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长郡中学的校门，任培国走在了大街上。他的心里特别激动兴奋，脚步也显得特别轻捷欢快。
这些天来，长沙的学生们为北京学生5月4日在天安门游行示威的消息所鼓舞。那“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响亮口号，炸出了中国黑夜沉沉的春雷，这雷声也传到了湖南。在长沙，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参加和领导的湖南学生联合会正式宣告成立。一天，毛泽东到长郡中学联络时，和任培国进行了交谈，使他受到启发和教育。从此，他一改往日沉默寡言的习惯，和同学们一起冲向街头，投身于浩浩荡荡的学生游行队伍之中，贴标语、喊口号，奔走呼喊，非常紧张。现在，他才抽出时间，要到陈琮英的家里去看看。
任培国到长沙读书后，那个比他大两岁的“妹妹”陈琮英，也从唐家桥回到长沙，回到她父亲的身边。但是，父亲小小的杂货铺还是养活不了两个人。迫于生计，她就到北门外西园小袜厂去当了工人。这是一家手工业工厂，雇有十多个织工和染工，陈琮英是用手摇纺纱机织袜子。因此，培国经常到陈芝轩的小杂货铺去。星期天去，放假时去，有时还在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里过夜。陈芝轩非常喜爱和欢迎这个未过门的女婿。
陈琮英这时已经十七岁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懂得了人事。每次培国去时，她都做上好吃的饭菜，送上默默含情的目光。长大了的姑娘哟，开始知道爱情是怎么回事，知道如何对待自己的未婚夫。这使任培国感到温暖，感到幸福。
任培国走着，一双眼睛不时地向四处张望。展现在他面前的长沙，再也不那么神秘了。几年前，当他顶着火辣辣的烈日，背着个小包袱，来到这座省会城市时，看到的是熙熙攘攘的陌生面孔，令人眼花缭乱的光怪陆离色彩。而今，对于这里的一切，他都看清了。这里不但有那豪华富丽的公馆，也有低矮的蒙满灰尘的住棚，贫苦奔波的小商贩。码头上堆放的弹药箱，昭示着军阀之间的战事还在进行，在人们的脸上和心上笼罩一层层焦躁不安。他也有了这样的眼光：透过表面错综复杂的现象，看到各派政治力量的运动、分化和聚集。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向警予等人，正酝酿着掀起一场翻天覆地的风暴，他决心做这风暴中的雄鹰。
经过一座教堂的时候，他把目光投射过去。那紧闭的大门，那阴森的院落，使他不由得又想起在这里发生的一幕。那天，他和游行的学生来到这教堂前，正准备往门旁的电线杆上贴标语时，有个外国人走过来，厉声说：
“这里不准贴！”
他看看那个外国人气势汹汹的样子，一点儿也不示弱，大声质问：
“为什么不准贴？”
“这是我们办的教堂。在我们这个地区，就是不准贴！”
那个外国人说得理直气壮。可“在我们这个地区”几个字，却激怒了任培国一颗少年的心。他把右手拿着的标语挟进左边腋下，指着那人，愤愤地说：
“真是岂有此理！这是我们中国的土地，我们中国人愿意往哪里贴就往哪里贴。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宣传爱国，你一个外国人有什么权利来干涉？”
几句话出口，震得那个外国人呆住了，一时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对付面前的中国孩子。
“同学们，别理他，只管贴！”
他把手一挥，同学们忽地拥过去，几十张标语，不但贴在了电线杆子上，还贴在了教堂的墙上……
