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很好。她知道你来了很高兴，说隔天要请你到家里来做客呢。”她说。
“是吗？她真是个好人。”李松说。
“你喜欢我们的城市吗？你这么早就起来在外面跑了。”伊丽达说。
“伊丽达，刚才我在城楼上看到了城市，好像我以前到过这个城市一样。那种感觉非常强烈。”李松说。
“是吗？那说明你喜欢上了这个城市。”伊丽达说。
“不是喜不喜欢的问题。我只是觉得这个感觉太逼真了。”
“也许，这是一种心灵的感应吧。有一现象叫Deja-vu（即视感），你会发现你所见到的事情事先在你意识里出现过的。”
“不知道，反正我觉得我是回到了一个我去过很多次的地方一样。”李松坚持着说。
吃好了早餐，伊丽达让李松开车出发，去接杨科，然后把车上的药品送给医院。
李松从停车场开出了车，在伊丽达指挥下把车缓慢地开进了城市。路非常狭窄，又是上下起伏，路面是石头铺成的，已经磨得很光滑。当吉普车拐进一条很长很长的下坡路时，李松心里那种熟悉的感觉又来了。这真是太奇怪了，李松无法阻止意识深处浮上来的这种感觉。他甚至还出现幻觉，发现前面有一辆德国纳粹的军车，路的两边有两排端着冲锋枪的德国鬼子一步步走来。李松看着路边那些用层层重叠的石片作为屋顶的房子，突然眼前出现一个意象：一个女游击队员在屋顶上飞奔，追踪她的子弹把她身边的石片打得飞溅起来，她像鹿一样踩着屋顶继续飞奔，李松只觉得心跳急促了起来。
“到了，停车吧。”伊丽达说。
“这是什么地方？”李松问。他显得神情紧张。
“这里是杨科的老家，我们得接他走。”伊丽达说。
李松把车停了下来，他看到路边的屋前有一口水井。不是像中国那样的水井，是一种用唧筒提压的封闭水井。一个老人用陶制的水瓮来打水，几只公鸡气势汹汹走来，井边有几个妇女在绣花，李松知道有一种着名的阿尔巴尼亚十字绣花的针法。连这样的场景，李松也觉得是十分的熟悉。杨科从里面出来。他的气色不是很好，脸色灰白，腿瘸得比往常厉害了些。他说自己的腿越来越麻，脑里的血栓似乎很麻烦了。
带上了杨科之后，他们开车前往医院。医院在城市后面的山里，他们在一条砂石路上开了一阵，拐进了山洼，进入了一排带拱顶的建筑中。这里有一个开放的园地，种植着一大片特别茂盛的石榴树，石榴树的花正疯狂地开着，血红血红的。医院的屋舍外墙粉刷成白色，和石榴树的色彩形成强烈反差。车子进来时，李松看到了有很多人等在门外，有穿白衣的人，有穿病员服的人，也有穿普通衣服的人。伊丽达说：“瞧！这么多人等着你的药品，人们是多么喜欢你啊。”
“他们是什么人？”李松问。
“这里的医生、病人，更多的是病人家属。医院的药用完了，他们在等着药呢。”
李松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他的吉普车被打开了，车上的药品被众人搬下来。马上有药剂师把普鲁卡因青霉素的箱子打开，把针剂分配到病房。这些上海第四制药厂生产的抗菌素很快被蒸馏水稀释，注入到阿尔巴尼亚肺炎病人的体内，在血液里循环，与病菌战斗。
李松被伊丽达带到了药房里。伊丽达已到换衣室换上了雪白的护士服，头上用别针别着白帽，看起来光彩照人。杨科被一个医生拉去了，他在这里有很多老朋友，所以这个时候只有伊丽达和李松待在一起。伊丽达带着李松参观了药房，药房几乎是空的，很多东西都断档了。
“你看，我们有多么的困难，几乎什么药都没有了。”伊丽达说。
“没有药怎么治病呢？不是说有世界卫生组织在帮助你们吗？”李松说。
“说是这么说，可是我们这里到现在还没收到一点药品呢。”
