那也就没人在意它们其他的东西了。
我常常去伦敦，去体会那里热热闹闹的都市生活，或和特拉德尔商量某种事务问题。我在国外期间，他用非常准确的判断力帮我管理财务，使我的财务日渐增长。当我的名气开始给我带来大量陌生人的信件时——其中大多无关紧张，也极难答复——我听取了特拉德尔的建议，把我的名字写到他的门上，于是这一带尽职的邮差把大量给我的信送到这里。我时时去那里像不领薪俸的内务大臣一样处理那些信件。
在这些信件中，常可见一些在博士院外埋伏的无数人之恳切提议，想借我的名义（如果我肯把未办理完善的代诉人资格手续办好）来执行代诉人事务，并将利润提成若干给我。我谢绝了这些提议，因为我知道这种冒名顶替的代诉人委实够多了，而且也考虑到博士院已经很坏了，不需要我来干什么事使它更坏了。
当我的名字在特拉德尔的门上大放光彩时，那些姑娘们已回了家；那个锋芒毕露的小伙子似乎压根不知道有苏菲一样。苏菲整天把自己关在后面一间房里，一面做针线活，一面望着房子下面一个狭长并带有自流井的小花园。不过，我在那里看到她总是那么一个快乐的主妇；没有陌生人的脚步上楼时，她就哼德文的小调，用优美的歌声使得事务所里那锋芒毕露的小伙子变得温柔起来。
一开始，我不明白为什么常见到苏菲在一个练习本上写字，也不明白为什么她一看到我就把那本子合上，赶紧塞进一个桌子的抽屉里。不久，就真相大白了。一天，刚从法院冒着小雪子儿回家的特拉德尔从他书桌里拿出一份文件，问我觉得那书法怎么样。
“哦，别这样，汤姆！”正在火炉前为他烤便鞋的苏菲叫道。
“我亲爱的，”汤姆心情愉快地说道，“为什么不呢？你认为那书法怎么样，科波菲尔？”
“很合格，很规范，”我说道，“我不相信我曾看过笔划这么老到的书法。”
“不像一个女人的手迹吧，是不是？”特拉德尔说道。
“一个女人的？”我重复道，“泥瓦工程比这更像一个女人的手迹呢！”
特拉德尔大笑起来。于是他告诉我，这正是苏菲的手迹；他还告诉我，苏菲断定他不久将需要一名文书，于是她就做那个文书；他又告诉我，她从一个字帖里学会了那种字体，并可以在一小时里抄完——我忘记多少页了。因为我听到了这个，苏菲感到很窘，她便说，等汤姆当了法官时，就不宜这么随便宣布这真相了。汤姆则大加否认，他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为此而自豪。
“她是一位多么可敬可爱的太太，我亲爱的特拉德尔！”她笑着走开时，我说道。
“我亲爱的科波菲尔，”特拉德尔接过去说道，“千真万确，她是最可爱的女孩！她料理这儿的那样子，她的敏捷、家政知识、节省和条理性，还有她的那种和善，全都是最好的，科波菲尔！”
“当然，你完全有理由赞美她！”我接下去说道，“你是个幸福的人。我相信你们使你们各自使你们彼此，都成了世上最幸福的人。”
“我相信我们是最幸福的人中的两个，”特拉德尔又说道，“无论如何，我承认这点。天哪，在那些黑黑的早晨，她点着蜡烛起床，忙着安排一天的工作。不管天气是好是坏，她都在文书们没进院之前就去了市场，用最便宜的材料配制最好的小小晚餐，做布丁和馅饼，把一切收拾得井井有条，总把自己打扮得那么整齐光鲜，夜里再晚也陪我坐在那里，总是温柔和气，总是可人悦人，干什么都为着我。我看到她这么做时，怎不能相信这都是真的，科波菲尔！”
他穿上她为他烤暖的便鞋时，对那鞋也流露出爱惜的样子，把脚舒舒服服伸到炉栏上。
“我总是不能相信，”特拉德尔说道，“还有我们所享受的！呀，那都不怎么破费，可非常美妙！有的晚上，我们就在家里，关上外门，拉上窗帘——那都是她亲自做的——还有什么地方能比这里更舒服呢？天气晴好时，我们去外面散步，街上有的是供我们大饱眼福的东西。我们朝珠宝店亮闪闪的橱窗里看，我把那些东西指给苏菲看，如果我买得起，我一定把那盘在白缎底座上的钻石大蛇买给她；苏菲也指给我看那镶宝石带盖的双簧齿轮金表，她如果买得起，会把它买给我。我们选出我们如果能买就会买的勺匙、叉、鱼刀、奶油刀、糖夹；好像我们真正已经买下了一样！然后，我们悠悠来到方场和大街，看见一所房子招租，我们就打量它，并说，如果我当上了法官，这所房子怎么样呢？于是我们就将其安排——这一间房间由我们住，那一间给女孩们住，等等。直到我们根据实际情况看它到底适用不适用才罢。有时，我们花半价去戏院的后排座上——据我看，它唯一的特点就是价廉——我们坐在那里尽兴看戏，里面的每句话都被苏菲当真，我也这样。步行回家时，我们也许去食品店买点吃的，或在鱼贩子那里买上一只小龙虾拿回家，边谈我们所见，边享用一顿绝妙的晚餐。喏，你知道，科波菲尔，如果我是大法官，我们就不能那样干了！”
“不管你是什么，我亲爱的特拉德尔，”我心想，“你一定会做些快乐的好事，顺便说一句，”我说出了声，“我猜你现在再没画骷髅了吧？”
