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说：“门生听杨昌浚说，浙江的饷糈只要晚到几天，左季高便会火速函催，不管青红皂白，开口便严厉责问：你的官是谁给你的？误了我的大事，我立即参掉你的巡抚！”
“这就是左季高！”曾国藩笑道，“这话只有他说得出。左宗棠之下当数彭玉麟。此人极富血性，光明磊落，嫉恶如仇，且淡泊名利，重情重义，我常说他是天下一奇男子。他每次都跟我说起要回到他的退省庵去。”
“他曾对我讲过，陈广敷先生有次仔细看了他的骨相，说他前世是南岳一老僧。”李鸿章插话。
“这或许是真的。”曾国藩正色道，“广敷先生的相是看得很准的。他要回退省庵，我也不再强难他了。今后小事，你也不要再去惊动他。倘若洋人与我有战事，你用忠义二字一激，我料他哪怕七十八十岁，也会像老廉颇一样勇赴前线。”
李鸿章点头应允。
“此外还有郭筠仙。前几年在粤与寄云闹得不可开交，衡情衡理，自是筠仙不对。早年在都中，寄云见筠仙之文采，便极欲纳交，央我从中绍介。后任湘抚，又屡思延之入幕。比任粤督，廷寄问黄辛农能否胜粤抚之任，寄云即疏劾黄及藩司文格，而保郭堪任粤抚，令兄堪任藩司。寄云才具固然不如筠仙，但毕竟有德于筠仙，而筠仙与寄云争权，弄得督抚不和。筠仙自己亦不检点。先是弃钱氏夫人，后迎钱氏入门，其老妾命服相见。住房，夫人居下首，妾居上首，进抚署则与夫人、如夫人三乘绿呢大轿一齐抬入大门。你看，舆论怎不鼎沸？而筠仙竟悍然不顾。”
“怪不得粤抚做不下去了。”这些趣闻，李鸿章听得甚是有味。
“不过话要说回来，筠仙之才，海内罕有其匹，然其才不在封疆重寄上。他才子气重，不堪繁剧。他只能出主意，献计谋，运筹于帷幕之中。他对洋务极有见解，明年合适的时候，我拟保荐他出洋考查一次，他的所见必定会比志刚、斌春要深刻得多。我观他的气色，决不是老于长沙城南书院的样子，说不定晚年还有一番惊人之举，从而达到他一生事业的顶峰。”
“我对这个同年多少有点了解，他最适宜与洋人交往。去年津案发生，举国主张强硬，反对柔让，筠仙力排众议，痛斥不负责任的清议，真正难能可贵。”
“是呀，他在这方面的见识远胜流俗，也胜过孟容。”曾国藩说，“另外，刘印渠长厚谦下，心地亦端正，性能下人，是有福之相。官秀峰城府甚深，与人相交不诚，然止容身保位，尚无险陂。沈幼丹胸次窄狭而本事不小。杨厚庵不料病重得卧不起，他学问不足，事业怕就只做到这一步了。黄翼升人极老实廉洁，但本事不及，长江水师提督一职，今后遇到合适人再更换。丁日昌精明能干，办洋务是一把好手，但操守方面欠检点，物议颇多。”
“关于丁日昌的议论我也听说过，天津有人骂他丁鬼子。此人有点像门生，做事太不留后路。”李鸿章自嘲似的笑了笑。
“近日户部有一折，言减漕事，据说是王文韶所作。你认识此人吗？”
“没见过。”
“这道折子写得好，其人有宰相之才，今后要注意接纳。”
“噢。”李鸿章在心里记下了这个名字。
“至于令兄筱荃，血性不如你，但深稳又过之。”
“恩师，你看门生最大的不足在哪里？”
李鸿章突然心智大开，冷不防向曾国藩提出这个问题。凭他多年与老师相处的经验，知道用这种突然发问的方式，往往可以得到老师心中最直率的真言。果然奏效。曾国藩随口答道：“你的不足在欠容忍。我一生无他长处，就在这点上比你强。还是在京师时，邵位西便看出来了，他说我死后当谥文韧公，虽是一句笑话，却真说到了点子上。我那年给你讲的挺经的第一条，你还记得吗？”
“记得，记得。”李鸿章连声答。那年曾国藩说的两个乡下人在田塍上互不相让的故事，给他极深的印象。他曾经认真地思考过很长一段时间，也体味出了这个小故事中所包含着的许多内容，但他把握不准老师本人的意思。“恩师，门生和其它幕僚当时都猜不透那个故事中的含义，您启发我们一下吧！”
