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院里，那天晚上，我刚说出“大夫”两个字，你那一声怪叫，至今还在我耳朵边刺今天梦里的病容，那晚上的一声怪叫，素斐，不要叫我忘了，永久留作人们苦痛的记号！
这首诗一语双关，既悼亡，又无限怀旧，读来让人不禁潸然泪下。陈衡哲在北大当教授的日子里，胡适经常出入陈衡哲家，甚至一住就是一个多月。陈家的孩子非常依恋胡适，胡适离开后，陈衡哲的女儿小都和以书看见妈妈下班回来，胡适伯伯却没有跟着她回来，很不高兴。以书失望极了，拉着妈妈的手说：“请胡伯伯再回来吧，请胡伯伯再回来住吧一一我好想他，我要会写信，马上就会写信给他。”陈衡哲写信将这件事告诉胡适，然后说：“可见她爱你的深了，她们两人都盼望着胡伯伯回来住。”
多年来，胡适和陈衡哲的友谊长期成为报刊的花边新闻。建国以后，这三位朋友就天各一方，任陈夫妇留在上海。任鸿隽主持中国科学社末期善后工作后，任上海科技图书馆馆长、上海市政协委员、华东科协副主席。不过由于他们的儿女去了美国，得以保持了间接消息往来。1961年11月任鸿隽在上海华东医院病故，生前有次女任以书陪伴在侧，曾经叱咤风云的“我们三个朋友”终于谢幕。第二年，任鸿隽的儿子写信告诉巳定居在台北的胡适，并附上了母亲陈衡哲的三首悼亡诗，此为其一：
浪淘沙
何事最难忘，知己无双：
“人生事事足参商，愿作屏山将尔护，恣尔翱翔”。
山倒觉风强，柔刺刚伤；回黄转绿孰承当？
猛忆深衷将护意，热泪盈眶。
庄子大智，在妻子死后击缶而歌，不是不悲伤，而是巳从那层境界中解脱了出来。我们没法达到庄子的那种超然物外，立在天地之间，感受生命代谢，花草枯荣，却永远解不开这种心念。
人生本来无形，死后又回归自然，想想似乎也不必心生悲伤。但这些才华横溢的文学泰斗，却逃离不了死亡搭成的长长的生命隧道，漫步在其中，寻找逝去的感伤。是逃离不了？还是不想逃离？
百尺的宫墙
白天的故宫是热闹而喧嚣的，游人如流水般进进出出，纷乱不堪。当夕阳收起了它的最后一丝光，面对空荡荡的广场，它显得那么安静，那么深邃，就像一个巨大的舞场，一幕幕历史在你眼前涌现过，如昙花一现般，留下的，只有无尽的叹息和落寞。
这个明清两朝天子住了五百年的豪宅，自然是北京城里最大的私人住宅，有着六院三宫共九千余间房的规模。传说一个婴儿若出生在故宫里，每晚给他换新房睡，他要到二十七岁上才会再住到曾住过的“旧房”里。皇城怕极了遭贼，所以有着“内九外七皇城四”等三重城墙保护。所谓“内九”，就是有着九个门的北京内城；所谓的“外七”，就是前门外有着七个门的外城；纵然如此险固，其主人还不满足，硬是在内城九门深处，筑了十米多高，还带五十二米宽护城河的四门皇城。
这个皇城，像极了牢狱。
大部分的皇帝，终其一生，也只在这些地方活动了，这“内九外七皇城四”，就成了禁锢他们生命的枷锁。纵使它再壮观，再华丽，也不过是一种表象而巳，只有深居里面的人，才明白它是一个监牢，一个连窗户都没有的监牢。
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这一天在溥仪的脑海中留下了一点点印象，“一个白胡子老头跪在隆裕太后的面前，声泪俱下地读着一份文件”，可当时的他哪里知道，这个老头就是后来被称为“窃国大盗”的袁世凯，而读着的这份文件，正是清帝的退位诏书。
当时的情景是可怜而悲哀的，“袁世凯率全体阁员，邀集王公亲贵入奏请旨。隆裕太后带着溥仪在养心殿，群臣进宫，行最后一次觐见礼。内侍将各旨跪呈皇案，隆裕太后尚未看完，便忍不住泪如雨下。随交世续、徐世昌盖用御玺。随后，隆裕太后即含泪携溥仪由内监扶掖还宫”。
从此，帝不成帝。
废帝在这里慢慢长大，读书，惶惶然地生存了下来。
再后来，溥仪又有了个洋师傅，这就是早年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庄士敦。这位不远万里而来的英国老夫子，曾在香港总督府里做过秘书，在威海卫租界做过行政长官。他的出现，给古老的紫禁城带来了一些洋化的气息，溥仪的身上也多了一些新鲜玩意：怀表、别针、纽扣、领带等等；渐渐长大的傅仪也了解了国内外的政治文化形势，知道了“新文化运动”。
年轻人总是充满了好奇心，当他看到面前的一部电话时，心痒难耐。他兴致勃勃地照着电话本随意给人打电话：“你可是杨小楼？”
京剧名演员杨小楼接到电话后一愣：“嗯，您是谁啊……”溥仪不等他说完，便急忙把电话给挂了。
又一次，他给胡博士打电话：“你是胡博士吧？好极了，你猜我是谁？”那边问：“您是谁啊，怎么我听不出来呢？”“哈哈，甭猜了，我说吧，我是宣统啊！”“宣统？你是皇上？”那边一时愣了。傅仪的声音干脆利落：“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为了谨慎起见，胡适特意去拜访了庄士敦老师。胡适与庄士敦的结识缘于他俩都是北京一个国际性团体“文友会”的会员，他俩人都担任过会长。
