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偏偏到了
我们一般爱起哄的
又来跟你闹了
今年你有四十岁了都
我们有的要叫你老前辈了都
天天听见你提倡这样，提倡那样
觉得你真有点儿对了都
你是提倡物质文明的咯
所以我们就来吃你的面
你是提倡整理国故的咯
所以我们都进了研究院
你是提倡白话文学的咯
所以我们就罗罗索索的写上了一大片……文人贺喜自有文人的智慧与幽默，这首诗后来在《晨报》上发表时，引来一片叫好，朱自清就说：“这是一首用口语或会话写成的幽默诗，全诗的游戏味也许重些，但说的都是正经话。”
胡适在回北平的时候，就知道辞去教育部长职务的蒋梦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消息了。在北上的火车上，胡适预感到蒋梦麟会拉他一起到北大任职，他对江冬秀说：“糟糕，我搬回北平，本是决计不过问北大的事的，刚才听说梦麟今天被任命做北大校长。他回北大，我怕又逃不了北大的事了。”
胡适的话应验了，蒋梦麟还兼任文学院院长一职，由于事情太多，忙不过来，只得恳请胡适出来担任文学院院长，并兼任中国文学系主任。胡适经过考虑并与朋友商量，接受了蒋梦麟的邀请，但因他还在主持中基会的“编译委员会”的工作，所以不再受北大的薪俸。
胡适除了担任文学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外，还兼任了文科研究所主任，以及出版、学生事务、图书馆、财务诸委员会委员、《北大学生月刊》编委顾问等职，一度还任过教育系主任，成为北大的主要决策人之一。一九三二年四月，国民政府曾有意让蒋梦麟执掌教育部，而由胡适任北大校长，被胡适坚决辞掉了，汪精卫写信给胡适要求他出任教育部长，也被他回绝了。
胡适到北大任职了，当然忘不了他的好朋友，那位浪漫诗人徐志摩。
诗人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后，经过短暂的甜蜜生活，巳经开始趋向平淡甚至经常发生矛盾，尤其陆小曼流水一样的花钱，让徐志摩难以承受。现在胡适邀请他到北大任职，虽然有些辛苦，但也有一笔不错的薪水，正可以补充一下经济的拮据。他接到胡适的信后，很快就回信了：“适之，你胜利了，我巳决意遵命北上。”
徐志摩此前就来过四次北大，两次是当学生，两次是当教授。徐志摩来北京后，直接住到了胡适家里。江冬秀待徐志摩极厚，连徐志摩的破被子都缝好了。徐志摩这次来北大教的是英文诗歌和翻译，同时还兼女大教师。开课前，北大英文系的全体同学开了欢迎会。会上请志摩唱歌，他没唱歌，而是学杨小楼的声调，念了一大段白口：“此马日行千里，夜走八百……”徐志摩声音优美，不疾不徐，非常悦耳，博得一片叫好声。
元宵节，徐志摩第一天上课。他早上七点起床，接连上了四节课。因为内容不熟，备课花了很多时间，晚上不能早睡，早上还要早起。
江冬秀见了，连连叹息：志摩可怜！那晚京城异常热闹，绚丽的礼花映红了天空。徐志摩本打算带祖望他们去城南看焰火，因第二天要上课，只好作罢。
徐志摩讲了半个月后，领到了北大三百元月薪，但女大需要徐志摩上完一个月的课，才能发工资。陆小曼开销庞大，苦了徐志摩。
暑假期间，徐志摩在上海，北大评研究教授，徐志摩当选。研究教授也叫基金教授，薪金由庚款支付，在教授中薪金最高且能保证及时领到。评选上的当日，胡适在日记中说：“志摩之与选，也颇勉强。便平心论之，文学一门中，志摩当然可与此选。”
暑假后徐志摩返校。11月上旬因上海家中有事，请假南下，11日乘飞机离京，19日徐志摩返京途中，在济南附近上空遇大雾，飞机误触泰山南面开山的高峰下，机毁遇难，年三十六岁。在飞机残骸中，徐志摩遗体不倒，依旧坐着。
徐志摩此行来是为了参加林徽因在北京大学的讲座，所以在出发前曾由中国航空公司往梁思成家发了一份电报，嘱咐他们这天下午三点去南苑机场接他。下午汽车去接，等到四点半还没等到飞机。林徽因在电话里对胡适说，她怀疑飞机途中有变故。
第二天一大早，胡适见《北平晨报》上刊登“济南十九日专电”，题目是《京平北上机肇祸，昨在南京坠落》。
胡适看后眼前一发黑，跌坐在椅子上。后又抱着一丝侥幸的希望去中国航空公司核实遇难者姓名，对方经查证告诉胡适：“是徐志摩。”
胡适彻底绝望了。
当晚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朋友之中，如志摩天才之高，性情之厚，真无第二人！他没有一个仇敌；无论是谁都不能抗拒他的吸力。”
故人巳去，胡适开始整理与徐志摩来往的信件，看到半年前写给志摩的一封信，这是一封没有写完的信，本来准备再写下去，中间因事打断了，现在，志摩巳逝，再也不用写了。旁边的小猫“狮子”静静地看着胡适，仿佛也在为失去这个朋友伤感，胡适对江冬秀说：“‘狮子’想志摩了。”徐志摩住胡适家时，最喜欢这只猫。夜里，胡适作了一首诗《狮子（悼志摩）》作为对逝去的志摩的纪念：