“事实上，”特拉德尔红着脸笑着答道，“我不能完全戒掉那习惯，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因为，有一天我坐在最高法院后排，手里碰巧拿了支笔，我就心血来潮地想试试自己是不是还记得那本领。我怕在那桌子的架上就有一个骷髅呢——还是戴着假发的。”
我们俩开怀大笑。特拉德尔含笑望着火炉，用他一贯的宽容口气说道：“老克里克尔。”就这样结束了这场笑话。
“我这里有一封从那老——坏蛋那里来的信。”我说道，由于看到特拉德尔本人竟这么轻易宽恕了他，我就尤为不肯宽恕他从前对特拉德尔的体罚。
“从克里克尔校长那里？”特拉德尔叫道，“有这样的事！”
“在那些被我的名声和幸运吸引的人中，”我翻看我的信件说道，“在那些突然发现他们一直就很关心我的人中，就有那个克里克尔。他现在不当校长了，特拉德尔。他退了职，现在是米德塞克斯一个审判官了。”
我本以为特拉德尔听了会大吃一惊，可他一点也没有。
“你猜他是怎么成为米德塞克斯的审判官的？”我说道。
“哦，天哪！”特拉德尔答道，“这问题很难回答。也许他投了谁的票，或借钱给了谁，或买进了什么人的什么东西，或要挟什么人，或为什么人运动，而这人又认识什么人，那人便让当地民政官把这差委了他。”
“不管怎么说，他得到了这差事了，”我说道，“他在这信里告诉我，他愿意让我看正在实施中的监狱惩戒的唯一正确的制度，使自新者能真正不再恶变并真正悔过的唯一无可非难的方法——你知道，就是隔离禁闭。你有什么看法吗？”
“关于那制度？”特拉德尔神情严肃地问我道。
“不。而是我是否应接受这建议，还有你是否和我一起去？”
“我不反对。”特拉德尔说道。
“那我就写信这么告诉他。我相信，你还记得那个把儿子赶出了家，使妻女过着痛苦生活——更别说如何待我们了——的克里克尔吧？”
“一点没忘。”特拉德尔说道。
“虽然我没能发现他对任何其他人有过同情心，”我说道，“可是读了他的信，你却会发现他对任何重罪犯人来说都是极富同情的人呢！”
特拉德尔耸耸肩，非常不当回事。我也不指望他吃惊了，我自己也不觉得吃惊，除非我真地对于这类嘲讽现实的荒唐现状看得太少。我们定好了去参观的时间，我便当晚照我们的计划给克里克尔先生写了信。
在约定的日子里——我相信是次日，且不管它——特拉德尔和我去克里克尔管理的监狱。那是幢庞大坚固而造价很高的建筑。我们走近大门时，我不禁想，如果有人受了鼓动而提议用修这屋所耗的一半来为年轻人建所实业学校，或为孤寡老人建所养老院，那会在英国引起多么大的惊恐呀。
在一个气势雄伟、宛如在巴比塔底层的办公室里，我们被引见到了我们的老校长面前。其时还有一伙人在那里，其中两三人为较繁忙的审判官一类人物，还有一些是他们带来的参观人。他像一个过去启迪和造就了我思想并一向非常爱我的人那样接待我。我介绍特拉德尔时，克里克尔先生以相似的态度但低一级的程度表示，他一直都是特拉德尔的导师、哲学家和朋友。我们尊敬的老师苍老了许多，但外表并未见好半点，其脸仍然那样红，其眼仍那样，还更陷进去了一点。我记得他的白发曾稀疏但还湿湿的，现也已脱光；他秃头上的粗血管并不让人看了要比过去觉得好一点。
和这些先生们谈了一会话，从这谈话中，我似乎得出这么一种结论，即除了不惜以任何代价为囚犯们谋求安逸享乐外，这世界上再没什么值得留心的了，而监狱外的偌大一个天地也再没什么值得做的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参观。当时正值开饭的时候，我们先走进那宽敞的伙房，在那里，以钟表机械的准确和规律，分发每个囚犯的饮食并将其送进囚室中。我悄悄对特拉德尔说，看到这些用上乘材料做的丰盛饭菜，再想想士兵、水手、劳工和大部分老实苦干的劳动者（别说乞丐了）的食物，觉得反差十分悬殊；后者的每五百个人中没有一个吃的有眼下这样的一半好。可我听说，那个“制度”需要高标准生活；一句话，或一言以蔽之，那个“制度”本身就能排除一切怀疑，解决一切不妥。除了那个制度，似乎没人想到还应有别的制度可以加以考虑。
我们在高大的穿廊中走过时，我问克里克尔先生和他的众友人，他们认为这支配一切又高于一切的制度其主要好处为何？我发现其认为好处便是使囚犯能完全隔离——因此在禁闭中无人知道另一人的任何事；另外就是有利于囚犯的精神状态得以恢复，从而可望能真正地悔过自新。
好吧。当我们开始访问囚室里的一个个囚犯时，当我们走过囚室前的走廊时，当我们听关于去教堂等有关情况的介绍时，我想到囚犯仍很有可能相结识，也很有可能通风传信。在我写到这里时，我相信这已被证明不是妄猜了。不过，在当时若表示有这种猜疑便等于对这制度不敬，所以我当时尽可能想发现犯人悔悟的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