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渡过黄河后，蒋介石急忙电令盘踞甘、青两省的马步青、马步芳调兵围追堵截。在与西路军作战的四个多月时间里，马匪陆续投入的兵力总共约13万人，为西路军兵力的六倍以上。1936年10月27日，西路军在“打通国际路线”、“配合一方面军夺取宁夏”的口号鼓舞下，不顾疲劳，英勇进击，于吴家川、尾泉等地，先后击破敌骑五师马禄第一旅和祁明山第三旅的阻击。继而又在一条山的战斗中，占领了大部分村寨。一条山战斗，是西路军西征中的一次重要战斗，这次战斗和攻克五佛寺渡口战斗的胜利，为中央执行宁夏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妇女团在一条山战斗中，首次参战，就表现出了同男子一样的英勇气概。不仅坚守了阵地，还缴获了敌人的30多匹骆驼，为部队在沙漠行军护送伤员提供了重要的交通工具。1936年11月初，为实现《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西路军继续西进。在大靖、土门一带，敌骑五师两个旅、一百师一个旅在反动民团配合下，从东西南三面向我军猛攻。妇女团三营被马匪骑兵阻截。三营的战士临危不惧，与敌人展开激战，终于在战友们的援助下，击溃了敌人的进攻，杀开一条血路，冲出敌人的重围。妇女团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出色，受到了西路军总部的特别嘉奖。可是，100余名女战士却在这次战斗中壮烈牺牲，她们都还是十六七岁的少女，正值青春妙龄，却已长眠在这广袤千里的茫茫戈壁上。
1936年11月21日，西路军攻下山丹。根据中央关于“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的电示，在山丹建立了苏维埃政府，西路军总指挥发表了告指战员书，号召全军将士战胜一切困难，建立“永凉”根据地，为执行党和军委给予的光荣任务而英勇斗争。但由于马匪长期的残酷统治和反动宣传，当地群众不了解红军，对红军多持敌视态度。红军在此没有任何群众基础，兵员粮草几乎断绝。为了争取群众的支持，妇女团担负了艰巨的宣传动员任务，向群众宣讲革命道理和党的政策。她们利用自身是女娃的特点，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工作，有时挨家串户动员妇女，先争取她们的支持，有时搭台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宣传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有时为群众治病干活，照顾小孩，并把打土豪得来的财物分给群众，以实际行动感化群众。在她们的宣传影响下，使当地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逐步有了认识，渐渐地由反对、躲避变为亲近、帮助。不少人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粮食支援了红军，一些妇女群众看见红军战士们都还穿着单薄的衣服，就把自己的毡衣、毡鞋脱下来硬让给红军战士。在敌人围攻山丹城的激烈战斗中，山丹的妇女群众一边精心护理伤病员，一边日夜为红军推米磨面做馍，赶制衣服鞋袜，有力地支援了红军。
血战临泽
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为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进行谈判。合理解决红军驻地，是谈判的实质性问题之一。从战略上着眼，当时红军急需一人口稠密、物质丰富、靠近苏联、利于回旋的战略基地，以便养精蓄锐，扩大力量，担负起伟大的抗日斗争任务。中央一致认为，这个基地，以黄河以西的兰州、甘州及宁夏地区最为理想。西路军控制河西走廊，进据甘西，不言而喻，正是我党名正言顺地向蒋介石“讨价还价”、索取河西地带的“资本”。但是，蒋介石阴险狡诈，居心叵测，死不松口。在谈判过程中，他不仅始终坚持红军应留在陕甘宁边区就地整编、驻防，而且暗地授意“马家军”加速进攻步伐，彻底消灭西路军。因此，西路军的处境并没有因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而有所改变，相反愈来愈艰险。
