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湖州，先为友人代课，做一个多月教员。陈果夫后来在《偶忆》的文章中回忆说：“我毕了业，在家无事。恰巧有一位老同学沈鲁夫，在菱湖教体操。有病找不到代替的人，他邀我去代课，我才到了菱湖。他所教的有三个学校．其中两个初小还容易教，一个高小就困难了，听说他们的体操教员，……大都不会教这些器械操的，那么，自然是教不下去。好得我对于此道，尚非外行，所以我去的第一天，我自己操了一套给他们看，他们因此对我无异言，并且我于军事操极重纪律，他们也无人反对，我代了一个多月，彼此感情极好，这是我第一次做教师，而且我代沈鲁夫一个多月课，第一次得到代课费24元。我从这里，才知道真有本领的人才能教人。”这是陈果夫首次自食其力，把得到的代课费，买了许多儿童用书给弟妹们看，自称图书室。
陈果夫这次回到吴兴，很注意湖州各种志书，搜集研读，研究当地的俗尚与其出产并旁及科学、医学、教育等问题。因湖州人信鬼，故对鬼、做梦、心理、催眠学等作综合研究，为的是要破除迷信。
【点评】陈果夫面对挣不到钱，在革命党中又无地位的严酷现实，只好退而求其次。恰恰这时，让他悟得一些道理。坏事有时候变成好事，“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
【运用】如何让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如何让不利变为有利，如果让坏事变成好事，就要脑筋活，不能死板教条。不能一条道跑到黑。陈果夫之所以在没有钱没有地位的时候做到教书有所得，就是因为他“活”，退而求其次，才有了“变”。一个人，当他下岗后，无论他过去有多么辉煌，而今都要面对现实，重新找工作，甚至退而求其次。这时候他才会有转机。
卷进交易所虽败犹荣
【引语】陈果夫在晋安钱庄做事。与上海交易所本无干系，但在孙中山、蒋介石的感召下，进了交易所，虽然成效颇似“忽闻海上有仙山。
山在虚无缥缈间”的景况，但也搞得有声有色。
【事例】1918年5月，陈果夫人上海晋安钱庄，职务是助理信房。
据陈果夫自述：“不到3个月，信房先生病死了，我就奉命代理。这一代理，经理们看见我可以胜任，就不另找人了。照章，信房先生月薪32元，我每月只有8元，既然8元一月的人可以做下去，抵得两个人用．在庄里当然乐得将就，不过苦了我一人，要担负两个人的责任。后来信件一天多一天，我实在办不了，请经理找人，经理始终没有找，累得我病了。我的岳父向他们说话，结果，总算每月加我4元的薪水，如是者两年。第三年春，又加我两元。在早晨，先是领导许多学徒看洋钿，等这类事告一段落，才能开始处理信房事务；晚上有时出外访友，或者做我本分内的工作，或者翻阅有关银行或经济学的书籍，或者研究我自己所注意的电感与梦问题。总之，我有我的兴趣所在，我愿一天忙到晚，自己找事做；可不愿和庄上的同事同流。”
陈果夫的收入不多，开支却不小，不得不做点洋钿生意以资贴补。他说：“我这一点点收入，除自己零用之外，还要接济立夫弟学费，希曾弟零用及济助一班穷朋友的告贷。”其向蒋介石借了1000多两银子作为本钱，做了一笔洋钿生意。这生意做的人很多，只是大家在秘密地做，他却托庄上公开的做。不上三个星期，就赚了六百几十两银子。第二年个人的经济问题．由于得到这一笔意外收人。总算是解决了。
在国共第一次合作以前，孙中山的历次革命均不成功，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即是缺乏经费。为了筹集资金，孙中山先生常常奔波于海外，从华侨中广泛募捐，和外国政府、商界频频接触。在辛亥革命中，孙中山从海外归来，虽慷慨陈辞：“此次归国，身无分文，惟革命精神耳！”但历次革命的教训告诉他．革命虽需精神，但无钱亦行不通。
