祢衡是东汉名士，负才学而狂傲不羁。孔融仰慕其才华，便将其引荐给曹操。曹操多次约见他，他却称病不见，甚至大骂曹操。曹操敬其才学，不忍杀之，便把祢衡遣送给刘表。一开始，刘表还非常尊重祢衡，予以重用。但后来逐渐受不了祢衡的轻狂，便将其送到江夏太守黄祖处任秘书。祢衡最终因“出言不逊”为黄祖所杀，年仅26岁。
毛泽东认为，曹操经管天下，功勋卓着，而祢衡虽负才学，却桀骜不驯，是曹操唯一轻视的人。卢弼的这篇注文，与当年祢衡骂曹操的傲慢轻狂甚是相似。所以，毛泽东说“此为近之”。
毛泽东看问题、评价人历来主张一分为二的观点，对曹操亦是如此。他曾多次赞颂曹操的文韬武略。1954年夏，毛泽东在北戴河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中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那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河南新乡视察时对安阳县委书记陈春雨说：安阳是曹操起家的地方啊。曹操这个人懂用人之道，招贤纳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他还注意疏浚河道，引水灌溉，发展农业生产。毛泽东也非常喜欢曹操的诗词，他甚至还写有《浪淘沙·北戴河》来凭吊曹操，并向自己的亲人和同事推荐曹操的诗歌。在褒扬曹操文治武功的同时，毛泽东对他的不足也不避讳。他对曹操未能及时进攻四川以致给刘备留下休养生息时间的做法提出异议，对赤壁之败中曹操对人严而责己宽的做法认为不妥，留有“赤壁之败，将抵何人之罪？”的评论。
毛泽东评价曹操，不盲从流行说法，不掺杂个人好恶感情，客观公允，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从容气度。
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倚栏干看落晖
吾疑赵风子、刘七远走，并未死也。“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倚栏干看落晖”，得毋像黄巢吗？
诗词溯源：
“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倚栏干看落晖”出自唐·黄巢《自题像》：
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著尽着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阑干看落晖。
黄巢（？—884），唐代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人，举进士不第。唐末农民起义领袖，号“冲天大将军”。中和元年（881），攻入长安，称帝，建国“大齐”，改年号为金统。中和三年（883），在唐军的反扑下被迫撤出长安。次年，在山东泰山狼虎谷处兵败自杀。后也有传言，说黄巢并未死，而是遁入佛门。如宋代陶谷在《五代乱离纪》中记载：黄巢败后出家为僧，依张全义于洛阳。曾绘像并题此诗，人见其像，方识其人。南宋王明清在《挥麈后录》中也持黄巢兵败后做了和尚的观点。《历代诗话》也记载：兵败后，黄巢落发为僧，隐居于天津桥畔，时常在黄昏时分漫步上桥。结合正史记载来看，我们认为，黄巢出家为僧的说法并不可信，这首《自题像》，很有可能是后人托黄巢之名而作，其用意或许是为凝聚起义军的军心，也可能是为了缅怀英雄。因《全唐诗》收入此诗时持作者为黄巢的观点，我们姑且认同这种说法。
难点注解：
1.天津桥：在洛阳西南20里处。隋炀帝迁都洛阳前，命宇文恺设计建造洛阳城。宇文恺独具匠心，将城市的各部分都与天子联系在一起。他以洛水的流水比作天上银河，把京城视为天帝的皇居“紫微宫”，将架在洛水上的最大的桥和宫城的正门相连，取名“天津桥”。天津喻指天上疆界上的港湾，所有驶往银河的船都在这儿停泊、出发。
2.草上飞：这是形容起义军行军速度之快、动作之敏捷。
摘用赏析：