12月底，西路军根据中央军委的电令，不得不在“马家军”的“围剿”中，继续西进。隆冬时节，冰天雪地，堕指裂肤。我军指战员衣衫褴褛，饥肠辘辘，冒着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苦寒气候，长夜行军，真是艰苦至极。
1937年元旦，我军一举攻占高台，守敌保安队、民团共1400余人全部投降。同时，西路军总部及直属队（辖妇女团）和五军一部进驻临泽县城，数万马家军追踪而至。1937年1月12日，马家军向驻高台的五军发动了猛攻。五军仅有一部电台，而且在住临泽的五军政委黄超处。被困高台的五军无法与总部取得联系。军长董振堂指挥部队孤军奋战，经过一周激战，拼死坚守高台的五军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失利，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和3000余名将士壮烈牺牲，血洒高台，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写下了悲壮的一页。
马家军攻占高台后，气焰嚣张，复掉头以一部分兵力攻击临泽城外的五军余部阵地，而倾其主力来围攻临泽县城。驻守临泽城的是总部直属队，除了少数男同志，大部分是妇女团、供给部和医院的女同志，战斗力量十分薄弱。在供给部部长郑义斋的带领下，男女战士全部投入守城战斗，几百名女战士既是战斗队，又是运输队、救护队。据当时参加临泽战斗的妇女团班长李文英回忆：
“一月正是河西的隆冬季节，气温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滴水成冰。可我们都还穿着单衣，从嘴里呼出的呵气凝冻成冰碴碴，粘在嘴边和下巴上，就像是长了白胡子，手抓在冰冷的枪管上，时间一长会把皮冻粘在上面。我们女战士都站在了守城最前线，有武器的用武器，没有武器的就用石头、瓦片向敌人狠狠打去，打得敌人血肉横飞，一天我们就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战斗间隙，我们女战士一部分救护伤员，一部分寻找砖块石头，补充弹药。在第三天的激战中，东北城墙被敌人的大炮炸开一个大缺口，如不立即修补，临泽城将有被敌攻破的危险。上级将修补城墙的任务交给了我们班。借着夜色的掩护，我们冲到了城墙下，发现上城的梯子已被炸坏，便搭成人梯爬上城墙。但是天太冷，根本无法用水和泥。我们就先把石头砖块垒在缺口上，然后再往上泼水，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冬，一会儿就冻成坚冰，缺口冻得非常牢固，敌人的炮火打在上面，冰碴四溅，破坏力也大大减轻。”
“敌人围攻临泽十余天未能攻下，西路军伤亡也很大。妇女团的战士们都将齐耳短发剪光，准备同敌人血战到底。敌人疯狂地用密集的炮火掩护着部队架梯攻城，他们刚从城墙上露面，马上就被守城的男女战士将梯子推倒，紧接着是石头砖块砸向敌人，敌人被砸死砸伤一大片。敌人一次又一次地进攻，一次又一次地被打退，城外堆满了敌人的尸体，城墙上也洒满了同志们的鲜血。”
徐向前元帅回忆：
“我到前沿阵地去看过，战士们的步枪都架在一边，手里握着大刀、长矛、木棍，单等敌人上来进行拼杀。在这里没有男同志和女同志，轻伤员和重伤员，战斗人员和勤杂人员的区别，屯自为战，人自为战，围墙被炮火轰塌，血肉就是屏障，前面的同志倒下去，后面的同志堵上来，轻伤不下火线，重伤员倒在地上，仍紧握手榴弹，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见《历史的回顾》）
