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萧劲光刚到北京不久，中央军委就召集萧劲光和有关人员开会，研究在1949年2月起义遭国民党飞机轰炸自沉于葫芦岛码头附近的“重庆”号军舰的打捞问题。会上，朱德说：“这是一件大事，要组织一个统一的机构以全国的力量来办理。所需经费可由作战费内开支。”聂荣臻提议说：“技术方面的事情可委托苏联专家办。”会后，周恩来总理致电布尔加宁，请求苏联派专家帮助打捞。萧劲光也多方联系，组织落实打捞事宜。1950年10月，200多名苏联专家陆续到齐，开始进行潜水检查。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将“重庆”号军舰打捞出水，安全拖到了大连港。6月22日，萧劲光致电苏联海军部长对其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在“重庆”号军舰的修理过程中，由于一些技术难题解决不了，萧劲光便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几次与苏联海军部联系，要求继续派专家并研究解决修理中的技术难题。经过多方努力，仍因种种原因，“重庆”号军舰未能修复成功。为了使当时全国最大的造船厂——江南造船厂尽快恢复生产，萧劲光多次与有关领导人商谈，还亲赴该厂了解情况，检查工作，并派出干部进厂整顿，加强组织领导，使生产面貌逐渐改观。随着全国各地造船厂的陆续恢复，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的关怀下，青岛、黄埔等造船厂建造了几艘小型巡逻艇，拥有的旧舰船也陆续得以修理。但武器装备仍严重匮乏，远远不能适应海军建设的实际需要。
为了解决海军的武器装备问题，萧劲光于1952年4月至6月到莫斯科与苏联海军领导人库兹涅佐夫进行了数次会谈，商定了中国海军当年的武器装备订货问题。对海军五年建设计划需要购买和要求转让的各种装备、技术进行了磋商，基本上获得了较为一致的意见。萧劲光回国后，立即当面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赴苏商谈的情况。1953年初，经中央军委批准，海军派出由罗舜初率领的代表团再次赴苏谈判。经同苏方反复商谈，终于在1953年6月4日签订了协定，简称“六四”协定。按照这项协定，5年中中国海军将从苏联购进的武器装备计有：各类战斗舰艇143艘，其中10艘为成品，其余均为半成品，由国内造船厂加工装制；辅助舰艇84艘；各种型号的飞机226架；几种口径的海岸炮108门。尤其是从苏联购置的护卫舰、潜艇、扫雷舰、大型猎潜艇等5种型号舰艇的全部技术图纸资料和一批材料、设备，通过中国造船厂的自行装配制造，有效地培养锻炼了中国造船工业的技术力量，为中国自行建造海军战斗舰艇打下了重要基础。
1954年10月，中苏两国发表了《关于旅顺口海军根据地问题联合公报》，确定苏联军队于1955年5月31日以前从旅顺撤走，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给中国。为了磋商和处理接交问题，中苏双方各派出一个代表团组成了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萧劲光担任中方军事代表团的主席。遵照中央军委关于要“接收好，团结好、学习好”的指示精神，萧劲光参加并主持有关会议，安排了整个接收工作的时间、步骤和方法，并确定首先是了解情况，拟订接收装备的具体计划；接着是，组织中方人员对口学习，了解并掌握武器装备的具体性能和使用方法；之后是对各种物资和技术装备进行鉴定、评定等级和确定价格；最后是清点、移交，举行签字仪式。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工作，按期圆满完成了各项交接任务。中国海军部队从旅大地区苏军接收的有偿部分的武器装备和战斗器材计有：护卫艇11艘，其中能使用的5艘；快艇39艘，能使用的17艘；飞机78架；岸炮54门，以及高射机枪、探照灯、雷达、牵引车等。无偿部分主要是码头、阵地、营房等固定设施和5艘舰艇及近40艘辅助船只。利用这批武器装备和固定设施，中国海军除迅速组建起旅顺基地机关外，还相继组建了航空师、快艇总队等4个师级单位和高射炮兵团、防险救生大队等6个团级单位。从此，人民海军正式担负起旅大海区的防务。
在解决海军所用武器装备的同时，萧劲光还特别重视海军各兵种的建设。1954年7月，利用从苏联购买的两艘潜艇组建了独立潜水艇大队。一年后又陆续接收了从苏联购进的6艘潜艇，独立潜水艇大队改编为潜水艇第一支队。随着从苏联购置的其他军事装备的到来，还组建了第一个驱逐舰大队，四艘排水量在3000吨左右的驱逐舰分别命名为“鞍山”号、“抚顺”号、“长春”号、“太原”号；组建了第一支驱逐舰大队，由6艘驱逐舰组成；海军航空兵拥有6个航空师，歼击机、强击机、水鱼雷轰炸机、水上飞机、侦察机、运输机等各类机种逐渐完备；鱼雷快艇部队发展为4个支队；海岸炮兵部队拥有19个海岸炮团；还先后组建起各种专业勤务部队，包括侦察、观通、航海保障、水文气象、防险救生等。为各兵种建立的基地、码头、机场等工程项目，以及后勤供应、装备修理等建设也有了明显发展。
在萧劲光及海军其他领导人的组织筹措下，共和国年轻的海军一步一个脚印地迈入正规化建设的殿堂，来迎接战火的洗礼……