这时，上海刚刚兴起交易所行当，孙中山先生认为交易所买空卖空，本钱不大，获利甚丰，是革命党人筹措经费最好的办法。在孙中山先生的指示下，由江浙大财阀虞洽卿出面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参加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有许多是国民党人。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也因为经济拮据，为谋生财之道，参加进来了。据曾任上海物品交易所理事的魏伯颜回忆，交易所正式营业时，理事长为虞洽卿，常务理事6人，理事17人，监察人是周骏彦，此人曾为蒋介石的老师。
陈果夫在晋安钱庄做事，与上海交易所本无干系。但在孙中山、蒋介石的感召下，卷进了交易所，虽然成效颇似“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的景况，但也搞得有声有色。
陈果夫后来回忆说：
“在民国九年的秋天，总理命令本党同志在上海筹设证券物品交易所。蒋先生把这件事告知了我，并且要我研究这问题，我因特地到日本人办的上海取引所去参观了两次。不久，蒋先生就要我和朱守梅（孔扬）兄及周枕琴（骏彦）先生、赵林士先生等商量，组织第54号经纪人号，名茂新，做棉花、证券两种生意。因为我比较内行，推我做经理，守梅兄做协理。我就写信到秦皇岛去，邀希曾弟回上海，做代理人。我们这一个号子布置妥当，恰巧交易所筹备就绪，于是一面开幕，一面开张，我的商业经验又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茂新”开市第一天，很不顺利。由于用错了代理人，第一天茂新即亏本1700多元。这下可把陈果夫急坏了。因为茂新号只有朱守梅的2000元股本和陈果夫从晋安钱庄借用的1000两银子，现在一下子就赔了1000多，那以后生意还怎么做呢？
经过郑重的考虑，陈果夫重新安排了人，决定以后小心行事，不贪多，只是稳扎稳打，一步一步地来。这样，“茂新”号才慢慢立稳了脚跟。
但最终以惨败收场。
为了更好地做好生意。陈果夫辞去了晋安钱庄的职务，全心全意地投入交易所生意。
【点评】陈果夫通过做生意．结识了一帮落魄的国民党，这也等于是结下了关系网。
“革命需精神，但无钱亦行不通”。如果手中无钱，那你就做不好事情，陈果夫真正地领略过了，所以他要做生意，搞钱。但也因为“革命”需要钱也因为和蒋介石有一层关系，陈果夫这个钱庄的信房先生就开始为“革命”做生意筹钱了，这是他一生飞黄腾达的开始，从那以后他就再也不是什么小小的钱庄信房先生。
【运用】陈果夫他们当年想用获取金钱来去搞革命事业，这固然是精神可嘉的英雄行为。陈果夫自幼受到革命党人的影响，他虽然算不得是一位英雄，但他想做个英雄。因为英雄都具有高尚的品格。是英雄自会产生各种崇高的行为。它能改变我们庸俗的趣味，提升我们的品位，提高我们的修养，宽广我们的心胸。开阔我们的视野，以堂堂正正的风范来从事我们想做的事。比如。他说他“不愿和庄上的同事同流”，但心甘情愿地和蒋介石等志同道合的穷哥们往来并一起筹措革命经费。由此也足见其当时的人品志向是不可不谓高尚的。
然而，经济生活始终是人类生活中最最动荡不安的生活。应当常常出新，而不应当固步自封，不论什么事儿只是用“雕虫小计”来应付。恐怕也是一种短见。当今，一些老板们的经营意识大约还停留在“哥们儿经济”的阶段。中国人做生意，总离不开“哥们儿”的帮忙，在商道上没有几个“哥们儿”，你将寸步难行。“哥们儿”已经成为中国商人的一种“资源”，一种“无形资产”。
