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孤军血战，英勇顽强，杀伤了大批敌人，但因敌我力量悬殊，难挽败局。1936年11月18口，马匪攻陷古浪县城，红九军受到重大损失。1937年1月21日，马匪攻陷高台，红五军3000余人几乎全部覆没，总部派出增援的骑兵又遭敌阻击，大部损失，宁都起义的领导人、军团长董振堂同志壮烈牺牲，政委秦贤道同志也遭马匪杀害。
1月中旬，在高台激战时，西路军总部直属队、机关和担任掩护的五军一部，紧随五军主力赶到高台东南的临泽城。当时，总部直属队和机关驻临泽城内，掩护部队驻扎在城西南两三里处的几个庄子里。我们刚刚赶到临泽，便得知高台被困的消息。这时，总部和掩护部队也被敌人两个骑兵旅和一个步兵旅分割包围。总指挥部命令坚守临泽、保卫总部直属机关，等待增援。
总部直属机关是全军的总后方和补给站，有总供给部，有驮全军经费的辎重队，有全军唯一能造手榴弹、子弹的小兵工厂，有医院，被服厂……守临泽的总指挥是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同志。因掩护部队被敌人包围在古城外，城内战斗部队只有一个警卫连和几百名分散在各个工厂、医院的抗日妇女先锋团女战士（过黄河不久，抗日妇女先锋团的干部战士，因形势需要，分散到了各军和后勤单位），其余大部分是机关干部和后勤人员，而敌人不但兵力远远超过我们，并且装备精良。面对这种十分困难的情况，我们决定将所有人员，不分男女、干部、战士，统一按需要编为班、排、连投入战斗。男同志守城墙阵地，总部四局科长秦基伟同志指挥女同志运石头当武器，救护伤员和供应给养，警卫连两个排分别坚守在容易被敌人突破的城楼上，另外一排由连长和秦基伟同志亲自掌握，机动使用。
1月21日，敌人以5个团零1个营的兵力围攻城外的掩护部队，其主力部队则向临泽城猛攻。敌人以骑兵开始，步兵跟进，刚刚行至城下，立刻遭到我轻重火力的猛烈射击，死伤数十人。敌人狼狈逃窜，遂将临泽城四面紧紧包围，并用极其下流的语言辱骂女战士。女战士要求出击，但上级下达命令坚守待援、保存力量、不能轻易出击。女战士们压住满腔仇恨，努力加固城头工事，把砖头、石块以及用石头、泥沙装满了的瓦罐等，凡是能用来杀伤敌人的东西，都运到城墙上准备迎击敌人。
第二天，敌人拉来了山炮，在一阵排炮过后，城墙被轰开了几个缺口。敌人从缺口处向城墙上爬，守城的指战员们集中火力向敌人扫射，砖头、石块不断向敌人砸去。我们女战士一边战斗，一边不断地补充砖头、石块，既是战斗队，又是运输队、救护队。打退了敌人白天的进攻，晚上我们便整顿队伍，增固工事，加强警戒。为了能使守城的男同志轮流休息，以保持精力同敌人厮杀，全体女同志一刻不停地运输“弹药”加固城墙。1月下旬的河西走廊，滴水成冰，我们用袋子装满了泥土，填进城墙缺口里，再浇上水，水和袋子结冻后，就与原城墙一样坚固了。
战至第三天，兵工厂缺乏原料，弹药越来越少，我军伤亡增大。敌人又改变战术，从几个方向同时发起疯狂的进攻。敌人凭借猛烈的炮火，在城墙上轰开了许多大缺口，凭借梯子和吊绳从四面八方往城头上爬，口中还叫嚷着：“打进城去，一人赏一个共产婆。”全体女战士怒不可遏，个个奋不顾身，奔向城墙边沿。有的女战士几个人把住露出的梯子，大喊一声“掀”，将惊恐万状的匪军连同梯子一起掀下城墙，有的女战士便乘势向下猛射、猛砸，几束捆在一起的手榴弹抛向敌群，随着“轰”的一声巨响，炸死炸伤一片敌兵，敌骑马群立刻受惊乱跑起来，敌阵混乱不堪，又败退下去。我们又得到了片刻休息。一名女战士高兴地说：“有我们在，匪徒休想爬上城来！”