他刚进入长沙第一师范学校附属高小部时是一个沉默、孤独、脸上没有笑容的孩子。平时，他很少和人说话，常常一个人摆弄着自己心爱的竹笔筒和竹编书包，或者用小刀在木头上刻图章，以至开学很久了，有好多同学还不认识他。当时的第一师范有个学生自治会，经常组织学生开展演讲活动。演讲者很多，其中有个毛泽东，是本科八班的学生。高高的个子，面目清秀，是学校里品学兼优的学生，在师生中有很高的威信。培国对他也很好奇和敬佩。一天，他和另外两个同学走进“学生阅报室”，见到了这位毛泽东。毛泽东热情地告诉他们，学生自治会是一个传播新思想，提倡社会进步，提倡教育改革的组织，要求他们好好学习，锻炼身体，在改造中国和世界的伟大事业中贡献力量。这以后，他就选择了拳术、美术等活动，作为自己的自修课目，还参加了肖子章指导下的童子军的活动。课后，他还跑到阅报室和图书室去，读书看报，注意思想界的动态。“五.四”运动的浪潮，冲击着学校师生们的宁静生活，也改变了任培国的性格。已经转入长郡联立中学的他，兴趣已不完全在学业上，床头放着《共产党宣言》、《新青年》之类的书，书桌上的笔筒里，插着游行小旗。时代的潮流，冲洗和洗礼了每个角落每个人，造就着它所需要的弄潮者。
来到小杂货铺门前，任培国停住了脚。低矮的门面，破旧不堪，货架上摆的日用杂品，十分简单，找不到一样贵重的东西，大概总共也值不了几个钱。尽管这样，他还是感到熟悉而亲切。的确，对他来说，这里有着感情上的温馨，精神上的鼓舞，经济上的支持。
任培国踏进门内，看到的正好是他希望看到的人。陈琮英热情迎接未婚夫的到来，一双明亮、深情的目光里面，藏着很多用语言无法说出的话。虽然不像第一次见面时低着头，可还是有些羞涩。她没有喊“二南哥”，而是小声问道：“你吃饭了吗？”培国点点头，意思是吃过了。琮英不相信，又追问一句。“真的吃过饭了吗？”
不会说假话的培国脸红了，低下了头。他没有吃饭，口袋里的钱也用完了。
琮英没有再问，就端来饭和菜，又去炒了一个菜，放在桌子上，说：
“快吃吧。”
任培国大口吃起来，陈琮英坐在一边看着。她发现他的面孔比以往更瘦了，便问道：
“你怎么这样瘦，是不是病了？”
任培国抬起头，说：
“不！我挺好的，就是太忙了。”
听到他说很忙，琮英心里就明白了。这些天，各个学校的学生都在游行示威，他不会不参加的，就问：
“你也参加游行了吗？”
培国点点头：
“参加了。现在，外国的列强来侵掠，国内的贪官卖国求荣，这样下去，非做亡国奴不可。哪个爱国的人不如火烧心啊！”
说着这话的时候，任培国眼前仿佛又出现了他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高呼“废止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订”、“誓死争回青岛”的情景，以及和毛泽东、蔡和森、蔡畅、柳直荀、何叔衡等集会成立学生联合会，号召全体罢课的场面。
“人家愿意吗？”
“不愿意也没有办法！前几天，一个穿长衫的老先生找我谈话，劝我不要听信谣言，不要荒废学业，我没有听。”
琮英的心头一缩，她支持面前这位“二南哥”的行动，可又替他担着心，怕他出什么危险。她想了想，说：
“那学校能甘心吗？”
“关键还不是学校，是反动军阀张敬尧，他恐慌、害怕，就派军警解散了学生联合会，还发布了一个杀气腾腾的‘训令’，勒令我们停止宣传，停止罢课，还让学校提前进行学年考试，提前放假，不离开学校就不给饭吃。真是一个大阴谋！”
“你们打算怎么办？”
“放假离开学校，也不能阻止我们宣传爱国呀！我们可以利用放假的时机，到农村去搞宣传，这样，他们就奈何不得我们了。”
一听任培国说要提前放假，到农村去宣传爱国，陈琮英的心里又舍不得他走，可也说不出口。害羞哪！她的眼睛看着培国。他穿一身粗布衣服，有的地方已经磨破了。多艰难的生活啊！
的确，在动荡不安的社会里，任家被路过的军队洗劫一空，从此家中经济更加拮据了。任振声失去了教书的职业，朱氏虽然拚命纺纱种菜，家中的生活仍然是越来越难于维持，培国的上学也就成了极大的经济负担。每一次开学时，母亲都只能交给他一吊钱，合一百个铜板。这些钱，哪里够一学期用呢？除了学费、书费，所剩无几。他几次想退学，在家里做点事，可又舍不得失去学习的机会，父亲也不同意，才继续坚持了下来。