过去陈果夫就是以“哥们儿”或“同道中人”来去做生意，虽然也能赚点儿，也能转入一个新的阶段。“但终于惨败收场”。因为做生意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革命者不是商人。金钱不等于商人，而商人却不能缺乏金钱意识。关键看这个钱怎么赚和怎么用。真正的商人应该明确金钱的本质，并清楚地知道该怎么去赚钱。马克思就曾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作为商人，必然是追求利益的。但一个成功的商人应当有全面的“金钱观”，不可否认，金钱的魔力是巨大的，而且时时刻刻同这些东西打交道的商人应当知道。获取更多的金钱既是目的又是手段。
一个好商人对金钱的追求应该是有“度”的，既体现在量上（钱是永远赚不完的），也同样体现在手段上（无节制的欲望容易使人跨越理智合法的界限而不择手段），更体现在质上——金钱永远是一种人创造的或使用的工具，人绝不能受其奴役。就像有人说过的那样：世界上最最贫穷的人就是守财奴。俄罗斯的大文豪托尔斯泰先生对这一点就看得很透。他说得很俏皮“财富与粪尿相同，一直囤积就会发出恶臭，一旦散布则会使土地肥沃。”
从人类文明的高度出发，比钱可贵的东西太多了。陈果夫他们当年尽力赚钱，但并不利欲熏心。是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高贵的行为畅通无阻，它无论出现在哪里，都能鹤立鸡群、引人注目。幸运之神有时嫉妒而不让它出人头地，但是它依然脱颖而出。无论是在怎样恶劣的环境下。它都能控制人们的意志。大度、慷慨以及其他所有优秀品质。都源于此。
如今，商海风云瞬息万变。获得成功和一败涂地都在一夜之间或一宿之后。商场简直就是战场，除了智勇双全外，还得占有天时、地利、人和之因素。才能稳操胜券，可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以党国的名誉后来居上
【引语】陈果夫打着解决国民党财政问题的招牌，加上他多年的从政经历，于是开始了白手起家、无本万利的生意。一直到抗战胜利，人们只知道陈果夫、陈立夫为国民党中的实权人物，并不知道他们与经济有关。但是。在仅仅4年中，陈氏兄弟以党国的名誉在工交、农林、商贸、文化、金融各个领域多有涉足，并领一时之风骚。
【事例】抗战胜利，全国欢腾，作为主战派的陈氏兄弟，更是大喜过望。虽然经过战乱，满目疮痍，恢复尚需时日，可是敌伪投降后，大批敌伪财产亟待清理接收。陈果夫有办党营事业以解决国民党财政问题的招牌，加上他多年的从政经历．于是开始了白手起家、无本万利的生意。
1946年2月，他看中山东青岛的几个大工厂，于是成立了齐鲁企业公司，提出要购买当时全国最大的青岛橡胶厂等一批工厂。敌伪产业管理局根本不加核算，就以200亿元价格开拍。陈果夫也不理会，自己向四联总处联系，借款360亿元，交给敌伪产业管理局200亿元后，工厂就改姓陈了。那几个工厂，原来存有大量成品产品，仅库存产品一出售，借款就全部还清了。
可以说，这些企业是白送给了陈果夫，成为国民党的党营事业的重要支柱。
在当时，蒋、宋、孔根基已稳，特别是宋子文，他总揽财政金融大权，本来陈氏是难有出人头地的时候。但是，陈氏兄弟自有强行分肥的妙法。
由于几十年的苦心经营，陈氏兄弟在上海商界安插了一大批亲信，占据了商界的重要机构，逐渐形成了一个集商报、商会、商社一体的金融政治集团。在这个集团中，商报主编潘公展、商社董事长骆清华是公认的头面人物。潘公展的《商报》以反对“官僚资本”为借口，几乎天天都在痛骂宋子文、孔祥熙，把宋、孔的一些肮脏交易尽量公诸报端。而骆清华则时不时鼓动商运，组织工商界人士晋京请愿，要求解决经济危机问题。宋子文对此备感头痛，但无可奈何。
