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自发党及其他（10）
十、大逮捕（下）
在杜德湘写的《一九四八年宜昌大逮捕前后记事》中，当时被列入逮捕名单、并被严刑拷打的他回忆说：“一九四八年春节前夕，川陕鄂绥靖总部新闻处（备注：政工处的公开身份）捕风捉影，以**分子在宜昌设立电台，指挥游击队，准备攻打当阳宜昌为由，军警宪特联合行动。“
他在文章中写道：““……搜查是从对外来嫌疑人员开始，从农历腊月二十三日起，对车站、码头、剧院、茶社、客栈、货栈和行庄等处进行检查。下午他们在忠恕街（备注：现在的中书街）阎恒记客栈查出魏淑英（备注：也就是前文的魏素英）……正月初三深夜，川陕鄂总部派出大批枪兵，开着几部军用汽车，分别驶入几条街上，以政治嫌疑犯逮捕了许多人。初七传来消息，又抓去一些人。当时被抓的人我现在记得起的有：把协泰面粉店商号作为**地下经济机关，抓了店主张光瑞，他妻唐玉美（直接税局职员--原注），他哥张青山，店员韩尚禹和一个炊事员，股东王东青，暂住该店的徐汉香；把鄂西通讯社作为**的宣传机关，……同时把教育界当作重灾区……“
杜德湘在文章中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地下党的经济机关、宣传机关，这都是无稽之谈，根本没有这么回事。在所抓的人中除吴远孝（备注：当时的钟表店手艺人）在大革命时期，张光瑞、唐玉美、徐汉香、肖灼（备注：时任鄂西通讯社记者）、胡肇修（备注：时任四川中学附属小学校长）等几个在抗战初，参加过***外，其他均与***组织无关。“这仅仅是他的一种个人猜测，其实里面**分子大大的有，要知道国民党的特务也不是只会吃干饭的。
被逮捕的那些人被严刑拷打是肯定的，杜德湘就说他被“用棍棒轮流打我至昏死“，印纲髯“用刺刀朝我膝部砍了两刀，血染裤鞋“，还动用过电刑伺候，张光瑞和唐玉美想必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就是无从知道，他们当时是否写过悔过书，投降过、当过叛徒。因为印纲髯在1949年2月，曾经将审讯在宜昌逮捕的人的口供笔录和情报线索，被捕人员的坦白交代材料，自首后所有填报的全国民族统一建国会的表册放在一口皮箱里，放在卢维芬那里，可是等他宜昌解放后从卢维芬妹妹的手里拿回来的时候，那些很机密、很重要的资料却不翼而飞了，到哪里去了？不得而知！
经过几个月的审讯，除去魏素英等人被押往武汉继续审查以外，因为没有查出与***地下组织有关的重大情况，其他的人也就陆陆续续被取保释放了。到了1948年4月，卢维芬等人被释放，也就标志着国民党宜昌大逮捕全案的结束。可是，国民党仍不放心，据印纲髯交代说：“我们对释放的人员分别派员进行了监视，范龙骧亲自布置对唐玉美（张光瑞妻--原注）、朱萃玉、卢维芬的监视。“这很正常，不正常的是1948年范龙骧调**绥靖公署，把宜昌特联工作交给印纲髯，他居然“暂住在卢维芬的家中“，这就叫人看得一头雾水了。
有一份简介把卢维芬说成是“女中豪杰“。那份材料说：“卢幼时随父居宜昌城云集路。民国29年（1940年）赴恩施考入省立第**子师范学校，因其活跃、能干、貌姣被誉为“校花“。抗战胜利后，卢任宜昌市民众教育馆馆员、忠孝镇中心国民学校教员。周旋于国民党政界，为**地下党工作者提供情报。1949年8月，卢维芬在解放了的宜昌参加解放军，在第二野战军司令部情报处任外勤工作。为配合解放大西南，，她毛遂自荐于当月由西南军区政治部驻宜办事处派往敌占区做军事联络工作。当她所乘的“民贵“轮抵达万县时，被国民党川鄂绥靖公署二处的特务刘鉴堂发觉而被捕。她在重刑面前坚贞不屈。同年12月6日，卢被国民党活埋于大竹县城东郊。“看来，卢维芬也是一名烈士，就是似乎无法准确界定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