《明史纪事本末》凡80卷，是记载明代重要史事的纪事本末体史书，清初谷应泰等着。应泰（1620—1690），字赓虞﹐号霖苍﹐直隶丰润（今河北丰润）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做过户部主事、员外郎。后调任浙江学政，利用公余时间延揽名士，历时两年有余，着成《明史纪事本末》。全书始于元朝至正十二年（1352）朱元璋起兵，迄于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入北京。作者从这近300年的历史事件中选录一些重要事件，列成80个专题，按时间顺序编排，记述这些事件的始末，并在卷末附上作者的史论。该书成于《明史稿》、《明史》之前，加之又是综合明代诸多史料撰写而成，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但书中有些内容是根据野史传闻而着，也有一定失实之处。
该书第45卷《平河北盗》一节，记述了明武宗年间由刘六、刘七兄弟领导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始末。刘六名宠，刘七名晨，河北霸州文安县农民，因不堪地主豪强的压迫，于正德五年（1510）十月聚众起义。他们任用秀才出身、人称“赵风子”的赵燧为谋士，严肃军纪，杀富济贫，很快汇集成一支几十万人的大军，转战于河北、山东、山西、河南、湖广、江西、安徽、江苏等省区，所向无敌，震惊朝野。正德六年（1511）八月，明武宗调重兵围剿起义军。刘六、刘七被迫将义军分兵两路，坚持抵抗。正德七年（1512）四月，义军赵燧一部与明军作战失利，被俘杀害。不久，刘六、刘七所部也在长江一带受挫，壮烈牺牲。
毛泽东在读到这个故事时，联想起唐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黄巢兵败后的传说，于是就写下了前面那段评语。
作为一名深谙中国古籍的有志青年，毛泽东非常仰慕那些“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的英雄豪杰。在湖南一师时，每每与同学论及救国之道时，他总是以“学梁山泊好汉”作答。而最终，他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成为了一个职业革命家。所以，对与自己有着相似经历的黄巢，毛泽东也多有论述，并摘用其《自题像》中的诗句对《明史纪事本末》中记载赵风子、刘七败死的结局提出质疑，认为他们的结局很可能像黄巢一样，以此寄托对英雄们的追怀与哀思。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引用黄巢这首诗绝非仅此一次。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同志逝世，毛泽东惊闻噩耗，即作《七律·吊罗荣桓同志》，第一句即是摘用黄巢《自题像》中的“记得当年草上飞”。全诗全文如下：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诗词溯源：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出自唐·罗隐《筹笔驿》：
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惟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
罗隐（833—909），原名横，字昭谏，自号江东生，新城（今浙江富阳市新登镇）人。罗隐生活在由盛转衰的晚唐，他不满腐败的朝政，作《谗书》讽刺之，触犯了权贵，因此连考了十次科举都没有中进士，遂改名为“隐”。晚年投奔镇海节度使钱镠，任从事、著作左郎、钱塘令等职。罗隐富有才华，后人赞曰：“黄河信有澄清日，后世应难继此才”（《吴越备史·罗隐本传》）。罗隐擅长咏史诗，或借题嘲讽，或以古寓今，内容直白，通俗易懂。留存诗集《甲乙集》10卷，《谗书》5卷等。这首诗是诗人借咏叹筹笔驿这个诸葛亮曾经驻军谋划的地方来抒发对蜀汉兴亡的无限感喟。其中，“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两句，感怀蜀汉政权的兴衰与时运密切相关，表达了诗人对诸葛亮的钦佩与惋惜之情，为千古名句。意谓：天地同力、君臣齐心时蜀兴；时运不济、人心不和时蜀衰，即使是诸葛亮这样的英雄也无扭转时局之力。
难点注解：
1：即今之朝天驿，在四川省广元县与陕西省阳平关之间。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出兵伐魏，曾驻此筹划军事。2.抛掷：抛弃，放弃。3.南阳：诸葛亮未出茅庐时，躬耕于南阳之邓县。4.主：指刘备。