1946年8月，骆清华、潘公展掀起巨大商运风潮。他们组织起工商经济计划委员会，草拟了一个“经济危机及其对策”的请愿书，发动上海市商会44个同业公会附和。这44个同业公会各出一名代表，组成工商界请愿团。请愿团驱车来到南京，向政府递交了请愿书，要求组成复兴金融公司。
所谓金融复兴，主要是针对宋子文的。由于商运不断，“经济危机”的呼叫甚嚣尘上，对“官僚资本”的批评也不断升级，使得宋子文的地位一落千丈。在这种“社会”压力下，宋子文不得不忍痛将工商业系统中很大一部分产业的垄断权，割让给陈果夫及其CC系，以图保住已经到手的巨额财富。
【点评】内讧是集团内部常有的事。“分赃不匀狗咬狗”。但这不是一般的咬法，这个咬法很高明，报纸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
成立齐鲁企业公司，要购买当时全国最大的青岛橡胶厂等一批工厂，陈果夫自己向四联总处一联系，借款360亿元，交给敌伪产业管理局200亿元后，工厂就跟他姓陈了；宋子文总揽财政金融大权，陈氏就利用几十年的苦心经营在上海商界安插的一大批亲信占据的重要机构所形成的一个集商报、商会、商社一体的金融政治集团，让他们制造“社会”压力，迫使宋子文将工商业系统中很大部分产业的垄断出让给陈果夫等。从而保住自己已经到手的巨额财富。陈果夫织就的关系网“四联总处”、“金融政治集团”，使他万事亨通，财源茂盛。而宋子文则吃了个哑巴亏。
【运用】为了自己。什么不好办的事，陈果夫都能凭着他强硬的“关系”，办好办顺。将官场上党营事业结下的关系网，用之于商界，是再便利不过的谋财渠道。但在现实中。你也很难置信像陈果夫这位再三强调“为政在人”、“修身齐家”、“廉洁为本”的党人竟也是这种占据商界成为“秘密的官僚资本家”的人。即便是蒋介石。也都未必完全清楚他们的“商业秘密”。那秘密是他们的“黑匣子”。这种情况。大抵只有在他们“折戟沉沙”之后才被彻底开启。而其中所暴露的内容，又往往管叫那些自认为对他们最信托的人目瞪口呆。
让当朝“国舅”无光令“天子连襟”失色
【引语】陈立夫利用中国农业电影教育公司董事长的地位，在1946年3月外汇开放时，一次用官价，即法币20元比1美元，预先买进黄金外汇119万。法币随后贬值，形同废纸，而美元比价直线上升。这一出一进，一贬一升，使得陈氏“发了一笔大财”。从陈氏官僚资本的发展史看出，巧妙劫收、强行分肥、行业垄断，这是陈氏兄弟及其亲信们秘而不宣的惯用手法。
【事例】抗战胜利后，农林部接收了敌伪的华中水产株式会社、帝国水产管制株式会社兼商店等水产事业资产，成立了一个捕鱼公司。这个公司有捕鱼船13艘，每艘都在60吨以上。这个公司在上海还拥有1个渔网厂、一个修船厂及4个冷藏厂，在南京有3个冷藏厂。这样规模的公司，在当时全国水产界是首屈一指的。
陈氏兄弟看上了这个公司，就变着花样算计它。他们开始提出，官不与民争利，要扶助民营事业；因此，这个官营公司应改为民营。
如何改民营呢？他们把公司资产中值钱有用的东西如渔船、冷藏厂、修船厂、渔网厂等价值约100亿元的财产，估为20亿元。其他用处不大、不值钱的物品则装模作样地交给国家。
对这20亿元资产，他们把它分为200万股，每股1000元。农林部先垫支出8亿元，作为陈果夫的股资。其他12亿元，由陈氏兄弟的亲信们一一认购。实际上，这一次，他们是用20亿元购买了100亿元的资产，每股本身有5倍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