形势越加严重，待援无望，再守下去，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总部决定突围，沿祁连山向东转移，妇女团一个连奉命留下掩护。这100多名女战士和其他掩护部队在城内吸引了敌人的主要兵力，使得大部队安全转移。临泽城陷后，她们退守西关楼。敌人多次攻楼，未能攻下，匪徒们无计可施，凶狠地架起柴草烧楼。守楼的战士们在腾腾烈焰中毫不畏且，宁死不屈。至今，临泽县还流行着“五位女红军守卫西关楼英勇殉难”的事迹。
受命临危
经过山丹、高台、临泽、倪家营子一路血战，西路军累受重创，既无粮食弹药的补充，又无时间休整，西征进入更艰苦的阶段。马步芳倾其全力对付这支远离根据地的孤军，西路军不敢恋战，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不顾一切从梨园口撤进祁连山，向康隆寺、石窝山疾进，以求尽快摆脱敌人的追击。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仅剩的3000余人撤进了肃南县的石窝山。当晚，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山头召开紧急会议，这也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为了保存这点有生力量，会议决定将剩余的部队编为三个支队，分散行动。总部把剩余的300多名女战士集中起来，重新组成妇女团，由陶万荣任团长。妇女团担负了牵制敌人、掩护主力部队进山的艰巨任务。
陶万荣回忆：“14日晚总部会议后，我带领妇女团与毕占云同志的中支队一块行动。我们把剩余的好枪和子弹交给了进山的主力部队。为了吸引敌人，我们从石窝山的悬崖峭壁爬下去，沿石窝河而下。我们的行动果然吸引了敌人的主力部队。敌人将我们分割包围，女战士们以冰块、石头、树棍为武器与敌人搏斗。一场激战，我们与毕占云的支队失去联系，剩下在我身边的只有几十个人。我们像离群的哀鸿，不知哪里是归宿。敌人还在四下疯狂地搜山。我们几个党员商量后，决定继续向东走，完成总部交给我们的掩护任务，以保证主力部队安全撤退。天黑后，我们踏着没膝的积雪，顶着刺骨的寒风，翻山越岭，终于又转到进山时经过的康隆寺。此时，战士们经过连续几天的苦战，冻饿交加，疲惫不堪，我决定让大家就地休息一下。河西的三月还是隆冬季节，西北风呼呼地刮着。午夜，气温下降到零下三十度，寒冷折磨着这些衣衫单薄的姑娘。为了不至冻死，我决定冒险生火暖暖冻僵了的身体。没想到惹出大祸，马匪循着烟火将我们团团包围，突围已是不可能了。我们吞掉党证，毁掉仅有的枪支，与敌人作最后的拼搏，誓死不当俘虏。女的力量小，我们几个女战士对付一个敌人，拳打牙咬，手抓脚踢，有些女战士抱着敌人滚下悬崖与敌同归于尽；有的撞石牺牲，宁死不屈；有的死死卡着敌人的脖子，咬着敌人的耳朵不放，战至最后，终因敌我力量悬殊，除了牺牲的战士，大部分落入敌手。至此，西路军妇女团不复存在，结束了它短暂而辉煌的悲壮历程。”
徐向前元帅评价：“我们的妇女独立团，就是在与总部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遭敌重兵包围，而全部损失的。她们临危不惧，血战到底，表现了中国妇女的巾帼英雄气概，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的光辉业绩，将永彪史册。”（见《历史的回顾》）
悲歌祁连
胜利的历史是树在地面的丰碑，为人们瞻仰、称颂；失败的历史则是深埋地底的基石，它默默地负载着高大的历史丰碑，却不为世人所见，不为世人所闻。
牺牲在战场上的女战士是壮烈的，她们已经把鲜红的青春和生命融入了大地，永远被人们怀念。被俘的红军女战士，她们虽然幸存于世，却是生不如死。她们在屈辱、泪水中煎熬着。被俘后，她们不仅遭到匪徒的严刑拷打，人身还受到匪徒的蹂躏。匪徒们把被俘女战士当战利品进行分配赏赐；有的被当作奴隶标价出售；有的被罚做苦工；有的被匪徒长期霸占，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被俘女战士所遭受的磨难和痛苦是难以言述的。