狮子蜷伏在我的背后，软绵绵的他总不肯走。
我正要推他下去。
忽然想起了死去的朋友。
一只手拍着打呼的猫，两滴眼泪湿了衣袖：
“狮子，你好好的睡罢，一一你也失掉了一个好朋友。”
胡适在悼词中满怀深情地写道：“我们不相信志摩会‘悄悄的走了’。他在我们这些朋友之中，真是一片最可爱的云彩，永远是温暖的颜色，永远是美的花样，永远是可爱。”
胡适除了为徐志摩办理身后事外，还想法解决陆小曼的生活问题，亲自拟定了一个由北大支付的办法：从一九三二年一月起，陆小曼月费二百五十元，托浙江兴业银行，陆小曼每凭折取用。这也算是对朋友的最好交待了。
徐志摩坠机的那天中午，悬挂在家中客堂的一只镶有徐志摩照片的镜框突然掉了下来，相架跌坏，玻璃碎片散落在徐志摩的照片上。陆小曼预感这是不祥之兆，嘴上不说，心却跳得厉害。谁知第二天一早，南京航空公司的保君健跑到徐家，真的给陆小曼带来了噩耗。她一下昏厥了。醒过来后，她号啕大哭，直到眼泪哭干。
陆小曼在徐志摩死后，终身素服，绝迹于娱乐场所。为了纪念对徐志摩的爱，她还长年累月，每天买来鲜花供奉在徐志摩的遗像前。大约在徐志摩去世两年后的清明节，小曼去了一次浙江海宁硖石，为安息在故乡的徐志摩扫墓。想到人天永隔，再也无从捡拾前欢，一腔孤苦无告之情演化成一首痛彻心扉的小诗：
肠断人琴感未消，此心久巳寄云桥。
年来更识荒寒味，写到湖山总寂寥。
然而，她离不开翁瑞午，翁瑞午也始终厮守在她的身边，不惜变卖全部的古董字画来满足小曼日常的生活和治病所需。胡适认为翁瑞午是个“自负风雅的俗子”，为了“西天的云彩”的情谊，胡适要求陆小曼同翁瑞午断交。并说如果陆小曼能够同意，小曼的生活及其一切都由他负责，陆小曼拒绝了胡适的要求。
而徐志摩另一个曾经深爱过的女人林徽因，在徐志摩遇难之后，她和丈夫梁思成用碧绿的铁树叶亲手编制了花圈，梁思成还从徐志摩遇难的飞机残骸上拾来一块木板，林徽因将它常年挂在她的居室，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天。徐志摩的两本英文日记，她也一直保存着，其最后的下落却是一个谜。
我的朋友胡适之
“我的朋友胡适之。”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句话几乎成了社会名流的一种身份的标签。无论在什么场合，只要有人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就一定会引来关注，甚或钦羡的目光。据说，当时一度“造假成风”，一些人根本没有见过胡适，居然打着他的招牌到处招摇撞骗，不少还真的颇有斩获。
鲁迅在一九三三年写的《文摊秘诀十条》中说：“须多谈胡适之之流，但上面应加我的朋友四字。”这个讽刺可谓十分辛辣。可是这句话是谁首先说出来的，就连有着“考据癖”的胡适本人也不甚清楚。
有一次唐德刚问胡适：“‘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是谁先叫出来的？”
胡适笑嘻嘻地回答道：“实在不知道，实在不知道！”
唐德刚接着问：“有人说是傅斯年，但是又有人说另有其人，究竟是谁呢？”
“考据不出来！考据不出来！”胡适还是这样回答，他笑得非常得意，贼兮兮的。
傅斯年跟顾颉刚是胡适的得意门生，傅斯年比胡适小了5岁，山东人。他们俩都是国学的集大成者，一点都不比胡适差，所以胡适也得到多他们的许多帮助；谈论学问，相得益彰，在当时的学坛上形成了一个所谓的疑古学派。在这方面胡适提倡，顾颉刚十分努力，并作出了许多成绩。可是后来胡适思想转变了，到1929年告诉顾颉刚：“现在我思想变了，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顾颉刚听完这话，吓出了一身冷汗，想不出他的思想为什么会突然改变的原因。后因学术上的分歧，胡适和顾颉刚之间的关系日渐疏远，但仍保持师生关系。之后，胡适和傅斯年较为接近。傅斯年本来也是顾颉刚的好友，后也因学术问题两人渐渐离心。傅斯年办事能力非常强，但有些独断专行，这也是他跟顾颉刚不合的原因之一。胡适重返北大的时候，他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在北大兼课，为胡适的得力助手，过从甚密。傅斯年个性刚强，直爽，所以有着“老虎”、“大炮”的绰号，据说因为他常得罪人，还被人骂为“活曹操”。但他对胡适却毕恭毕敬，一见面就称“先生”，而不敢直呼其名。胡适也视傅斯年为知己，亲切地唤他“孟真”。据说他俩在一起谈话时傅斯年总是毕恭毕敬“端坐”而言，但他与陶孟和谈话时，陶孟和虽然是老师辈，他却很随便，常常翘着二郎腿，也不称“先生”，而直呼“孟和”。