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校长早在1918年8月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作序，指出该书特点：第一是证明的方法，第二是扼要的手段，第三是平等的眼光，第四是系统的研究，足为后来的学者开无数法门。这是一部用白话文撰写，并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论著，出版才两个月就再版，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增添东风，如虎生翼，所以一出版便立刻风行全国，到1930年，巳出第15版。他的中国公学同学熊克武从四川来信说，“购者争先，瞬息即馨”，远离京华、沪上的内地四川，也竟如此热烈。
后来胡适给美国的朋友写信，也对此书极为称道：
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科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
此外，梁启超先生也对这书有专门的评论。1922年3月4日、5日，北大哲学社请梁启超讲演，题为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了两次，每次大约两个小时。第二次胡适出席了，并对梁启超的批评进行答辩。梁启超评胡适讲孔子、庄子最不好，但讲墨子、荀子最好。并称：“这书自有他的立脚点，他的立脚点很站得住。这书处处表现出著作人的个性，他那敏锐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梁启超认为，孔子与庄子的理想境界都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只不过是他们实现这种境界的方法不同罢了。胡适却不同意，说梁启超的这种见解，未免太奇特了，完全是卫道者的话，使他大失所望。其次，梁启超讲庄子的宇宙观是静止的，这点胡适更加不同意。此外还有《老子》一书晚出于战国之末等问题，与胡适的见解也大有出入。
梁启超讲完以后，胡适在台上发言，答辩颇显其才华之非凡。根据当时在场的陈西屏回忆：
任公的讲演，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批评都能把握重点，措词犀利，极不客气，却颇见风趣，引导听众使他们觉得任公所说很有道理。
胡先生对第一天的讲词似乎巳先看到记录，在短短四十分钟内，他便轻松地将任公主要的论点一一加以批驳，使听众又转而偏向于胡先生。如果用“如醉如狂”来形容当时听众的情绪，似乎不算过分。
遗憾的是，《中国哲学史大纲》光有上卷，却没了下卷。这也给另一位北大才子挖苦他留下了口实。
他就是章太炎。
章太炎时为赫赫有名的国学大师，一生重视国学，最反对胡适所提倡的“白话文”。认为白话文虽然浅显易懂，但将来就没有“文人”了。章、胡同在北大任教，就更有“文人相轻”之意，曾有“以适之为大帝，绩溪为上京”的非议。章太炎不但在教师、文人圈内外，一有机会就要贬胡适，且语言尖酸刻薄。有时在学生中，也戏称胡适是“著作监”。学生不懂什么意思，就请教老师。章太炎即说：“著作者，写书著书也；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也胡适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而下册没有也，故曰著作监也”一时在北大校园内外“著作监”的绰号也不胫而走。
胡适在北大大讲白话文。一位同学突然站起来抗议：“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没有缺点吗？”胡适说：“没有的。”那位同学道：“白话文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胡适柔声道：“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发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去。复电就是用白话文写的。请同学们根据我这一意愿，用文言文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还是文言文省？”
几分钟过去，那学生写了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文电稿，电文是这样写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
胡适说，这12个字确实简练。但我的白话文电报只用了5个字：“干不了，谢谢。”
有人曾这样评价说：胡适是水，鲁迅是酒。酒虽好，有时却容易醉人；水虽淡，却又必不可少。纵观整部现代史，无论是文学变革还是北大复兴，胡适都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可以说，正是有了胡适这汪源远流长的水域的灌溉与滋润，北大方才成为今日的北大。