“其实你还是待在地拉那好一点，那里至少不会这样缺药吧？而且这个医院有那么多肺病传染病人，你不觉得危险吗？”
“不，我想我回到这里是对的。你知道，我去过不少地方了，现在我还是喜欢回到自己家乡医院做点事。”
“也许你是对的。这里的风景很好，不仅是城市，你看，远处的山峰，还有更远的海，连外面的石榴树花园也非常漂亮，它让我想起了一首希腊人写的关于石榴的诗歌了。”李松说。
“李，你知道吗？我快要结婚了，我有真正的未婚夫了。这一回，你可不会再骂我是Bitch了。”她微笑着说。
“伊丽达，我早就向你道过歉了，为什么还记恨呢？”李松说。Bitch的意思是母狗，即便在英语里也是一种最厉害的骂女人的话。那次是伊丽达自己告诉李松说早一天她又去见飞机场的那个修理技师了。在这之前，伊丽达曾对李松说过这个修飞机的技师是个变态的人，经常要伊丽达再找一个女人来三个人一起群交。伊丽达表示过自己不会再和他交往了，可她这天还是忍不住去看他了。李松问你和他做爱了吗？她说是的。李松愤然地骂了她一句：Youareabitch！(你是一只母狗！)自从他这样骂了她，她就伤心得再也不理会李松了。
“李，我没有记恨。其实我想，也许你说的是对的，我那时真是一只Bitch，太放纵了。可我现在不是了，我已经在筹备着婚礼了。你可一定要送我一些礼物哦。”
“礼物我倒是带来了。不过告诉我那小子是谁？我可要和他决斗了。”李松用开玩笑的口气说。
“他是一个外科医生，是我们医院的。小心哦，你可打不过他，他手里有很锋利的手术刀的。”伊丽达说。
“伊丽达，你现在看起来真是太迷人了。我要是一个阿尔巴尼亚人的话，我一定要娶你为妻的。”
“李，你又逗我开心了。不过，我还是从最深的内心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的。你对我真的很好，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对我好。”伊丽达说。这样的话她以前也说过，但这一次，李松觉得心里酸酸的。他知道自己并没有真的爱上伊丽达，但他还是无法中断对她的想念。
这个时候外面的树林里似乎有个白色的人影在晃动。伊丽达说：“我的未婚夫来了。”说着，一个瘦削、脸上胡茬发青的年轻人走进来了。李松对这个人的印象还不坏，只是觉得他是个十分妒嫉的人，他的眼睛看起来十分紧张。他和伊丽达说了一些话，还很可笑地给了她一个苹果，让人想起伊甸园创世纪的故事。然后就走了。
中午时分，杨科不知从哪里又出现了，身上带着浓重的烧酒气味。他说吉诺卡斯特的市长要在市政厅见李松。李松说他为什么要见我啊？伊丽达说反正也没事了，去见见他也无妨。
于是李松开起了吉普车前往市政厅，车上坐着杨科、伊丽达。当车子进入了城内时，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又回到了李松的意识里。他几乎不用伊丽达指路就准确地穿过了好几条街路。
“伊丽达，这里转过一个弯，是不是有一个铺着石板的大广场了？”
“是呀，那就是市政厅广场了。你来过这里啊？”
“没有。我是第一次到吉诺卡斯特。可我好像来过这里一样，真是奇怪。”李松说。
车子转了个弯，进入了市政厅广场。李松脑子里那种熟悉的感觉愈加强烈了。他甚至能记得在广场左边有很多的小贩在叫卖：卖糖卖糖卖巧克力糖！右边的台阶上有一支铜管乐队在吹奏一支乐曲。
进入了市政厅，穿过了长长的走廊，看到胖胖的市长坐在一张巨大的桌子后面。他叫斯坎德尔，胸前横系着一条表示权力的绶带。他紧紧拥抱了李松，说：