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关系以及胡适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胡适还有个好朋友叫丁文江，提到这个丁文江，傅斯年对他一开始是恨之入骨的，他曾经说过：“我若见了丁文江，一定要杀死他！”这是因为丁文江在1926年应北洋军阀孙传芳的邀请，出任淞沪商埠总督的事。当时傅斯年在国外留学，认为丁文江投靠北洋军阀可耻，所以感到格外气愤。同年胡适到巴黎，他大骂丁文江，对胡适曾经说过这个话。后来了解丁文江出任淞沪督办，实属无奈，也做了一些实际的事情，对他的观念也就渐渐变了。1931年丁文江来北大任教，4月的一天，傅斯年在家里请几个朋友吃饭，其中就有丁文江跟胡适。胡适引荐丁文江时说：“你不记得在巴黎时你向我说过三遍，回国后第一件事便是杀丁文江，现在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就是丁文江。”弄得傅斯年很尴尬。
事后，傅斯年责备胡适搞恶作剧，胡适笑嘻嘻地说：“在君必高兴，他能将你这杀人犯变作朋友岂不自豪？”不久，果然他们成了互相敬爱的好朋友。自徐志摩死后，傅斯年和丁文江两人便是胡适最亲近的友人了。
年11月28日，胡适应邀到湖北省立高中演讲，同到的还有李四光。在湖北省教育厅长黄建中致欢迎词后，即请两位客人讲话。李四光推让说：“我是湖北人，也算是主人，当然请客人先讲。”胡适不便推辞，就在台上侃侃而谈一阵，最后指着李四光说：“我当着这位科学家讲科学，有点像在孔夫子门前卖四书一样，好了，现在就请孔夫子来给诸位讲科学吧！”一语即毕，引得满堂大笑。
当天下午7时，蒋介石的秘书黎琬邀请胡适到蒋宅吃饭，这是胡适第一次和蒋介石见面，虽然此前两人论战不休，但都是间接的，从未谋面。第二天，胡适再次在蒋介石寓所晚餐。同席者有顾孟余、陈布雷、陈立夫。当晚胡适给蒋介石送了一本《淮南王书》，目的是希望蒋介石推行“无为”政治，领袖应该抓大事，不必事无巨细都去抓。
月2日，蒋介石又一次邀胡适共进晚餐。蒋介石在席上请他注意教育制度如何改革和学风问题如何整顿，胡适不客气地说：“教育制度并不坏，千万不要轻易改动了。教育之坏，与制度无关。十一年的学制，都是专家定的，都是很好的制度，可惜都不曾好好的试行。经费不足，政治波动，人才缺乏，办学者不安定，无计划之可能……此皆教育崩坏之真因，与制度无关。”
说完后胡适看蒋介石脸色，见他并未不悦，随后蒋介石还把自己写的《力行丛书》赠送胡适。胡适翻了翻后发现，书中对孙中山“知难行易”的解释采用了自己的一些观点。这说明蒋介石在某种程度上巳经吸纳了胡适的思想。
年春，日本侵略者攻占热河，全国人民为之愤慨。3月13日，胡适去保定见了蒋介石，谈了两个钟头。胡适问：能抵抗否？蒋介石说：须有三个月的预备。
胡适又问：三个月之后能打吗？蒋介石说：近代式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几处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许一个人生存而退却。
这其实就是不抵抗。
年3月至5月，在华北长城一带，中国将士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严酷的战斗。宋哲元部在喜峰口与敌军苦战；徐庭瑶等率领的中央军在南天门一带十余天的血战；傅作义所部第七军团第五十九军在怀柔一战，与两倍敌军交战，敌军虽有精锐武器，但在我军的顽强阻击之下，没有前进一步。后因国民党当局与日方媾和，签订了塘沽协定，部队不得巳才撤退。
傅作义率部返绥后，将长城抗战牺牲的阵亡将士遗骸收敛安葬于城北大青山下，并下令建立烈士陵园，树立纪念碑，请胡适作了一篇白话体的碑文，碑文由钱玄同书写。碑文最后写道：
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后来，何应钦有命令，要将一切抗日的纪念物去掉，于是傅作义在碑上加了一层遮盖，上面另亥1」“精灵在兹”四个大字。可见当时国民政府之软弱无能。胡适为此又题了一首《大青山公墓碑》寄托心中的无限伤怀：
雾散云开自有时，暂时埋没不需悲。
青山待我重来日，大写青山第二碑。
长城天险巳失，虎狼长驱直入，活着的，和死了的人都目睹着山河一步步沦丧。在为民族捐出血肉之躯的抗日忠良们面前，除了默哀，只剩下伤感和无助。奈何桥边，一双双凄苦的眼神在游荡。他们曾经是一个个有血性的中国军人，他们曾经有一张张鲜活的面孔，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
青山有幸埋忠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