庄士敦告诉胡适，宣统现在巳经能够独立，不受太后的牵制。在前不久他把辫子剪去，又自己雇车去外面看病。而且他巳经读完了胡适的《尝试集》和《文存》，这次约见胡适，是为了争取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完全独立。
年5月30日，宣统派了一个太监来接胡适。他们在神武门前下车，在门外有护兵督察处小坐了一会儿，然后进宫门、春华门，到了养心殿。殿的东厢外面装了大玻璃，太监们掀起门口挂着的厚帘子，请胡适进去。
胡适进去后，一个穿蓝色袍子、玄色背心，戴眼镜的年轻人站起来迎接。胡适上前鞠了一躬说：“皇上好。”傅仪说：“先生好。”并以手示意胡适坐在一张蓝缎子的方凳上。十七岁的皇上看起来很清秀，但单薄得很。
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当日的报纸，里面有《晨报》、《英文快报》等。皇上正在读白情的《草儿》和亚东的《西游记》。他问胡适可认识康白情、俞平伯。还问及《诗》杂志，皇上说自己近来也作新诗，也赞成白话。
谈到出洋留学的事，皇上说：“我们做错了很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糜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自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谈到后来，皇上说他有许多新书找不着了，胡适言道有什么找不到的书，他可以想办法。这样东拉西扯，谈了大约二十分钟。
这一次见面，在紫禁城内外仿佛炸开了一个重磅炸弹，傅仪周围的王公大臣大为恼怒，而新派人物也攻击胡适有“膝盖发软”的毛病。胡适为此在《努力》周报上写了一篇《宣统与胡适》的文章，以表明心迹：
一个人去看一个人，本也没有什么稀奇。清宫里这一位十七岁的少年，处境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洗刷干净。所以这一件本来很有人味儿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
然而此时胡适的心里，却是颇不平静的，少年皇帝给他留下了极为强烈的印象，他心中自然而然地萌发了一种要保护这个孩子并把他救出这个“理智的监狱”的念头，他感觉傅仪只是一个很寂寞、很可怜的少年，是一个一心向往红墙外面的世界的孩子，就像他在诗中所写：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为此，在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胡适对“优待清室条件”修正决议大表抗议，他说：
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今清帝既巳出宫，清宫既巳归冯军把守，我很盼望先生们组织的政府对于下列的几项事能有较满人意的办法：
（一）清帝及其眷属的安全。
（二）清宫故物应由民国正式接收，仿日本保存古物办法，由国家宣布为“国宝”，永远保存，切不可任军人政客趁火打劫。
（三）民国对于此项宝物及其他清室财产，应公平估价，给与代价，指定的款，分年付与，以为清室养赡之资。
这封信在《晨报》上全文登载后，他的此番“抗议”立即遭来抗议声一片，其中不乏他的同事和朋友，几乎无一人支持他。周作人在给胡适的信中说：“这些帝国主义的外国人都不是民国之友，是复辟的赞成人，中国人若听了他们的话，便上了他们的老当。清室既然复过了辟，巳经不能再讲什么优待，只因当局的妇人之仁，当时不即断行，这真是民国的最可惜的愚事之一。”
而北京大学的李书华、李宗侗反对胡适的态度要更加激烈，他们联名给胡适写了一封信，直言胡适的“抗议”是错误的，同时表达了对一个“新文化的领袖，新思想的代表，竟然发表这种论调”的遗憾。
最终皇帝还是被驱逐出宫了，偌大的紫禁城，没有了一丝生气。万里之外的一个小岛上，那个着朝服、行清礼、说京腔的洋师傅庄士敦，仍旧念叨着：“皇帝陛下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孩子，紫禁城的城墙是世界上最高的墙……”
夕阳照在紫禁城上，城墙显得更加凝重、冷峻和寂寥，宫中的雕梁画栋也巳渐渐褪色，旧时代不可复制，遗留下来的画面在游客的眼前渐渐被拾起，但这一段历史却被永远地煙没在光圈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