望着李鸿章这副虔诚的态度，曾国藩笑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很深的含义，一桩乡下时常可以看到的小事罢了。都是两个犟人，在那里挺着，看哪个挺得久，不能坚持下去的人就自然输了。我这个人年轻时就喜欢与人挺着干，现在老了，不挺了，也就无任何业绩了，看来还要挺，所以提醒你注意，世间事谁胜谁负，有时就看能挺不能挺。”
李鸿章似有所悟地点头。隔了一会儿，他说：“门生当时想，恩师讲这个故事，是要告诫我们：天下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如同那个老头子样，乃有成事之望。好比后来发生的天津教案，主战者全是局外之人，他们不负责任，徒尚意气，倘若让他们入局负责，也不会喊得那么起劲了。门生这个理解，不知也有道理否？”
“有道理。”曾国藩会心一笑。心里想：这个聪明过人的年家子，真的能见人之所不能见，发人之所不能发，你看他把那个争过田塍的小故事，与津案舆论联系得真是天衣无缝！
“第三件大事，是希望贤弟把徐图自强的事业进行到底。这一两年先要把选派幼童出洋一事办好。贤弟于此成绩斐然，我最为放心。”
说起办洋务，李鸿章兴趣最大，也自认为研究最深，他不觉高谈阔论起来：“洋务非办不可！欧洲各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我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以如天之度，一概与之立约通商，合地球东西南北九万里之遥皆聚于中国，这的确为三千年一大变局。中国之弓矛、抬枪、土炮，不能敌洋人之来复枪炮，中国之舟楫艇船，不能敌洋人之轮机兵船，故而受制于洋人。处今日之局势而侈言攘夷、驱逐出境等等，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若无枪炮船舰，亦是空话。门生以为，自强之道在师其所能，夺其所恃，故不能不办机器局，办造船厂。门生想，洋人之枪炮舰船，也不过创制于百数十年间，就能持之而侵凌我中国。若我们果能深通其法，也就能造出如洋人一样的船炮，说不定还可超过他们，那时就不愁攘夷自立了。所以门生极为赞成派幼童出国留洋之事，并竭尽全力协助恩师办好。”
曾国藩握须凝神听完李鸿章这番宏论，对他所提出的“三千年一大变局”的论点激赏不已。这是一句振聋发聩的呼喊，但愿太后、皇上、中枢诸大臣，以及各省督、抚、将军、提督都能听到这声呼喊！
“少荃，你以‘三千年一大变局’这句话来概括今日形势，非常简明动听。你回保定后，就以这句话为宗旨，把刚才说的这些内容，给太后、皇上上一个折子，让天下人都能受到震动。”
“好，我回去就写。”李鸿章也早有这个想法了，他要给醇王和前不久去世的倭仁一类的人敲敲警钟。
“少荃，有一点我要提醒你，无论办洋务也好，引用洋人的好办法好制度也好，还是派人留洋也好，有一个基本之点要时刻记住，那就是必须以我中华名教为本。这个意思，你的幕僚冯桂芬早在十年前便用最明确的语言表达了：‘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句话，我很赞赏。”
“这也是门生的意思。景亭老先生《校邠庐抗议》一书中许多观点，都与门生磋商过。刻印时，门生还资助他二百两银子。”李鸿章笑道。
“那就好。”曾国藩满意地颔首。“洋人的长处要学，老祖宗的衣钵更不能丢！”
稍停片刻，他又问：“少荃，直隶是外交第一要冲，这一年多来，你与洋人交涉，抱定一个何等样的态度？”