2北征东讨：诸葛亮辅助刘备父子两代君主，鞠躬尽瘁。对内发展生产，精心治蜀，七擒孟获而定后方；对外联吴抗魏，鼎定三国，六出祁山而北伐中原。6.尽良筹：用尽所学，出谋划策。7.孺子：这里指后主刘禅。8.冠剑：指代文武百官。9.谯周：字允南，三国蜀人，家贫好学。诸葛亮领益州牧，命周为劝学从事。后官居光禄大夫。诸葛亮死后，劝言刘禅降魏，后主纳之。因主降有功，司马昭封谯周为阳城亭侯。
摘用赏析：
梁武帝萧衍（464—549），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原为南北朝时齐朝的雍州刺史，镇守襄阳。齐东昏侯萧宝卷凶狂暴虐，杀了萧衍的哥哥萧懿，萧衍愤而起兵征讨，攻陷齐都建康。动乱之中，萧宝卷为身边太监所杀。萧衍迎立萧宝融即位，是为和帝。萧衍也因功封梁王，“位在诸王之上”。不久，受禅为帝，建梁国，称梁武帝。在宋、齐、梁、陈频繁的政权更迭中，梁武帝执政48年，在位时间最长。其前半生励精图治，奠定了梁国强大的国力；后半生听信谗言，刚愎自用，最终屈辱地死在侯景的囚室中。
毛泽东在读唐代李延寿著《南史》时，对这位开国皇帝有很多评价。《南史·曹景宗传》记载：梁武帝天监五年（506），徐州刺史昌义之被魏围困，梁武帝派曹景宗前去解围，并要求他和豫州刺史韦睿会并一处后方可行动。曹景宗贪攻，率兵独自冒进，遇到暴风雨，淹死兵士多人，无功而返。梁武帝得知后，指出曹景宗用兵上的失策之处，说如果景宗听取自己的命令，“待众军同行，始可大捷矣。”毛泽东读到此处时，非常欣赏梁武帝作为军事家和战略家的眼光，批注道：
“此时梁武，犹知军机”。对梁武帝在天监五年以前的军事才能作了肯定的评价，认为他算得上一位英雄。然而，对晚年不听忠言、独断专行的梁武帝，毛泽东却多有责备。《南史·贺琛传》记载：梁武帝晚年，任用奸佞之徒当政，天下甚苦。负责规谏皇帝得失的散骑常侍贺琛上书谏言，指出时政四弊。梁武帝看后非但不听，反而还痛斥贺琛，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辩解。他认为，自己执政以来，废寝忘食地处理政务，不和女人同居已三十多年，不饮酒、不好淫奢之物，这些还不足以说明自己的以身作则吗？他还讽刺贺琛说：“如今当官的人都通过向皇帝奏事以求进取，但也不能因噎废食，不让他们这样做，否则不就‘专听生奸，独任成乱’了吗？”毛泽东看到后接连写下三条批注：“此等语，与孙权诘陆逊语同”、“萧衍善摄生，食不过量，中年以后不近女人。然予智自雄，小人日进，良佐自远，以致灭亡，不亦宜乎”、“‘专听生奸，独任成乱’，梁武有焉”。
陆逊是三国时期吴国丞相，是继周瑜、鲁肃、吕蒙之后吴国名臣。黄武五年（226），陆逊上书国君孙权，劝他广施德政，缓刑减赋。孙权不听，也是一一反驳。回想起这段历史，毛泽东认为梁武帝的做法与当年孙权如出一辙。同时，毛泽东认为，作为一个皇帝，梁武帝能勤于政事、艰苦朴素值得颂扬，但他不听忠言，以致小人充斥周身，贤臣远离庙堂，最后导致灭亡，着实是“专听生奸，独任成乱”的典型教材。
梁武帝晚年信奉佛教，社会矛盾突出。河南王侯景乘机于公元548年发动叛乱，攻入梁都建康。次年，攻破皇宫，囚梁武帝。不久，梁武帝饿死于台城。《南史》作者李延寿在《梁武帝纪》的最后，对这位功过参半的君主有段全面评价。“梁武帝时逢昏虐，家遭冤祸。既地居势胜，乘机而作，以斯文德，有此武功，始用汤、武之师，终济唐、虞之业。岂曰人谋，亦惟天命。及据图箓，多历岁年，制造礼乐，敦崇儒雅。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但后来却“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错误地接受北魏侯景的降服，引狼入室，以致以开国之天子之尊，辱死于叛臣之囚室之中，“可为深痛，可为至戒者乎”！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是唐朝诗人罗隐《筹笔驿》中的两句。诸葛亮一生为匡扶汉室江山南征北讨，用尽平生所学，最终却无奈总是“出师未捷身先死”，无法完成夙愿。是人力乎？亦或时运乎？诗人表达了对诸葛亮的崇敬与惋惜之情。毛泽东在读到李延寿的这段评语时，非常感慨梁武帝的一生，信手拈来这句诗，在表达对梁武帝嗟叹之情的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对创业和守业的思索与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