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是在井冈山上。参加湘南起义后，经过汝城、酃县战斗，跟随朱德、陈毅同志到达砻市，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在此之前，我虽然也听过毛泽东的名字和他带领的部队，听过他派人和朱德同志联系，亲自率部队掩护我们上山，却没有见过他。
为会师举行了一次庆祝大会，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等同志坐在用青竹和门板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他高高的身材，穿一身灰布军装，头发很长，但很精神，明亮的目光扫视着面前欢腾却并十分整齐的队伍和群众。会上，陈毅同志首先宣布将所有的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接着是朱德同志讲话。他讲了国际国内的形势，要求两支部队加强团结，勇敢战斗。朱德同志讲完后，毛泽东同志才站起来，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论述了两军会师的重大意义，指出光明的前途，特别强调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他打着有力的手势，讲了个孙悟空的故事，说我们要学习孙悟空的本领，上天入地，变化多端，大闹天宫，推翻反动统治和整个旧世界。那时，我是入伍几个月的新兵，还不能完全理解他话中的深刻含义，但他讲的故事和比喻我却记得很牢。在我们军队还弱小的年代，在游击战争的年月里，我曾不止一次用它激励自己和领导的部队。至今，仍如在目前。
会师之后，我在特务营当战士。特务营负责警卫军部，我站岗放哨时常见到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等领导人。朱德亲切朴实，陈毅开朗活跃，毛泽东则文雅多思。他有时急匆匆从我们面前走过，有时点头致意，有时也停下来和我们说几句话，声音尖细，文质彬彬，风趣幽默，平易中隐含着深刻的道理。我们都知道，就是他和朱德、陈毅等同志一起，指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和数倍于我的敌人巧妙周旋，多次打败敌人的“围剿”，扩大了根据地，壮大了红军和赤卫队。特别是著名的七溪岭、龙源口等战斗，更是鼓舞人心。
不久，我们跟随毛泽东、朱德出赣南，战闽西，反对敌人的“围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这时期，我很少看到毛泽东同志，但心里非常明白，毛泽东就在我们的队列里，指挥着我们的战斗。他“战略上以少胜多”的气魄，坚定了我们的信心，他“战术上以多胜少”的妙计，引导我们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仗。如果说，我刚报名参军时还只是出于生活不下去而寻找出路，那么到了这时，已开始懂得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穷人打天下，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道理。那时，我们确实是这样的，说毛泽东就是在说红军说共产党，说红军说共产党也就是在说毛泽东，也是在说胜利。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我们虽然打了许多硬仗、恶仗、苦仗，可伤亡却极大。当时，我虽然在团一级的领导岗位上，但对中央路线上的斗争所知甚少，只是从实际中感受到那种与强敌拼消耗的打法，和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打法不一样，再看到根据地一天天缩小，伤员运送、治疗都十分困难，仗也越打越艰苦。我所在的团在高兴圩、狮子岭一线打了一个月左右，牺牲了许多同志，最后还是不得不撤下来，踏上了长征的道路。直到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重新回到红军的指挥位置，我们才四渡赤水，巧过金沙，翻越雪山，涉过草地，转危为安，胜利到达陕北。每想到这些，我就想到毛泽东“用兵如神”的话。是啊，他的英明和正确，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
长征开始之后，我们团大部分时间作前卫，没有机会见毛泽东同志，到达通渭城时才看到他。那天，我们刚到住地一会儿，他就骑着一匹马，带着两个警卫员赶到了我们团住的地方。政委肖华同志问我：“毛主席来了，搞点什么欢迎他呀？”