李鸿章思索一会，说：“门生与洋人交往，也无一个固定的态度。洋人狡诈，门生只同他们打痞子腔。”
说完，眼睛看着曾国藩。曾国藩以五指捋须，久久不语。李鸿章知此话说得不得体，便不再说下去了。
“啊，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你的痞子腔是何打法，你打两句给我听听。”曾国藩的手在花白的胡须上一上一下地移动了好几个来回，才慢慢地说出这两句话来。
李鸿章忙说：“门生这是信口胡说的，究竟应以何种态度与洋人打交道，还求恩师指点。”
曾国藩的手仍未离开胡须，将李鸿章谛视良久，说：“依我看，还是一个诚字适当，诚能动人。洋人亦是人，中国人可以诚动之，洋人岂能例外？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是断不会错的。我们眼下既无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讲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诚信身份，总是靠得住的。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至过重，想来比痞子腔靠得住些，你说是吗？”
“是，是。”李鸿章点头不已，“门生今后一定遵循恩师的教诲办理，与洋人推诚相见。”
斑竹林边，艺篁馆里，师生俩推心置腹地畅谈着。西边天空渐由明朗而转成绯红，最后，夕阳终于顽强地出云层，在即将坠入西山的最后一瞬间，露出了它火红的一角。余晖将两江总督衙门照得通明透亮，预示着明天将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曾国藩对着窗外的仆人招招手。那人进来，双手捧着一个约七寸长三寸宽，以暗红织锦饰面的小木盒。曾国藩接过小盒，打开盒盖，露出两个墨绿色的精美玉球来。他指着玉球对李鸿章说：“这两个和阗玉球，原是穆中堂的爱物，在他的手心里转过二十余年。咸丰四年穆相病重期间，托康福送给了我。从那时起，在我的手心里又转过十七八年了。现在，我也不需要用它了。贤弟目前虽精力充沛，然亦需早加保养。明天是个晴天，正好启程，我一生无奇珍异宝，穆中堂的这两个玉球，就转送给你，权作我留给你的一点纪念吧，愿贤弟为国珍重！”
李鸿章举起双手，郑重地接过木盒，一时不知说什么是好。这时，曾纪泽拿了一件丝绵斗篷走了进来，对父亲说：“刚才收到九叔从武昌发来的信，已于初二日启锚来江宁，这两天内怕要到了。”
“哦，沅甫是该到了。少荃，我们回上房吃夜饭去吧！”
五曾国荃他乡遇旧部
曾国荃在弹劾官文之后，日子过得很不舒心。前向与捻军打仗，新湘军败得溃不成军。官场对劾官一案一片嘲讽，都说他心胸狭窄，居功自傲，朝廷也觉得他做得过分了。曾国荃处在内外夹攻之中，遂借口伤疾复发，辞官回里了。回到荷叶塘之后，他用从安庆、江宁掠来的金银广置庄田，大兴土木，大夫第建筑得庞大复杂，耗去近十万银子，令湘乡士绅闻之咋舌。平素家居挥金如土，一切都讲究豪华、气派。他嫌湖南的信笺不好，派人带八百两银子进京，将琉璃厂的名贵信笺一扫而空，惊得那些老板们瞠目结舌。他自己也觉得有点太鹤立鸡群了，怕招致兄弟侄儿们的怨恨，于是瞒着大哥，在离黄金堂五里外的地方建起一群楼房，取名富厚堂，作为送给大哥的礼品。又建一座房子，取名有恒堂，送给国葆的嗣子。又将黄金堂予以改建，更名万年堂，安置国潢一家子。国华的妻妾住白玉堂，不想再动，于是他又送二万银子给纪寿。这样，兄弟侄儿们同声赞扬九爷的手足情深。但方圆数十里的百姓则怨声四起。因为曾府兴建如此多的高楼大厦，需要大量的合抱老树，而这些老树大都长在坟山上，主人家都不愿砍伐。曾国荃把四乡头面人物请来，要他们帮忙。这些人谁不想讨好？便硬逼着老百姓砍掉从祖父辈、曾祖父辈传下来的坟山大树孝敬曾府。百姓们敢怒不敢言，私下里无不恨得要命，都巴望新建的楼房遭雷打火烧。这尚在其次，最使曾国荃头痛的是两件事。