“我就相信中国同志是最可靠的朋友。我们现在需要抗菌素，毛泽东同志就赠送给我们了。”
李松听得头都大了，怎么这些药变成毛泽东同志赠送的了？他赶紧对伊丽达说：
“请告诉市长同志，毛泽东同志已经不在了，现在中国的领导人是邓小平同志。这些药品不是赠送的，是我卖给你们医院的。等你们卫生部拨下了经费你们就要付钱给我的。”
伊丽达抿着嘴在笑。她把李松的话用阿语说给了市长听，市长听了直摇头。他说：
“不，不！中国同志帮助我们的事情从来是不要付钱的。你看这个城里的输电设备是中国人建的，地下的自来水管是中国人给的，山上的电视塔也是中国人建的，我们从来没付过钱的。只是这些东西都老旧了，用了二十多年了。我正要找中国同志来帮助建设新的呢！”
这个说着梦话的市长倒是十分的热情，邀请李松参观吉诺卡斯特的历史展厅。由于劳动党倒台后阿尔巴尼亚所有产业都休克了，市政府没有了经费，工作人员都溜走了，只留下斯坎德尔一个人还待在市政厅里。他一手拿着鸡毛掸子，带着他们进入了尘封已久的展览室，一边用鸡毛掸子掸着灰尘，一边讲解着吉诺卡斯特的历史。这个城市最初是拜占庭时代一个土耳其帕夏的行宫，后来不断扩建，曾是巴尔干半岛十分辉煌的城堡。然后讲到了二战时期德军占领时代。李松看到了昨天晚上他在城门口看到的那个无花果树下的少女雕像照片，他觉得是那样亲切，他已经知道那个少女的故事，她是被德国人吊死在头顶上那棵无花果树上的。接下去斯坎德尔先生说到了一部电影。他用鸡毛掸子的柄指着一张被装在玻璃镜框内的黑白电影海报，李松的心里像是被电猛击了一下。他看到了电影海报上的那个少女，那个永远让他无法忘怀的米拉！伊丽达用英语翻译这部电影的名字是《Neversurrender》（绝不投降），但是不用她翻译，李松知道这部电影中文名字叫《宁死不屈》。斯坎德尔告诉李松，这个电影里的故事完全是真实的，米拉·格拉尼就是那个被吊死在无花果树下的女学生的真实名字，她死于一九四四年八月六号！二十五年后，她的故事被拍成了电影，拍摄的背景就是这座城市。现在李松心里很多的疑问已经串接了起来。原来那个树下的少女雕像就是《宁死不屈》里的米拉。哦，米拉！他在整个少年时期深深暗恋着的对象。那时他一次又一次看着这个电影，像一条鱼一样潜游在电影的细节里面，对每个镜头每一句台词都熟透了，所以他到了这个城市会有曾经来过的那种熟悉的感觉。他看见了玻璃陈列柜里有一把吉他，他认出就是电影里的那把吉他。泪花漫上了他的眼睛，李松的脑子里立即浮现出米拉露着肩膀换药的情景，他看见她长着一颗黑痣的脸，看见那个德国军官把一朵白花扔进了她背后的墓坑，看见她面带微笑走向了绞索……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加入游击队，敌人的末日即将来临，我们的战斗生活像诗篇……这个吉他伴奏的歌声如潮水一样在他耳边响起来。
卖糖！卖糖！卖巧克力糖！李松的脑子里一次又一次想着《宁死不屈》这句台词。但叫喊的不是电影里的人，而是一个小女童的声音。那是二十五年前的声音，他们小学班级学生去解放电影院看过学生场的《宁死不屈》之后，那个叫孙谦的女同学在班级里学着电影里这句台词。李松的南方老家使用着一种古怪的瓯越蛮语，普通话还没在学校普及，所以这个女同学的银铃般的普通话叫卖声让李松觉得奇妙而高贵，并对她产生了儿童版的爱慕之情。这个叫孙谦的女童不是本地人，她的父母在兰州防疫站工作，她只是寄养在外婆家里，所以她会说与众不同的标准普通话。李松现在还能回忆得起她十岁时的模样，她的脸又大又圆，很白，鼻子很平的，但是眼睛很亮。