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又称《世说》，是一本以记录魏晋名士逸闻逸事和玄言清谈为主要内容的故事集。编者刘义庆（403—444），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人，南朝宋武帝刘裕的侄子，袭封临川王。《宋书·刘道规传》说他“爱好文义”，“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由此可以推知，《世说新语》应该是由他和手下文士共同编纂而成的。全书内容可分为德行、言语、文学等三十六类，每类收录故事若干则，凡千余。每则文字长短不一，记载均属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但言论和故事则有一部分出于传闻逸事﹐不可作为史料证据。《世说新语》对于后世了解魏晋时期文人的思想言行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状况和政治环境都有很大的参考意义。更可贵的是，本书善用对比、夸张和比喻等文学技巧，为后世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言佳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即是出自该书“排调”篇。排调，是戏弄调笑的意思。顾名思义，该篇记述的就是戏弄调笑的故事。上述故事记载的是：桓南郡（即恒玄）与殷荆州（即殷仲堪）等谈事物彻底终了的话题。顾恺之说：“烈火烧光了平原，没有留下种子。”恒南郡说：“用白布缠着棺柩，竖起魂幡出丧。”殷荆州说：“把鱼投之深渊，把鸟放飞高天。”接着，几人又谈及事物处于危境的话题。桓南郡说：“在矛头上淘米，在剑头上做饭。”殷荆州说：“百岁老人攀着枯树枝。”顾恺之说：“井的辘轳上睡着婴儿。”有个参军也在座，说：“瞎子骑着瞎马，半夜时到了深渊边。”殷荆州说：“出语伤人。”这是因为殷荆州瞎了一只眼的缘故。后用“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形容身处险境却绝然不知的状态。
摘用赏析：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先后遭受过以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思想的干扰和破坏。这三次“左”倾思想虽然表现的主要形式不同，但都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尤其是第三次“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最大，它在中央统治长达四年，使根据地大部分丧失，工农红军无奈被迫长征，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途。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地位。然而，由于当时严峻的军事形势，党中央没有时间系统研究这次“左”倾错误产生的原因及性质等问题。到达陕北后，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不断深入，毛泽东才试着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这次错误进行系统分析和总结。特别是1941年“九月会议”以后，他更加觉得应该冷静地坐下来写一些研究文章，从理论上驳倒“左”倾教条主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于是，他根据王明上台以后发出的、大体反映了王明等人的“左”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的九个文件（这九个文件是：1.《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1931年9月20日；2.《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9月22日；3.《中央委员会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1931年12月11日；4.《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1月9日；5.《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1932年2月26日；6.《中央致各级党部的一封信》，1932年3月30日；7.《中共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1932年4月14日；8.《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几省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1932年4月14日；9.《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运动的决议》，1932年5月11日）写了一篇批判文章。文章根据九个文件分为九个部分，着重从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方面深入剖析了第三次“左”倾错误，阐明了解决中国革命一些基本问题的原则、策略和方法。九个部分可独自成篇，又能相互连为一个整体，是毛泽东论述“左”倾路线问题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篇文献。1993年12月出版《毛泽东文集》第二卷时，节选了其中一部分内容，并冠之以《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题名。
文章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从哲学高度论述主、客观的辩证关系，批评王明等“左”倾分子不顾中国革命实际而制定的错误方针；第二部分，指出在日占区和国统区我党应当采取的多种斗争形势，对王明等人仅靠打、闹、叫，丝毫不懂得坚持武装斗争与和平斗争的统一原则，只会采取极端狭隘的关门主义与极端冒险的盲动主义进行了无情批判；第三部分，以王明等人在苏区推行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路线为例，深入批判由此带来的党在政治、军事、组织路线上的错误；第四部分，阐明了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应采取的态度，批判了王明等人既不能正确估计革命形势又不能确定行动方针的错误；第五部分，对从“九一八”至遵义会议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所谓两条战线斗争是主观主义的判断进行系统分析，号召肃清主观主义，达到党内的真正团结与统一。
毛泽东摘用“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是在本文的第四部分。文中，在批判王明等人违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左”倾路线对革命形势作出完全错误估计的同时，毛泽东阐明了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应取的态度：“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造出来的，但不认识世界就不能改造世界。”“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接下来，毛泽东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将中国革命比作建房子，建房子就需要图纸。而中国革命也需要有革命的图样。这些图样“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的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的反映。关于国内阶级关系，关于国内民族关系，关于国际各国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关于国际各国与中国相互间的关系等情况的能动的反映。”而王明等主观主义者的图样怎样呢？他们的一切革命图样，“不论是大的和小的，总的和分的，都不根据于客观实际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他们只有一个改造世界或改造中国或改造华北或改造城市的主观愿望，而没有一个像样的图样，他们的图样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是一塌胡涂的。”更可悲的是，他们不但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还妄欲甚至要引导一些人改造这个世界。这种情况是怎样的危险呢？在这部分的最后，毛泽东摘用“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这句古语作了解答，以此引起党内高度重视，坚决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我幼年没有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陈旧了，但是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