一是原吉字营阵亡将领们的子弟，三天两日来找他诉苦。他们也有自己的苦恼。抚恤银有限，一两年就用光了。眼看着别人风风光光地回到家里，带来的财宝用船装，用车载，自家的亲人赔上一条命不算，一点分外财也没得到，他们何能不气恼，不眼红！这是一层。还有一层，死去将领们原来的部下有混得不好的，也常常跑上门来大哭大闹，说是先前欠了他的饷未发，都私吞运回家，逼着要其子弟补欠饷。这些子弟们又烦恼又气愤，无处发泄，便都找上原吉字营的统帅。有些妇道人家还因此想起死去的丈夫、儿子，能在大夫第披头散发地哭上几天几夜不罢休，弄得曾国荃一家不得安宁。有些实在不能对付的旧亲旧谊，还只得拿出几十百把两银子来，才能勉强打发走。
第二件头痛的事，是原吉字营官勇在湖南、在湘乡境内的惹是生非，其中尤以哥老会闹得最凶。哥老会的成员大半部分是那些在前线掠财不多的下级军官和勇丁。仗打久了，农民的勤劳俭仆的本性丢尽了，又仗着有点本事，有几次战功，见过场面，胆子大得很，有的甚至无法无天，胡作非为，再加之结成会党，使得地方官都不敢正视，老实的百姓们更是远远躲开。这些为害乡里的湘军旧部，远胜过当年的串子会、红黑会、一股香会，令过去的抢王盗贼们望尘莫及。百姓们的怨骂，官绅们的指责，都辗转传到了原吉字营统帅的耳中，他无可奈何。而且还隐隐约约地听说罗泽南、李续宾家也有人卷入了哥老会，又说是萧孚泗当了哥老会的总头目。没有真凭实据，曾国荃不好处理他们，何况这个对朝廷满肚皮牢骚的一等威毅伯，压根儿就不想处理这些事。
一个月前，他接到大哥的信。信写得很凄凉，说旦夕之间都有可能到九泉与星冈公、竹亭公聚会，请他和澄侯到江宁来小住一段时期，兄弟们最后见见面。家里的摊子铺得太大了，简直不可须臾离当家人，澄侯无法远行，只得由沅甫做代表，前赴江宁看望大哥。
这天午后，曾国荃豪华的座船停泊在长江南岸繁昌县境的荻港码头。曾国荃记得，十年前，他率勇乘攻克安庆之威，一举拿下了繁昌县城。旧地重游，兴趣顿生，遂带着长子纪瑞及仆人王勇、熊强，离船上了岸。
当年那个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九帅，而今没有前呼后拥的卫队，虽身穿价值千金的火狐皮袍，头戴名贵的紫貂暖帽，也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注意。主仆四人在荻港镇上四处走走望望，只见田地荒芜，市井萧条，人们穿着单薄的旧衣烂袄，在寒风中抖抖缩缩地无所事事。看来“温饱”二字对荻港镇上大多数的百姓来说，还有一段遥远的距离。曾国荃的心像压着一块石头似的沉重，这就是他从长毛手里光复十年之久的城镇！比长毛占领时的情景只有差没有好。他信步走进一家小酒店，在那里喝了几杯酒。百姓手里都没有钱，农产品便宜得惊人。王勇、熊强两人手里满满地提着鱼肉鸡鸭，跟在主人背后回到船上。
吃过晚饭后，江面上已是黑漆漆的一片。江风吹打着浪涛，发出一阵阵浑浊的巨响，座船在水面上下浮动。曾国荃在船舱里就着灯光，拥被读书。时已深夜，船上所有人都已进入梦乡，劳累一天的船工发出粗鲁的鼾声。看看灯油将尽，曾国荃伸了个懒腰，预备着脱衣睡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