李松那个时候很愤慨班里的一些同学给她起了外号叫“兔子头”，可他心里也承认孙谦的确有点像一只小白兔。后来，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孙谦离开了南方，回到了兰州父母身边。李松一直写信给她，她也有回信，一直到了十八岁那年，李松收到了她最后一封信，她说我们两个人之间儿童团时代的友谊应该结束了。这个时候孙谦还在兰州边上的永登县农村里插队，而李松则入伍了，刚好还在新兵连。那个晚上部队的操场上刚好在放电影，正是《宁死不屈》。
现在想起来，孙谦那封最后的信是在一九七七年收到的，竟然也过了十五六年了。孙谦后来的情况如何，他一点也不知道。他自己在部队里当了几年的兵，退伍回来在一个贸易公司从一个科员开始干到了经理。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职务他没费很大劲儿就得到了，可他越来越觉得这种生活没劲儿。他在第二年辞了职，独自去了新西兰。在那里他剪了半年的羊毛，又飞到了捷克的布拉格，在那里做起了贸易。后来有一次，为了追讨一笔债务，他开着一辆车沿欧洲75公路下来，经过斯洛文尼亚，经过贝尔格莱德，从黑山共和国进入了阿尔巴尼亚北部城市斯库台。然后他沿着水势湍急的德林河，南下到了地拉那。
这个时候是一九九一年的春天，在阿尔巴尼亚统治了几十年的劳动党垮台了，政局动荡，物质匮缺，到处是断壁残垣。李松在一个当地的翻译帮助下，根据那个债务人留下的地址去寻找那个人。他找到了那个地址，住在里面的人却告知他要找的那个人已经搬到另一个地方住了，并给了李松那人新的地址。可李松去了新的地址，同样的事又会重复发生一次。在这个过程中，李松发现地拉那的城市内部是那么破败，很多住宅公寓都是粗制滥造的，红砖的外墙上没经过粉刷，水泥梁上露出了钢筋头。遍地的垃圾没人处理，大群无家可归的猫和狗徘徊在其间。李松感到十分失望，脑子里那么美好的阿尔巴尼亚原来是这样的。几天过去了，他发现无望找到那个债务人，而且看来即使找到了也不会要到钱的。他决定离开这里，回布拉格去。
在最后一个傍晚，他走上街头，去喝一杯咖啡。这里是地拉那大学街，轴心线上有民族英雄斯坎德佩的立马扬刀的铜像。他在前一天早上来过这里，只见行人零落，毫无意趣。但是这个黄昏的景象完全不同。他发现街路上尽是闲逛的人们。大部分是青年人，有很多漂亮的姑娘，她们看起来无所事事，脸上满是幸福而神秘的笑容。那是一种十分奇特的现象，在自然界也有这种现象，比如在一场大雨后会有很多蜻蜓飞来飞去；黄昏时在原野上会有大群的鸟类欢乐地一起飞出来，在天上打着盘旋。这些人群看起来和漫舞的虫鸟类相似，纯粹是因为内心的喜悦和好奇来到黄昏的街头，漫无目的地闲逛。他们有的会在路边的咖啡店坐下来喝一杯，有的就是不停地走着。地拉那有足够大的地方给黄昏的人们散步，从斯坎德佩广场到地拉那大学那一段路的路边布满了各种风情的咖啡店，而在南面那一大片街区，则是原来的统治者霍查的宅邸。那是一个巨大的花园，到处是欧洲夹竹桃的浓荫。浓荫下的夜色里布满了情欲满怀的人群。李松有点犹豫了，原来地拉那还有另外一番景象啊！他把离开这里的时间往后推了一天。
第二天黄昏，他又来到了大学街的那个露天咖啡店，在台子上搁了一包三五牌香烟，慢慢喝着浓黑的意大利咖啡。他怀着一种安静的心情慢慢注视着大街，有时看看来往的行人，好像在等待着一个约会。
大概八点钟的时候，有一个头发又长又黑的阿尔巴尼亚女人来到了他的桌边。她用纯正的伦敦英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