——1955年11月，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在辽东半岛组织了一次大规模抗登陆军事演习。这次演习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陆、海、空三军军事训练水平和联合作战能力的一次大检阅。从11月6日到15日，在为期10天的演习中，萧劲光指挥东海舰队、青岛基地、旅顺基地的登陆舰、护卫舰、潜艇、快艇等各型舰艇60余艘，海军航空兵飞机60余架，岸炮8个连，陆战队1个营，总共7500余人，圆满完成了演习任务。通过这次军事演习，使海军部队初步学会了原子武器条件下抗登陆作战的组织与实施的知识，摸索和积累了现代化战争中各兵种间、前后方间统一指挥、密切协同的经验，使海军部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了一步。演习过程中，萧劲光陪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恒、聂荣臻等乘坐“鞍山”舰，在海上检阅了演习部队。刘少奇、邓小平两位领导人还在“鞍山”舰上联合为海军题词：“同志们，共同努力，为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而奋斗！”
——在萧劲光和海军其他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海军广大官兵经过几年的艰苦创业，至1955年底，基本完成了海军的创建任务。海军从无到有，战斗力量从空中到海上，从水面到水下，从海岛到海岸，开始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并且在边组建、边战斗的过程中，配合陆、空军胜利完成了收复沿海除台、澎、金、马之外的各岛屿和保卫领海安全、护渔护航等各项任务，为海军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58年7月，为了声援中东人民的正义斗争，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中共中央决定炮击金门，以严惩蒋介石集团的行动来警告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海军奉命参战。按照中央军委的战斗部署，海军的任务是：协同陆、空军，以海岸炮兵打击敌运输，战斗舰艇，控制敌舰船的停泊点和飞机场，压制敌远程炮兵阵地；水面舰艇则在海岸炮兵协助下打击敌舰艇，切断敌海上交通线；海军航空兵配合空军作战，夺取福建沿海制空权。8月23日下午5时30分，炮击金门行动开始。在首次长达80分钟的炮击中，一举击毙国民党“金门防卫部”中将副司令赵家骧和“澎湖防卫部”中将副司令吉星文。在整个炮击金门的作战行动中，年轻的海军共击沉敌军舰5艘，击伤各类舰艇17艘，顺利地完成了军委赋予的战斗任务。
——1965年8月6日，年轻的海军护卫艇、鱼雷艇部队，凭借“初生牛犊不畏虎”的精神，以近战、夜战、群战的方式，在福建东山岛附近海面，一举击沉国民党海军大型猎潜舰“剑门”号和“章江”号，创造了海战中小艇打大舰的奇迹。同年10月，人民海军护卫、鱼雷艇部队，在福建崇武以东海面，又一次以快速、勇猛的动作，一举击沉、击伤国民党海军护卫舰、猎潜舰各1艘。人民海军以其英勇战斗、一往无前的精神，遏制了国民党台湾当局对大陆东南沿海的骚扰，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在萧劲光的热情关注和领导下，1970年12月，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跨入了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核潜艇国家海军行列；随着潜射弹道导弹的发射成功，战略核潜艇已将核打击力量隐蔽在蔚蓝色的海洋之中。
——1971年12月，我国自行设计和生产的导弹驱逐舰编入作战序列。弹道导弹核潜艇和导弹驱逐舰的研制成功和服役，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武器装备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年轻的人民海军，终于迈出了自己的一步。
青山遮不断，毕竟东流去。新中国年轻的海军在萧劲光的具体领导和组织下，已经度过了那段艰苦的创业时期，迈着坚实的步伐走向新的征程。1980年5月，为配合我国远程运载火箭试验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特混编队首次跨越赤道，驶向南太平洋海域，中国海军的这一行动意味着：我们这支传统大陆型的武装，已经走向了宽阔的蔚蓝色海洋，叩开了太平洋舞台的大门！
张云逸未担负要职，免受冲击
张云逸参加过辛亥革命，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创建红七军，历经百色起义、反围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历任红七军军长、中央军委副参谋长、军区司令员等要职。毛泽东称其“老成持重，威望颇高”。可以说，他已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革命及其人民军队，鉴于他的功绩，1955年，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授予他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任命张云逸为广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西省军区司令员与政委。广西是国民党桂系的老巢，反动基础比较深厚，而且国张云逸着大将军装。民党逃离广西时，留下几万正规部队的士兵，这样就导致广西匪患很严重。