因高台失守，敌人将会全力对付临泽城内的这支孤军。激战至第三天，为了保存力量，总指挥部下令“寻机突围”。除了留下两个警卫班的战士牵制敌人，大部队从敌阵的薄弱点突围，撤离了苦战几日的临泽城。部队刚走出1公里多，突然枪声大作，又遭敌伏击。在郑义斋、秦基伟同志的率领下，我军全体指战员奋起应战，冲向敌群，猛砍猛杀，冲开一条血路。天明，到达了总指挥部倪家营子与三十军会合。
临泽突围以后，西路军已全部集中在倪家营子南北长5公里、东西宽4公里的四五十个大小不一的黄土围子里。马匪很快集中了2个骑兵旅、3个步兵旅、宪兵团、手枪团和数千民团武装，向倪家营子逼近，从1月23日起，敌人开始发动进攻。在武器弹药无后方补给的情况下，红军几乎是凭着肉搏格斗来消灭敌人的。战斗至2月中旬，我们共击退敌人大规模进攻八九次，小战不计其数，毙伤敌人万余。击伤马匪前放总指挥马元海、第一百师骑兵旅旅长马朴，击毙“国民兵团”司令韩志良，但是西路军自身伤亡也很大，至此全部兵力只有八九千人了。
2月中旬，党中央获悉西路军危急，遂派刘伯承同志率领红四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二十八军组成援西军，从平凉地区出发，到达镇原、平凉地区向黄河靠近，接应西路军东返。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经过两天两夜急行军，突破了敌人包围圈，并在西洞堡一带全部歼灭了尾随的敌“撒拉宪兵团”800多人。如果抓住时机，利用这一有利条件继续东进，就有摆脱困境实现与中央红军会师的希望。可是，部队后又重返倪家营子，使西路军重新陷入不可拯救的绝境。
2月26日，部队重返倪家营子后，大小村庄已被马匪洗劫一空，原先留下的伤员几乎全被杀害，条件比以前更加艰苦了。红军刚到，敌骑又追至。从27日起，敌人大规模进攻开始，以重兵分三路层层围困红军。面对十倍于我的敌军，西路军的全体指战员血战九昼夜，许多领导干部和广大红军战士，在这里为中国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3月初，我军伤亡大半，陷入前有强敌，后有追兵，弹尽粮绝的极端困境。在此情况下，只有向祁连山转移。
祁连山这座绵延千里的山脉，险峰人云，气候寒冷。只有经过梨园口，才能进入层峦叠嶂的祁连山区。在通向山口的黄土道上，刚突围出来的西路军队伍中，穿着破衣烂衫的红军女战士们扶着轻伤员，在寒风呼啸中向南疾进。先头部队高举着弹痕累累的战旗，用两条腿同敌人的骑兵争速度。抢占梨园口，以控制进山要隘。遍体鳞伤的西路军，这时只剩下几千人。
3月12日，红军刚到梨园口，敌人骑兵又跟踪而至，担任后卫的红九军抢占了西山头抗击追敌，经过多次反复冲杀，几个小时就损失了两个团有余。军政委陈海松以及九军余下的大部分指战员都壮烈牺牲。至此，两路军仍有战斗力的部队只剩下程世才、李先念同志率领的三十军了。敌人将全部兵力又压向三十军。三十军掩护总部苦战到晚上，总部决定继续向40公里外的康隆寺一带的深山转移。我们连夜翻过一座大山，黎明时到达马场滩。当部队踏着齐膝深的枯草向海拔3000多米的牛毛山行进时，背后又传来了马蹄声，从三道峡谷里又冲出几支匪骑。马场滩是一片慢坡，无任何掩体，极利敌骑行动，不利我军防守，加之火力相差悬殊，担任掩护的三十军两个团，大部分均在敌骑冲击下壮烈牺牲，其他同志且战且走，晚上到达康隆寺。这时，整个西路军所剩兵力连伤员、后勤人员在内，已不足3000人了。为了摆脱敌人，总部决定连夜向距离康隆寺以南20公里的石窝山地区转移。14日拂晓，当我们到达石窝山下时，马匪的骑兵也尾追而至。三十军的指战员虽然奋勇抗击，但由于敌人出现得太突然，而且人数众多，我军防不胜防。这次马匪聚集了3个旅，一旅黄马、一旅灰马、一旅杂色马，漫山压来。总部机关被冲乱了，机关干部们边打边撤，跑得慢一点的同志、伤病员和一些女同志不幸牺牲在匪徒们的马刀下。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同志为掩护伤员，被匪徒围困，战至弹尽、刀卷、力竭，最后壮烈牺牲在敌人的乱刀之下。三十军的指战员们经过几个小时的奋勇抗击，才将总部和九军的余部救援上山。