在那样的条件下，能有什么东西呢？何况事先又不知道。我看到街上只有卖梨子的，就让机关的同志赶快去买了些。毛泽东同志一到，就拍拍身上的尘土，和我们握手，询问部队情况。我请他坐下来吃梨子，他一边抽烟，一边看着铁盆里的梨子，说：“梨子呀，好东西，你们有辣椒粉吗？”
我让人去找了一些来，心里又感到很奇怪：他要辣椒粉干什么？
他可能看出了我的疑问，望着我说：“杨得志同志呀，你这个湖南人吃没吃过辣椒粉拌梨子呀？”
我说没吃过。
他把辣椒粉撒在削成小块的梨子上，说：“哎，好吃得很呀！不是说有酸甜苦辣四大味吗？我们这一拌是酸甜辣，没有苦了。来，你们尝尝看。”说着满有兴致地吃了起来。
我也尝了尝，确实别有风味。
吃梨的时候，我请他给部队作指示，讲讲形势，他说：“你们这个一大队的前身是红一团，红一团在这次大转移中是立了功的。你们一直走在我的前面，情况了解得比我多，要讲，应该你们讲嘛！不过我今天要超过你们，走到你们前面去。”
的确，他在我们离开通渭之前就走了。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还在想着他说的话。他的话不但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而且含义深长。
到了延安，在抗大听讲演时，这个感觉更深了。他到抗大给我们讲课，总穿一身灰布军装，连帽子也不戴，乌黑浓密的头发，长而且乱，讲起话来风趣幽默。记得在讲到促进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时，他说，对付蒋介石，就要像陕北的农民赶着毛驴上山，前面要人拉，后面要人推，还得用鞭子抽两下，不然它就耍赖、捣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我们用的就是陕北老乡这个办法，迫使蒋介石起码在口头上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接受了一致抗日的主张。
由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我们在往三原搬迁的路上举行了抗大学习的结业典礼后，就奔向抗日前线，到了1944年1月回到延安时，才又见到毛泽东同志。他把我找到枣园他住的窑洞里，对警卫员说：“我要留这位客人吃饭，给我们加个菜吧。此人是我的家乡人，多搞些辣子就可以了。”
我详细向他汇报了开辟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和在那里工作的情况。他问我长征后是否专门学习过，我对他说，东渡黄河后到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过，1937年初到抗大学习过，两次都因为打仗，没学完便到前方去了，并说在抗大时听过他的几次讲演。
他使劲抽一口烟，笑着说：“你们打仗创造了经验，我来讲演，如此而已！不过，我还是建议你有机会到抗大或者党校去住一段时间。你才三十几岁，来日方长呀！”
1953年，我作为志愿军国庆观礼代表团团长，才有机会在天安门城楼上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同志。那天，他的精神很好，也胖了一些，见到我就满面笑容地伸出手，连晃了几下，说：“欢迎你呀，得志同志！”接着向刘少奇；朱老总和董老说：“你们都认识吧，此人大名杨得志，当年强渡大渡河的红一团团长，如今志愿军的副司令，德怀的助手。湖南人氏，我的乡里哩！”
当周总理说我是志愿军归国代表团的团长时，他又风趣地说：“此人一直是志愿军，上井冈山就是志愿去的，就是志愿军！”他又转过脸对我说：“这次请你们回来，就是要你们给我们讲讲朝鲜的事。不但给我们讲，还要给群众讲。群众可是欢迎你们的！”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和平时期，看到毛泽东同志的次数就多了，在中央和军委召开的会议上，听他讲话；在不少场合，受到过他的接见；有几次，单独向他汇报过工作；1964年大比武，还陪他看过济南部队的军事表演……总是能看到他的形象，听到他的声音。
1975年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从济南军区司令员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宣布命令后，毛泽东同志接见了我们。尽管当时报纸和电视上说他“神采奕奕，身体非常健康”，实际上他的身体已经相当不好了。他在书房里和每个人握手，肯定过去工作的成绩，指出调动的原因是为了使我们熟悉更多的部队和地形，以便指挥打仗。他讲话不多，也很吃力，但我们仍感到受教育、受鼓舞。