培国经济上的这种窘迫，是瞒不过琮英的。姑娘的心啊，比针尖还细。如果说，几年前她初到任家时，还是个不懂事的小女孩，那么这时，她的心已经被丘比特闪光的金箭射中了。因此，这个十七岁的少女，早就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和培国的命运联到了一起，甘心情愿地为他分担困难和忧愁。是传统的道德观念在起作用？还是渐渐萌生起来的爱情的力量？陈琮英没有去想过，她只知道，自己有责任使未来的丈夫摆脱困境，好好读书。尽管这力量是有限的，也得全部献出来。
为此，陈琮英做了力所能及的准备。她把每月拿到手的为数不多的几个铜板的工钱，小心地保存起来，轻易舍不得花。一次，她在商店里看到一件衣服，颜色、式样都适合她穿，她真想买下来。可是一想到培国上学的困难，就犹豫起来，最后还是狠狠心离开了那里。等以后有了钱再买吧，她在心里对自己说。正是爱美的年龄，为了所爱的人，也就顾不得了。
她看着培国吃完饭，洗了碗盘和筷子，便走进自己睡觉的屋子，从一只用旧的竹篾箱子里，拿出个小布包，轻轻打开。摊开的金黄色的铜板，灿灿耀眼，全是平时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她拿起一个，摩挲一会，又贴在胸口上，眼睛里放出异样的光彩，注视着窗外明亮的阳光。她感到心通通地跳，脸庞有点儿发烧。
“我走了！”
听到任培国的声音，陈琮英猛地惊醒过来，忙对着外面说：
“你等一等！我这就来。”
她说着，急急地把铜板装进口袋。本来想留下几个应急的，可想了想，还是将所有的铜板都装上，抬脚出了门，来在外屋里。她掏出铜板，递向培国说：
“给你，拿去交学费吧。”
虽然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可培国还是没有伸手。他不好意思。一个堂堂的男子汉，不但不能买什么礼物送给未婚妻，怎么好意思再要她的钱呢？况且，她整日里辛辛苦苦，臂酸腿痛，挣得几个工钱也不容易啊！他嗫嚅着说：
“不！你留着自己用吧，我眼看快放假回家去，就用不着钱了。”
琮英把培国的手拉过来，把所有的铜板都放在他的手上，嗔怪地说：
“快拿着吧，放假回家去不是也没有钱吗？我还有钱，你上学要紧，可不能缺了钱啊！”
她本来还想说，什么你的我的，我的钱不也就是你的钱吗？可是只在心里说，没有讲出口来。
任培国紧紧地攥着铜板，仿佛感到了琮英的心跳和体温。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久久地看着她，正好碰到了那双深情的藏着千言万语的目光。他心里忽然想到，我以后该怎样报答她呢？
琮英似乎看到了培国的心事，就催促说：
“你不是要回学校吗？那就走吧，路上要小心一些才好。什么时候回家，来对我说一声。”
“哎！”
培国答应了一声，转身向门外走去。
陈琮英的目光追送着任培国。她隐隐感到，自己的心也附在了他的身上，跟着他去了。
离别，吻痛少女的心
八月的长沙，正是酷暑季节。毒花花的日头，喷洒万缕灼热炙人的火焰，轻轻吹过的微风，搅动起来的也是层层热浪。这天气，令人浑身上下汗流浃背，心里躁动不安。
现在虽然到了下午，太阳的热力一点儿也没有消减。陈琮英一个人在屋子内走来走去，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胸中的闷热，比这天气还厉害。十八岁的姑娘啊，正在想着她的心事，等待那个人的到来。
几天前，哥哥陈岳云从外边回到家里，一跨进门就神秘地小声对她说：
“琮英，培国要走了，你知道吗？”
她看看哥哥，脸上是一本正经的神色，不像是开玩笑，就问：
“我不知道呀！他要到哪里去？”
“听说要到很远很远的一个叫俄国的地方去，我以为他已经告诉你了呢。”