1937年3月14日下午，阴云笼罩石窝山头。这座山很陡，后面是悬崖，左右两边是高山，前面山坡上躺着我们的烈上，山下就是云集着的敌人。山头上，经过九死一生留下的1000多名红军战士，身穿破衣，在寒风中持枪怒视着敌人。傍晚，总部领导召开了决定西路军命运的“石窝会议”。会议确定了“保存力量，分散活动”的方针，决定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和总指挥徐向前同志化装离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三十军所余的千把人和总部的几十个干部组成左支队，由程世才、李先念率领向左翼大山打游击；九军剩下的300多人和100多名骑兵编成右支队，由王树声、朱良才同志率领向右翼大山打游击，总部特务团残部和不能随队行动的年老体弱者、伤病员百余人以及妇女先锋团、总部机关、后勤各单位的300多名女同志合编为中支队，由毕占云率领，坚持就地打游击。同时还决定，将这300余名女干部战士重新编为总部妇女独立团，由我担任团长，负责保护伤病员。
后来我得知，左支队急行军三昼夜，摆脱了敌人，在冰天雪地的祁连山里艰苦转战40多天，于4月底到达星星峡，与党中央派来接应的陈云同志会合，为党保存了几百名优秀儿女。抗日战争开始后，他们陆续回到了陕北。右支队于3月15日进至黄番寺地区，与原返之敌马彪旅激战两天，初获胜，又遭敌两个旅包围，战至弹尽力竭，大部壮烈牺牲，少部向东南方向突围，后分别化装回延安。
3月14日晚，总部派来两位参谋，其中一位叫方振远，向我传达了会议精神以及总部的命令，由我和赵明英分别担任正、副团长，我们的任务是掩护伤病员，坚持在祁连山上打游击，待机突围，等待援军。
晚上9点多钟，左、右支队同时行动了。不久，担任警戒的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八团的几名战士也从前沿阵地撤了下来。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我同赵明英及那两位参谋商量了一下，决定由赵带一些人继续监视敌人的动向，我带领几名战士去寻找突围的地点。在正面山下，敌人为了防止我军突围，隔几米远便燃起一堆火，北路肯定不通，左、右两边的大山，是左、右支队的行动路线，我们若尾随过去，会给他们造成麻烦。这样我们只剩下唯一的突围口了，那就是从后面的悬崖峭壁处求生路。
我带着这几名战士奔到后山悬崖边上，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抓了块石头扔下去试探，有石头落地的回音，山谷看来不太深。于是，我让警卫员通知全团到这里集合。这时，离天亮只有几小时。时间就是生命，同志们到齐后，大家把绑腿和腰带解下来，接成几条长布带子，拴在悬崖边的几棵树干上，然后，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地顺绳而下。在天亮之前，我们全部都离开了石窝山，摸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转移到了另一座山上。