一世深恩
“生在杭州，穿在苏州，玩在扬州，吃在广州，死在徽州。”
在绩溪的时候，当地人讲述，徽州男人一生中有三件大事要做：一是娶老婆，二是盖房子，三是砌生宫。这三年事办好了，一生之愿足矣。
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徽州盐务巨商、歙县棠樾鲍氏宗族有一次选定了一处好“风水”，地点是在歙县雄村曹氏宗祠大院里，雄村曹氏为绅商大户，还出过曹文植、曹振镛父子那样显赫的中央级大官僚，自然极不好惹。为此，鲍氏族人挖空心思，在曹氏宗祠附近某个地方砌起一圈围墙，在墙内筑了一座假墓，墓下再挖一条地道，通向曹氏宗祠大院地下。然后乘夜深人静之时，将祖宗棺材通过地道运进“风水宝地”。可是，此一举动不巧被附近的人看到了。鲍氏族人为了不泄露天机，遂以重金收买人身。但此事后来还是被曹氏家族发觉，遂告到了官府。不过，在官府派人到雄村调查之前，鲍氏又以每只一两银子的高价，大量收购蜘蛛，将之放入新修的假墓中，结果一夜之间蛛网密布，鲍氏得以证明不是新葬，而是久远的一座老墓。
胡适的母亲，就葬在这仙境般的小镇绩溪。
年11月，胡适前往天津拜访梁启超先生，回来后准备一场讲演，讲演的题目是“丧礼改良”。不料胡适的讲演还没有开始，就轮着他自己实行“丧礼改良”了。
胡适的母亲走得太仓促，先是患了感冒，接连呕吐咳嗽，吃不下饭，庸医误开了“三阳表劫”的药剂，服下后加重了病情，虽然又请了别的医生来看，但巳无力回天。
对于母亲的死，胡适极端痛苦，交加着深切的自责和愧疚：“私心犹以为先母在中年，承欢侍养之日正长”，岂知母亲巳油尽灯枯，体气久衰，这次北上竟成了永别，这可谓“生未能养，病未能侍，毕世勤劳未能丝毫分任，生死永诀乃亦未能一面。平生惨痛，何以如此！”胡适换上了孝服，将要动身南下回绩溪奔丧，临走时来了两个北大的学生，向胡适道：“我们此次来，一是送先生起身，二来呢，适之先生向来提倡改良礼俗，现在不幸遭大丧，我们很盼望先生能把旧礼大大改革一番……”
话还没说完，就看见胡适穿着孝服，于是不好再说什么，告辞了。胡适回家后，夜里伤心痛苦难寐，思念着母亲依旧清晰的笑容，禁不住泪如雨下，用滴血的心写下了一首《十二月一日奔丧到家》的悼母诗：
往日归来，才望见竹竿尖，才望见吾村，遥知前面，老母望我，含泪相迎。
“来了？好呀？”一一更无别话，说尽心头欢喜悲酸无限情，偷回首，揩干泪眼，招呼茶饭，款待归人。
今朝——依旧竹竿尖，依旧溪桥，只少了我的心头狂跳何消说一世的深恩未报何消说十年来的家庭梦想，都云散烟销！
只今日到家时，更何处能寻她那一声：
“好呀，来了！”
在丧礼期间，胡适披麻戴孝、以鞠躬代替磕头，亲笔书写“魂兮归来”四个黑字挂在灵前。他不用阴阳师，自己找了一块靠近父亲墓旁的地方，为母亲入土下葬。出殡当天，正是胡适和江冬秀的结婚纪念日，他没有请和尚道士作法念经，而是召开追悼会，自己在台上致辞，居丧期间，他还用心从长辈亲戚处询问其母事，用文言文书写《先母行述》。
冯顺弟，绩溪县中屯人，16岁做了上庄胡传家的官太太。
岁守寡，一直守了23年。
对亲人她至情至性，她的弟弟诚厚，幼习药业，农忙时回家种田，感染上血吸虫病，腹胀不消，又不忍让年老的母亲知道，便到上庄姐姐家来治病。冯顺弟服侍汤药，夜不解衣。诚厚的病情却不见好转。她恐怕弟弟有个三长两短。听乡间传说割股可以疗病，一天夜里，她便焚香祷告天地，用快刀从自己左臂上割下一块肉来，煎在药里。弟弟吃不下去，她又将肉烤焦，夹在锅巴中，让弟弟吃了。姐姐如此虔诚，但却受了迷信的蛊惑，自然无法起死回生。
对儿子，他尽心竭力，胡适留学美国那几年，家中经济异常困窘。家中兄弟间分了家。冯顺弟独立撑持门户，一切亲戚庆吊往来，人情南北，负担委实不轻，乃至靠抵当首饰过年，贫窘之状可见一斑。恰巧这时，族中胡守焕因家庭败落，愿将《图书集成》一部大书减价出售。冯顺弟知道儿子想得到这部书，便借钱买下了。
期间她曾大病一场，却没有通知儿子，只请摄影师为她拍了一帧照片藏起来，命家人说：“我这番果真死了，千万不要告诉我的儿子，仍按往常每月修家书去美国报平安，如同我活着时一样，不要惊动胡适。等胡适学成归国，就把这帧小照给他看。他看到我的这帧小照，如同见了我一样。”
离开人世的时候，她只有46岁，却是笑着走的。宽容、牺牲贯穿了她的一生。
双峰并立，两水分流
年3月26日的夜晚，北京的汤尔和家灯火通明，北大校长蔡元培和另两位北大教员沈尹默、马叙伦正在这里讨论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去留问题。汤尔和不是北大员工，但当时他是左右北京学界的重要人物，甚至蔡元培执掌北大也有可能与他有关，所以参与了这场讨论。同样，沈尹默和马叙伦没有在北大担任要职，却与汤尔和私交甚笃，也具有一定的发言权。这四个浙江人之所以凑在一起召开这个临时会议，是因为北京有报纸刊登了陈独秀逛八大胡同并“因争风抓伤某妓女下部”的消息。蔡元培是一个注重道德教育的学者，陈独秀曾加入他发起组织的“进德会”，成为甲种会员并以152票当选为评议员。按照规则，甲种会员必须遵守“不嫖、不赌、不取妾”的要求。现在居然传出陈独秀的丑闻，自然要对他有所惩治。