琮英的心头猛然一惊。这个消息太突然了，她一点儿也没有思想准备。一年前，他曾说过要到法国去勤工俭学，并说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富春等人都去。她虽然不愿让他走，但听了他说的寻找救国救民的道理，并且也是一条既不要家里资助又能继续求学的路子，认为他说得有道理，就没有反对。可是，他的妈妈听到消息后，捎来话说：“家里就你一个男孩子，妈舍不得。”还托一位经商的叔叔专程赶到长沙劝说。他想到父母年大，三个妹妹还小，家境艰难，自己中学还没有毕业，就迁就了妈妈，没有走成。琮英以为他不走了哩，怎么现在又忽然要到什么俄国去呢？
陈岳云看到妹妹不说话，猜到她的心里可能是不想让未婚夫走，就戏谑地说：
“妹妹，又舍不得了吧？还不快准备点什么好东西送给他，叫他见到东西就想着你。”
琮英的脸红了，知道哥哥在取笑她，使劲瞪了哥哥一眼，反攻为守地说：
“那你送给他什么？”
“我呀，早就想好了，送他一只箱子，能装衣服，也能装书。培国不是最喜欢读书吗？你送什么呀，妹妹？”
“我什么也不送。我才不管他呢！”……
嘴里这么说，心里想的却完全相反。从那天以后，她的思绪总是很乱，神情不安，时时都盼着任培国的到来，也考虑着到底该送他点什么。此刻，她的一双大眼睛，又盯在了通往这里的路上。
今天，陈琮英的盼望和等待没有落空。远远的街道上，出现了一个匆匆忙忙的身影。她的眼睛一亮，立即认出了那就是任培国。顿时，她的心跳加快了。她用手按按胸脯，想镇静一下自己，可是没有用，反而跳得更快了。
不大一会儿，响起了敲门声。门开处，任培国走进了屋内。他还是穿的洗旧的粗布衣服，脸上脖子上沁出一层亮晶晶的汗水，渍得面孔红扑扑的，炯炯有神的双目，闪着兴奋的光彩，对着陈琮英，久久地注视着，没有说话。
面对未婚夫的目光，姑娘的心开始慌乱起来。但她又是机敏的，知道他想说什么，便立即躲开那目光，搬过一张竹凳，请他坐下，又递上一条毛巾和一把扇子，说：
“啊，你来了，先擦擦汗，凉快凉快，看把你热的。”
任培国似乎听出了话中的意思，既有痛爱，又有关心，还有隐隐的抱怨：你怎么现在才来呀！于是，他在竹凳上坐下来，用凉水浸了的毛巾，擦拭过脸上的汗水，使劲扇着扇子，用道歉的口气说：
“我早就想来了，因为忙着做准备，所以直到今天才来。我向岳云哥说过，请他告诉你，他对你说了吗？”
陈琮英本来想说没有，可是头却不听话地点了点，又情不自禁地问：
“为什么要到那里去呢？”
为什么要到那里去？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问题了，许多人都这样问过他。面前的未婚妻又这样问，该怎样回答她呢？
任培国想着，陷入了沉思。从投身于五·四运动卷起的洪流以后，他和许多青年学生一样，也在探求今后要走的道路。风云变幻，大浪淘沙。千疮百孔的中国社会，使一些人觉得前途暗淡，人生渺茫。有的忙着求人谋职业，有的准备去乡下教书糊口。此时的任培国，想的并不是这些，他透过报刊杂志这个窗口，把目光投向了沸腾的国外。去法国勤工俭学错过了机会，他仍然不肯罢休。还差一期就要中学毕业了，他和肖劲光等几个同学，利用学校放假的机会，终日奔走，寻找出路。
一天，任培国上街，偶然从画像馆门前走过，看到里面挂着几幅人像画，便停住脚看了很长时间。回到宿舍，他用顺便买的碳精和纸，画了几幅人像，同学们都惊叹不已，赞扬道：“培国，你不愁没有出路了！”“是呀，你可以挂起招牌营业了！”他却摇摇头，收起碳精和画稿，对肖劲光说：“虽然社会职业的大门，对刚从学校出来的学生是紧闭着的，可凭一技之长，也并不难找到一条出路。但是我辈青年所要寻找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出路！”
肖劲光的情绪也激动起来，抓住他的手，大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