妇女团连长向翠花回忆：“梨园口战斗，我连奉命掩护，敌人包围我们后狂喊：‘冲啊，抓住共产婆一人赏一个。’我们因寡不敌众而被俘。敌人将我们100余名女战士押在一个土围子里，扒光衣服糟蹋，连十四五岁的小姑娘都未能幸免。”
妇女团班长李文英回忆：“被俘后，敌人看我是个十几岁的女娃子，以为年轻好哄，就让我发表声明攻击红军，被我大骂一顿，匪徒恼羞成怒，就用皮鞭抽我，用刀背砍我，把我打得昏死过去。我几次逃跑都由于人生地疏而被匪徒抓回，抓回来后就是一顿毒打。后来我被分配给一个县参议，我又喊又骂，又哭又闹，至死不从。匪特务团长马阁麟挨过我的骂，知道我的厉害，对县参议说：‘那个×奶奶的太野，不能要。’县参议也就不要我了。后来我和一个汉人结了婚，在武威定居下来。”
妇女团秘书李开芬回忆：“从祁连山被俘后，匪徒把我们100多名女战士集中关押到凉州监狱。凉州监狱是一所旧式的大院，高大的围墙，双重的大门，警备森严。马步青企图用恐吓和感化来征服我们，而我们团结一致与敌人展开斗争。匪徒们为了显示他们的威风，把我们押到海藏寺去洗澡。沿途，匪徒们骑在马上向路边的群众叫喊：‘快来看呀，看这群共产婆娘的下场。’我们虽然穿着破烂，被折磨得不像样子，但都一个个坚强地昂着头，大义凛然，威武不屈。洗澡时，敌人又来欺负我们，他们把狗也放下来洗澡，大家气极了，一边与狗‘战斗’，一边高喊：‘快把狗拉走，要不我们就和你们拼了。’敌人怕把事情闹大了不好收场，才把狗拉走。”
“敌人不断变换着制服我们的手段。当他们见酷刑折磨无效时，便换了一副伪善的面孔，慰问、发衣服、看淫秽电影，还组织‘参观’、‘游览’……妄图以此‘感化’我们。但他们的这些花招却被我们识破揭穿。在凉州监狱关了半年之久，一天，忽然来了一大队敌人，将我们全部押到了马步青的军部大院，让我们站成一个单行队伍，又把敌人军官也排成一行，与我们相对而站，对上谁即为‘夫妻’，由敌人领走。我一看事情不妙，大喊一声：‘姐妹们，跟敌人拼啊！’女战士冲上去，跟敌人扭打在一起，可是寡不敌众，眼睁睁地看着30多个姐妹被抢走。我是经历了九死一生才逃出虎口，回到党的怀抱。”
幸存下来的女战士人人都有一个历尽辛酸的故事，一个曲折坎坷的故事。姚志珍、马玉莲是被活埋未死，从死人坑爬出来的；熊秀英被标价拍卖，受尽凌辱；吴兰英为逃避敌人，装哑巴十几年，一直到解放才开口说话……就是在这样艰难险恶的环境中，她们怀着对党对红军的无限忠诚，严守组织秘密，没有一人叛变投敌。
未泯壮志
解放大西北的炮声一响，这些流落幸存的女战士像当年参加红军一样，踊跃投入了解放斗争。她们为解放军送饭、洗衣，发动和组织当地妇女起来参加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她们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计较名利报酬，勤勤恳恳，努力工作。
1949年8月的兰州，一支解放军的指挥部就设在靠山根的熊秀英家。这位被标出卖的女红军，一听到这个消息，连夜去找部队，要求分配任务，为解放兰州出力。她一刻不停地赶做大饼、饭菜，又冒着炮火把食物一批批送往火线。她激动地对战士们说：“同志们吃饱吃好，好好消灭马家军，为西路军的死难战士报仇。”解放后，她成了街道上的积极分子，当选为妇女代表，长期担任街道治安委员，为群众的安居乐业，贡献了自己的一分光、一分热。
妇女团营长何福祥终于盼到了胜利的一天，她激动万分，积极投入了村上的反霸建设，土地改革时，成为这一带有名的积极分子，当选为妇女会主任。1950年的冬天，有股100多人的“反共救国军”匪徒，准备袭击区政府。何福祥得知这一消息，背着五个月的幼子，连夜冒雪赶到区上报告。区政府立即召集民兵，粉碎了土匪的围攻，保卫了新生的革命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