汤、蔡、沈、马四人连夜商量到十二点，方才散去。不久之后，蔡元培主持北大教授会议，决定废除学长制，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教务长代替学长”这一体制更改本来定于暑假后实行，现在突然提前并且成为一场体面的人事变动。陈独秀被不动声色地解除文科学长职务，虽然继续担任教授、由校方给假一年，但他跟北京大学的关系却从此破裂。这件事对陈独秀的打击，可以在汤尔和的日记中寻找到蛛丝马迹。两人在路上相遇，后者看到前者“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
作为深知陈独秀人品和思想的朋友，胡适对此极为不满，在十六年后给汤尔和的信中明确表达自己对陈独秀离开的惋惜：“三月二十六日夜之会上，蔡先生不愿于那时去独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议所动。我当时所诧怪者，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更表示：“是夜先生之一轮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
胡适自信若陈独秀不离开北大，在北大自由主义风气的影响下，当不至于迅速左倾，终于创建了共产党，新文化运动也不至于脱僵而演变为“五四运动”，此后的历史也许会大不一样。
就在此事发生后没多久，在绩溪上庄的江冬秀生了一个男孩。
而此时的胡适，却不知道是喜是悲，胡适一直提倡“无后主义”，他认为，“后代”这个观念带给中国许多罪恶，并真诚地主张铲除这个由“后代观念”所衍生出来的一切迷信。“后代”这个观念必须由另一个理念来取代，那就是生理上的后代是没有价值的。就如培根所说：“一个没有后代的人才有最伟大的后代。”同时，胡适也看出“后代”的观念有其内在的顽固性，断不可能轻易全盘瓦解，因此他认为：“我所能做到的，只是让人们看清楚，盲目接受旧礼教的祸害。同时，让我们的下一代了解到结婚并不是一种必须承担的责任，而家庭也不是一种避免不了的罪恶。他们应该了解，除了生理上的动物性的功能之外，人生应该有一种更高尚的目标。”
为了纪念母亲，胡适给儿子起名“祖望”，这再一次体现了他反封建的精神，彻底丢掉了宗族辈次排名顺序。斗情未酣的他在当年夏天写了一首小诗《我的儿子》：
我实在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
“无后主义”的招牌，于今挂不起来了！
譬如树上开花，花落天然结果。
那果便是你。
那树便是我。
树本无心结子，我也无恩于你。
但是你既来了，我不能不养你教你，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并不是我待你的恩谊。
将来你长大时，这是我所期望于你：
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做我的孝顺儿子。
胡适的这首诗发表在《每周评刊》的文艺栏后，一个叫汪长禄的人致信胡适，责问他为何“一定要把‘孝’字驱逐出境”。胡适回信说：
我的意思以为“一个堂堂的人”决不致于做打爹骂娘的事，决不致于对他父母毫无感情。
但我不赞成把“儿子孝顺父母”列为一种“信条”……假如我染着花柳病，生下儿子又聋又瞎，终身残废，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卖国主义，做一国一世的大罪人，他应该爱敬我吗？
由此可见，胡适攻击的是所谓“天下无不是的父母”那种腐朽的伦理观念，否定那种盲目而又虚伪的“孝道”。
陈独秀离开北大后，开始了实践的街头革命。6月11人，陈独秀，高一涵与胡适三个安徽同乡在城南“新世界”吃茶聊天。陈独秀从衣服口袋里取出一些传单向其他桌子的客人散发。不多时胡适和高一涵先行告退，只留下陈独秀一人，仍在继续散发他的传单。过了不大会儿，警察便来了，把陈独秀拘捕起来，送进了警察总署的监牢。
当天半夜，一家报社来电话说，日本东京有大罢工举动。胡适一时睡不着，就写下了一首笔锋尖锐的诗《权威》：
“威权”坐在山顶上，指挥一班铁索锁着的奴隶替他开矿。
他说：“你们谁敢倔强？我要把你们怎么样就怎么样！”
奴隶们做了一万年的工，头颈上的铁索渐渐的磨断了。
他们说：“等到铁索断时，我们要造反了！”
奴隶们同心合力，一锄一锄的掘到山脚底。
山脚底挖空了，“威权”倒撞下来，活活的跌死！
这首诗发表在《每周评论》第28号上，“权威”比喻代表封建残余势力的北洋政府，胡适希望这个政府早点垮台。在陈独秀被捕的时间里，胡适心急如焚，展开多方营救，他致信警察厅厅长，致信《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披露陈独秀在狱中遭受身患重疾却不能获得医疗等非人道待遇。这样的消息一经公开，立即赢得舆论的广泛支持，也使得当局感受到了压力，不得不在83天后释放了陈独秀，后陈独秀又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南下去了上海。
但同时，陈独秀和胡适也巳感到双方的隔阂越来越深，曾经志同道合的战友巳经没有了当初的那种默契，分手巳经不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