1950年元月下旬，恭城、玉林等地发生土匪暴乱，张云逸说：“剿匪任务迫在眉睫，刻不容缓。”他召开高级干部紧急会议，制订剿匪计划，调兵遣将开始清剿。1950年11月14日，毛泽东致电叶剑英并告张（云逸）、莫（文骅）、陈（漫远）、李（天佑），严厉批评广西剿匪形势：“广西剿匪工作为全国各省剿匪工作中最差者，其原因必是领导方法上有严重缺点。”并嘱叶剑英前往广西帮助剿匪。11月22日，张云逸将军与莫文骅、陈漫远、李天佑致电毛泽东并邓（子恢）、谭（政）政委、叶（剑英）主席，对广西剿匪工作作初步检讨。
随后，张云逸全力组织和领导广西剿匪工作，充分发动群众，在广大军民的共同努力下，胜利完成了党中央提出的在1951年5月1日前消灭全省土匪的任务，毛泽东致电嘉勉。残匪被迅速歼灭，保证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新生的红色政长期的艰苦生活和紧张的工作，使张云逸积劳成疾。1952年秋，他的身体状况逐渐恶化，毛泽东十分关心张云逸的健康状况，曾亲自写信要他安心养病：“视身体情况许可酌量看些文件，参加一些党和国家机关的会议。”1952年11月至1953年8月，经党中央安排，张云逸到苏联疗养，归国后留中央工作。
由于张云逸身体不好，毛主席特意指示他：以休养为主，视身体情况许可，酌量看些文件，参加一些党和国家机关的会议。所以，他也就没有担负党政军的重要工作，“文革”开始后，他没有像其他开国元勋一样遭到毒手，侥幸得以保全。但是，这并不说明他不会受到冲击。
“文革”开始时，张云逸担任着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了解一些高级领导人的“问题”与“错误”，掌握着不少党内的检举信和揭发信，造反派及其背后的阴谋家当然急切地需要这些资料，但是张云逸坚决不给。他们又强迫秘书交出保险柜的钥匙，也被拒绝了。于是，几个标榜为“中央监委造反派”的人就造他的反，他们突然闯进他的家里，气势汹汹地要求张云逸老实交代历史问题。张云逸不回答，一个造反派大声说：“你在家中宴请过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你还不赶快低头认罪！”另一个人大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不仅公然与真理对抗，而且跟敌人同流合污，难道还要顽固到底吗？要知道，顽固到底只有死路一条。”张云逸告诉他们是党中央、毛主席让他去的，造反派们无话可说了。
在“文革”中，专案组要张云逸写“揭发”邓小平的材料，他一身是胆、大义凛然地说：“据我所知，邓小平的历史是清白的。如果说朱（德）毛（泽东）是一体，那么邓（小平）张（云逸）也是一体的。”在一些群众组织找他调查问题时，他首先给他们念毛主席语录：“共产党员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决不能采取鲁莽的态度，必须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有效的方法。”他手抄的这两段语录总是放在案头，便于随时给来访的人读，以此来应对那些造反派。
1974年秋，张云逸病重不起。在他弥留之际，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来到医院看望，紧握着他的手。张云逸当时说话已经困难，他颔首示意。11月19日，
云逸因病告别了他的战友和为之奋斗的事业去到了另一个世界。在追悼会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对他的一生和军事才华作了高度评价：“张云逸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几十年来，他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忠于党，忠于人民，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工作，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革命事业贡献了一生。”
毛泽东：此等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
1955年，罗瑞卿和粟裕等10人被授予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粟裕等人还在军队或国防部门工作，而罗瑞卿已经转至公安战线工作几年了。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成立，罗瑞卿就被任命为公安部部长、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直至1959年，罗瑞卿才重新做军事工作，出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秘书长。
1959年9月26日，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是经林彪提名担任总参谋长的。林彪看中了罗瑞卿的能力。罗瑞卿重任在肩，经常到部队检查指导工作，十分繁忙。
1964年6月，罗瑞卿来到济南军区比武现场检查工作。那些天，齐鲁大地骄阳似火，活跃在训练场上的指战员们生龙活虎，一身汗水一身泥，罗瑞卿大将看得兴高采烈。8日，他到训练场不久，突然接到贺龙元帅从北京打来的紧急电话：毛泽东要到训练场看军事比武。罗瑞卿放下话筒，为这个惊喜的消息激动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