当围困石窝山的敌人发现一夜之间红军不翼而飞时，恼羞成怒，疯狂地在四周搜山。我们的处境仍很危险。白天，我们藏在山上，等到天黑后，再向别处转移。我们踏着没膝的积雪，顶着刺骨的寒风，不知爬过多少悬崖，翻过多少山冈，在白雪皑皑的祁连山里转来转去，最后又转回进山时曾经过的康隆寺喇嘛庙。在这里，我将身边的党团干部召集起来，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案，有个别同志提出：“总部和其他兄弟部队都走了，我们还在这里打什么游击？不如化整为零，减小目标，各自突围。”我听了这话很气愤，“各自突围”实质是各自逃命，我们是党的干部，现在正是经受考验的时刻，我们要向党负责，于是我说：“在祁连山里分散活动，不要说对付敌人，就是恶劣气候也难战胜，只有加强团结，才有力量。党员要做表率，坚持斗争，渡难关……”话还没说完，哨兵就来报告：“庙前大路上发现敌人的骑兵。”我命令留下一个排阻击敌人，其余的人迅速向对面的牛毛山转移。
牛毛山海拔3000多米，有一片原始森林，林内积着两三尺深的积雪，不但骑兵难以展开，就是人跑几步也会栽倒，如能抢在敌人之前冲进这片森林，我们还有脱险的可能。但是，就在我们跑到森林边上时，敌人的骑兵追上来了，女战士们被冲散，跑得快点的钻进了森林，慢点的丧身在匪徒的屠刀下。我们且战且走，茂密的山林和厚厚的积雪阻挡了敌人的骑兵，天黑以前好不容易甩开了敌人，在一个山坳里，清点人数，我们只剩十几个人了。
为了避开敌人，我们决定在这里躲几天。可谁知马匪走了，老天又来作对，入夜，气温降至零下三四十摄氏度，寒冷折磨着我们。在山上蹲了两天两夜，为了不暴露目标，我们没有生火做饭、取暖，冻得实在忍不住了，只好来回爬山，活动血脉，这样就更加觉得饥饿无力。干粮吃光了，只好用手把雪扒开，挖出草根来嚼着吃，饥饿和寒冷又夺去了几名伤病员的生命。
到了第三天，我看所有的人会被冻死在祁连山，于是，我决定冒险生火，一边让大家烤一烤早已冻僵了的身体，一边拿我珍藏的最后一点炒面，往每个人的缸子里放上一小撮，让大家和雪水煮草根吃。可到最后，我自己倒没一点儿了。警卫员连忙问我：“首长，你吃什么呀！”我笑了笑说：“煮熟了的草根要比生吃强多了，过草地时，我们不是常用它来充饥吗？”看到这情景，同志们都把缸子递了过来，要和我分着吃，我假装生气地说：“都不要让了，赶快吃，我们还得抓紧时间转移，否则，敌人来了就不好办了！”
我们的肚子还没吃饱，敌人已循着炊烟，将我们包围了。敌人突然出现，要突围已经来不及了。我和警卫员刚把枪掩埋好，敌人的骑兵已经到了我们身后，我和妇女独立团仅存的十余人一起被俘了。至此，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的番号不复存在了。
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从1933年3月在川陕革命根据地通江县诞生，到1937年3月在祁连山覆没，历时4年之久。在初建时，是妇女独立营，全盛时曾扩编为妇女独立师，辖两个团，有2000多名红军女战士。在保卫川陕苏区的斗争中，她们参政参战，流血流汗；在长征中，她们三过草地，两越雪山，历经千难万险；西征时，她们浴血奋战，可歌可泣。这只英雄的女红军队伍，人数之众、时间之长、斗争之艰、牺牲之大，在红军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
（五）
我们被俘后，被押解下山。沿途所见，整个是一幅血腥屠杀的凄惨景象，树上吊着战友们的尸体，拥着被奸污后杀害的女战士，还遍布着被刀砍、枪击的尸体，到处血迹斑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