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人民大会堂的松柏和花丛中。我和许多人一样，轮流守候在他的遗体旁边。那一刻，我看着他宁静的面孔，又想到了在井冈山看到他的情景，想到40多年在他指挥下的战斗征程，想到他的伟大气魄，他的斗争艺术，他的风趣幽默。
毛泽东同志是一个伟大的人，他留下了辉煌的贡献和伟大的思想。他的贡献是历史所记住了的，他的思想是时间所不能泯灭的。
严谨细致的周恩来
周恩来的名字，在中央苏区也是很响的。我们都知道，他是红军的总政委，又因为他是军委的副主席，人们都习惯地称他周副主席。第四次反“围剿”就是他和朱总司令一起指挥的。虽然“左”倾路线的领导排挤了毛泽东同志对红军的指挥权，决定红军去打敌人防守坚固的南丰城。周总政委和朱总司令见敌人兵力密集，在南丰地区与敌决战对我不利，就毅然决定撤围南丰，采取退却步骤，使我军由被动转为主动，随后在黄陂战斗中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那时，我在团一级的岗位上，见到周恩来的机会不多，有时看到，也是在远远的地方。在长征路上，才在近处看到他，而且还带有一点传奇的色彩。
四渡赤水之后，我们进入云南，到了距昆明一百里路左右的嵩明县。这一带的山势不很高，但连绵不断。因为头一天三营先到的嵩明，第二天部队继续北进时，仍由他们担任前卫营的任务。我和政委黎林一起随部队爬到一座山的半腰，听到山那边三营的方向突然响起枪声和冲锋号声。我们以为三营和敌人遭遇了，便加快脚步往山顶急奔。刚到山顶，随同三营行动的侦察参谋肖思明同志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说：“周副主席、刘总参谋长找你们啊！”
周副主席是周恩来，刘总参谋长是刘伯承。
“在哪里？”我忙问。
肖思明擦着脸汗水，指指对面的山说：“就在那座山上。”
“找我们有什么事？”黎林也问。
肖思明神色紧张而不安，说：“不好了，三营把周副主席和刘总参谋长带的军委纵队给打了！”
这还了得！我心里想。
黎林急切地问：“怎么回事？”
三营下山的时候，正好碰上周副主席、刘总参谋长和中央机关供给部及卫生部的同志一起，沿着山下的一条大路行进。因三营大部分同志穿的是头天在嵩明缴获的敌人的军装，掩护中央机关的部队误认为三营是敌人，便开了枪。三营立刻摆开了阵势，机关枪一架，吹开了冲锋号。供给部、卫生部的老同志多，掩护的部队少，只得往对面山上撤。三营长尹国际看出对方不像敌人，中央机关的同志也从号声中听出是自己的部队，便连发信号，才避免了一场误会。
听了肖思明讲的情况，我急问：“机关的同志有伤亡吗？”
“亏得三营长没下出击的命令。”肖思明摇着头说：“真危险哪！”
“尹国际呢？”黎林的话里带着明显的火气。
肖思明说：“周副主席正和他谈话哩。”
我对黎林说：“走，我们去看看周副主席和刘总参谋长吧。”
“尹国际呀，尹国际！”黎林边走边说。
我心里想，周副主席的批评是跑不了的了。
没想到，周副主席见我们急急赶到，就亲切和我们握手，笑着说：“杨得志，黎林呀！你们这个红一团可真是天下第一团了，把我们这些伙夫担子赶上了山，还差一点‘吃’了我们哪！”
我很尴尬，不知该说什么。尹国际走到我们身边，压低声音解释说：“是机关同志先开的枪，我们才……”
我急忙制止他，那意思是说：你就不要再讲了。
刘总参谋长听到了尹国际的话，笑着说：“见你们那个鬼样子，他们还不开枪呀！”
我们看着尹国际身上的国民党军装，也笑了。
周副主席把我们让到他坐的石头上，说：“你们这个三营满不错。警惕性高，也很灵活。”
黎林同志站起来说：“我们去看看机关的同志吧？”
“不用了。自己的同志，误会嘛，过去就算了。”周副主席摆摆手。
刘总参谋长对我和黎林说：“对方打枪，三营迅速展开是对的，你们不要批评他们了。”
他们两人又给我们讲了敌我形势，要我们加快行军速度，赶往金沙江。周恩来同志诙谐地说：“这个蒋介石，总是和我们‘难分难舍’，又追来了。”
又一次面对面听周恩来谈话，是1951年2月在中南海他的办公室里。
那是我们十九兵团赴朝参战路过天津时，接到中央的通知，我和李志民政委赶到中南海。这时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让我们进屋坐下就说：“总司令从你们那里回来，把情况向主席汇报过了。我们对你们的工作是满意的。今天请你们来没有更多的事，就是想见见你们，看看你们，你们为了祖国而离开了祖国，我在北京为你们送行——就是这么个意思。”
我想，他的工作做得多么细啊！
李志民说：“总理的工作非常忙，还专门抽时间接见我们，我们……”
还没等李志民说完，周恩来同志就说：“这就是我的工作嘛！”
“我们把情况汇报一下吧？”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