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宜昌老城（2）
二、宜昌的扩大
宜昌开埠以后，洋人蜂拥而至，那个英国人李约翰在他的那篇《宜昌十年报告（1881-1891）》里第一次向世人留下了对宜昌的真实而直白的印象。那个原宜昌海关署税务司的司长对当时宜昌城内的印象很糟糕：“唯一使用的下水道系统比没有下水道还要糟糕。下水道沿街平行地铺着，根本不往深处埋，并且四处漏水，它们经常被堵，完全成了污物的储物箱。除非下大雨，从来无人冲洗。““一条狭窄、及其肮脏、臭气熏天的小街，沿街都是江边破烂的小屋。“
他在那篇厚厚的《十年报告》里也描写了当时被他们看中的一马路到二马路一带的情况：“这块地前面连着长江，后面是一大块荒废的土丘和杂草遍地的中国人的坟地，在这里，居民可以躲开城里那种由于卫生设施恶劣所引起的令人讨厌的臭气。“也许，这就是他们将海关、邮局、洋行、轮船公司、码头都建在宜昌城外的理由之一。
不管怎么说，随着川汉铁路的修建，宜昌城的范围就从东门扩大到铁路坝（夷陵广场）；随着外国人的要求和提议，到了1917年，宜昌商埠局（相当于现在的城建委）开始修建路宽17米、砖渣泥结路面的通惠路（解放路）和一马路、二马路；到1919年又先后修筑了泥结路面的中山路、怀远路（红星路）、隆中路（隆康路）、福绥路、云集路等道路，这些都是新兴的商埠区；同时在怀远路和福绥路之间还修建了同春里、中宪里、强华里等一些小街小巷，成为外国商人、中国买办和船长、富商的高级住宅区。
据史料记载，到了民国十八年（1929年），那个保定军校毕业、来自沔阳的赵铁公就任宜昌县长，他应该是我国最早领会“要致富、先修路“其中深刻内涵的官员。于是，他在1930年开始轰轰隆隆的开始了宜昌市政建设：一是拆除残留的城墙，修建了环城路；二是削去南湖岗边土，填塞部分南湖，扩修了康庄路；三是修筑了沿长江边从一马路到天官桥溪口的一段马路，倒也博得宜昌那个叫穆子斌的吹捧和赞誉，将一马路到天官桥溪口的那段马路命名为大公路，将修建在天官桥溪口的公路桥，也改名为大公桥，自然好评如潮。
可是赵铁公因为拆除城墙可以卖砖，填平壕沟、填塞南湖都会增加地皮卖给商人修房子，何况在征收**附加税款的同时，也得借办这样的公益事业的机会才能贪污受贿、中饱私囊，这和如今那些贪官的一些做法简直就是异曲同工之妙。据《宜昌文史资料》回忆，在任三年，至少有六、七十万银元落入赵铁公的腰包，也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赵铁公不过就是一名县官，也是与时俱进、生财有道了。
多行不义必自毙，宜昌士绅们对他的贪污检举揭发一直没停止过，可是都不了了之。后来因为赵铁公涉及到一桩命案才被撤职查办。不过，同样和现在的做法一样，最后不了了之。据说他上上下下打点一共用了三四十万银元，终于脱出牢狱之灾，去找带着他另外的四十万浮财、躲避到广东去的三姨太，不想她已经是别的男人的女人，自然鸡飞蛋打。有人抗战前在武汉见过赵铁公，当然今不如昔，已经破落得不像样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