名句溯源：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出自《论语·学而》：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难点注解：
《论语》中各篇一般以第一段的前二三字作为篇名，《学而》是《论语》第一篇，含16章，内容涉及诸多方面，主要讲“务本”的道理，引导初学者入“道德之门”。宋代学者朱熹对此篇评价极高，以为是“入道之门，积德之基”。上述引文大意是：孔子说，学习修身治国的学问，又能够适时地实行，岂不是很令人欣喜吗？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远方来，岂不是很快乐吗？当自己的道德学问有所建树时，即使别人不知道，自己心里也无丝毫怨恨，这不正是君子的风范吗？
摘用赏析：
为了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党内历次错误的根源进行系统总结，从1942年春天开始，在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毛泽东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一场长达三年的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它最初的酝酿可以追溯到1938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根据党内实际情况和整风运动的特点，毛泽东决定分三个阶段开展这场思想大解放运动。其中，以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整顿党的作风》的主题演讲为标志，表明整风运动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学习（即第一阶段）的结束，掀开了在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中（即第二、第三阶段）普遍开展整风运动的序幕。
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整风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关于主观主义，毛泽东认为：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它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关于宗派主义，毛泽东指出：由于二十年的锻炼，现在我们党内并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派主义了。但是宗派主义的残余是还存在的，有对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也有对党外的宗派主义残余。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铲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谈到党八股，毛泽东强调：党八股是藏垢纳污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害人的，不利于革命的，我们必须肃清它。
毛泽东摘用“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在论述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的问题时。毛泽东认为，具体到党内情况，党内目前存在两种类型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种主观主义，都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的错误方法论。要避免主观主义带来的错误，就必须使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是普遍真理，才可以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
在论述学习理论以避免犯经验主义错误的问题时，毛泽东特地谈到了学习理论与学习文化的关系问题。他指出，“工农干部要学理论，必须首先学文化。没有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就学不进去。学好了文化，随时都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接着，他结合自己的学习经历指出：自己幼年并没有进过马克思主义的学校，而是在传统学校学习了“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之类的陈旧文化，“但是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毛泽东这里摘用这句古语，是用以代指“四书”、“五经”等传统旧学典籍，而非取其原意。接下来，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何况现在不是学的孔夫子，学的是新鲜的国语、历史、地理和自然常识，这些文化课学好了，到处有用。我们党中央现在着重要求工农干部学习文化，因为学了文化以后，政治、军事、经济哪一门都可学。否则工农干部虽有丰富经验，却没有学习理论的可能。这里，毛泽东将“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旧学与“国语、历史、地理和自然常识”的新学对比，言下之意是：学好文化知识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不管是从小学过旧学的人，还是现在学习新学的人，只要打好了扎实学习的态度和方法，就一定能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克服主观主义的错误。
强调学习文化知识，虽然只是毛泽东对广大党员干部提出的一个具体要求，但对提高同志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在党内形成良好的正派学风乃至顺利推进整风运动都有重大意义。今天看来，依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行成于思
孔夫子提倡“再思”，韩愈也说“行成于思”，那是古代的事情。现在的事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还不够。鲁迅说“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
——《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44页）
名句溯源：
“行成于思”出自唐·韩愈《进学解》：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
难点注解：
《进学解》作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是年四十六岁的韩愈在长安任国子学博士，教授生徒。进学，意谓勉励生徒刻苦学习，增进学问，求取进步。解，解说，分析。全文假托先生（实为韩愈自称）劝学、生徒质问、先生再予解答的写作方式，抒发了怀才不遇、仕途跌宕的郁郁之情。全文共分三段，第一段是国子先生勉励生徒的话（即我们上面引用的篇幅），大意是说：学业的精进是由于勤奋，而游荡玩乐则会导致荒废；行动的成功取决于事先认真的谋虑，失败则是因为大意随便。诸生只要学业和德行有成，就不怕没有出人头地的一天。第二段是学生质问先生勤于治学、满腹经纶为何不能得到重用？实际上是韩愈抒发自我愤懑之情。第三段是先生解释自己未能出仕的原因：“学虽勤，而不由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文虽奇，而不济于用；行虽修，而不显于众。”这显然不是韩愈仕途未能畅达的主要原因，无非是借此一吐胸中之抑郁。《进学解》虽然是表达封建社会正直而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不能尽其用的苦闷，但文中提到的治学方法和修身规范很值得后人仔细揣摩，故能传颂千古。
摘用赏析：
为了系统总结党的历史，特别是从思想高度对党内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反思，从1942年春开始，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开展了一场全体党员参加的长达三年的整风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篇题为《反对党八股》的文章是毛泽东同志于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演，是继《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之后，又一篇重要的整风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