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吉尔维同志在三岁的时候，就只要一面鼓、一挺轻机枪、一架直升机模型作为自己的玩具，六岁的时候他参加了少年侦察队。这比一般情况要早上一年，（对他特殊照顾，放宽规定），九岁就担任队长。十一岁时他偷听到叔叔讲了一些他觉得是有罪的话，于是便向思想警察揭发了。十七岁时他担任了少年反性同盟的区队长。十九岁时他设计了一种手榴弹，被和平部队采用，在第一次试验时就炸死了三十一个欧亚国战俘。二十三岁时他在战斗中光荣牺牲。当时他携带重要文件在印度洋上空飞行，遭到了敌人喷气机的追击，为了保护重要文件，他就把机枪系在身上，跳出直升机，带着文件一起沉入海底--这一结局，老大哥说，怎能不叫人敬佩？老大哥还对奥吉尔维同志的生活方面又说了几句话。他不沾烟酒，除了每天在健身房做一个小时的操外，没有任何其他文娱活动，他立誓要一个人终老，他不允许婚姻生活占用工作时间。除了英社原则以外他从不谈论其他话题，击败 欧亚国敌人和搜捕间谍、破坏分子、思想犯、叛国犯就是他唯一的生活目标。
在要不要授予奥吉尔维同志特殊勋章的问题上，温斯顿考虑了很久，最后决定还是不给他，否则会带来不必要的反复核查。
他又朝对面小办公室里的那个对手看了一眼。似乎有什么东西告诉他，铁洛逊一定也在和自己做着同样的工作。还不能确定到底会是谁的版本被采用，但他相信一定是自己的这个版本。一个小时以前还不存在的奥吉尔维同志，如今已经活灵活现。他觉得很神奇，你能够创造死人，却不能创造活人。奥吉尔维同志是在现实中从来没存在过的一个人，如今却存在于过去之中，一旦作假工作被遗忘后，他就会像查理大帝或者恺撒大帝一样真实地存在，所根据的是同样的证据。
食堂在地下深处，天花板也低低的，屋子里已经挤满了人，排队吃午饭的人挪也挪不动，人声喧哗。炖菜的蒸汽从柜台上的铁窗里面直往外冒，夹带有一种铁腥的酸味。即使这样，胜利牌杜松子酒的酒气也难以掩盖，其实只不过是从墙上的一个小洞飘过来的。屋子的另一头是一个小酒吧，在那里花一角钱就可以买到一大杯杜松子酒。
“正是我要找的人。”温斯顿背后有人说。
他转过身去，原来是他在研究司工作时的朋友赛麦。准确地说，也许谈不上是“朋友”。如今这世道，没有朋友，只有同志。区别在于，和某些同志来往比和别的同志愉快一些。赛麦是个语言学家、新话专家。说真的，他是目前一大批正在编辑《新话词典》十一版的专家之一。他个子不高，比温斯顿还矮小，一头黑发，眼睛突出，带有既悲伤又嘲弄的神色，他在和别人说话的时候，总像是在仔细探索着对方的脸。
“我想问你一下，你有没有刀片？”他说。
“一片也没有！”温斯顿有些心虚似的急忙说，“我到处都问过了，哪儿都没有。”
人人管你要刀片。其实，温斯顿已经攒了两片新的。几个月来刀片一直短缺。不论什么时候，总有一些必需品，党营商店里是不提供 的。有时是扣子，有时是针线，有时是鞋带，现在是刀片。你只有偷偷地到“自由市场”上去淘，才能搞到一些。
“我这一片已经用了六个星期了。”他有意识地补充一句。队伍又往前挪了挪。在等待队伍前进的过程中，他又把身子转过来冲着赛麦。
他们两人都从柜台边上一堆油腻腻的铁盘中取了一只。
“昨天你没去看吊死战俘吗？”赛麦问。
“我在工作。”温斯顿冷淡地说，“我想可以从电影上看到吧。”
“这可太差劲了。”赛麦说。
他那嘲笑的目光在温斯顿的脸上转来转去。
“我知道你，”他的眼睛似乎在说，“我看透了你，我就知道，你为什么不去看吊死战俘。”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赛麦思想正统，甚至是到了恶毒的程度。他常常会幸灾乐祸，使人感到厌恶，他谈论直升机是如何袭击敌人村庄的，如何审问思想犯致使其招供，还有友爱部地下室里的处决。同他谈话主要是避免他在此类话题上乐此不疲，尽可能用有关新话在学术上的问题来套住他，因为他对这个也很有兴趣，而且还是个权威。温斯顿把脑袋转开去一些，躲避着他黑色大眼睛的探索。
“吊得很干净利落，”赛麦回忆说，“不过我觉得把脚绑起来倒显得美中不足，我喜欢看他们双脚乱蹬挣扎的样子。尤其是到最后，舌头伸了出来，颜色发青--非常的青。我喜欢看这些小细节。”
“下一个！”一个无产者穿着白围裙，手中拿着一个勺子叫道。
温斯顿和赛麦把他们的盘子放在铁窗下。那个工人马上把午饭放到了他们的盘子里，一盒暗红色的炖菜，一块面包，一小块干酪，一杯无奶的胜利咖啡，一块方糖。
“在电幕下面有张空桌。”赛麦说，“顺道带杯酒过去。”
盛酒的缸子没有把儿。他们挤过人群到那张空桌边，把盘子放在铁皮桌上，桌子的一角被人洒上了一摊炖菜，黏糊糊的，就像是呕吐物一样。温斯顿把酒缸端起来，顿了顿，硬着头皮把带油味的酒咕咚一口都喝了。他眨着眼睛，等泪水流出来以后，发现肚子饿了，就开始一匙一匙地吃起炖菜来，稀烂的炖菜中，有一块块软软的发红的东 西，大概是肉做的。他们一直闷头吃着小菜盒中的炖菜，没有说话。
在温斯顿背后不远的左边桌上，有个人一直在喋喋不休地说话，声音粗哑得像是鸭子叫，在这样喧哗的噪声中还显得特别刺耳。
“词典进行得怎么样了？”温斯顿大声问，想要压过室内的喧哗声。
“很慢，”赛麦说，“我现在在研究形容词，非常有趣。”
说起关于新话的话题，他就马上来了精神。他把菜盒推开，一只细长的手拿起那块面包，另一只手拿起干酪。屋里的声音实在是太吵了，他不得不把身子向前俯在桌上对温斯顿说话。
“第十一版是最后定稿本，”他说，“我要做的就是决定语言的最后形式--也就是大家以后都要用这种语言说话、交谈。等我们结束工作的时候，像你这样的就要开始学习了。
“你一定觉得我们的工作就是在编新词儿，是不是？其实你错了，我们是在消灭老词儿--几十个、几百个地消灭，每天都在消灭。我们把语言精简得只剩一个架子。十一版中没有一个词儿会在2050年以前过时的。”
他大口大口地啃着他的面包，就好像狼一样，然后又充满激情，像个老学究似的接着说。他那又黑又瘦的脸变得兴奋起来，那种嘲笑的眼神也消失不见了，有了几分梦意。
“消灭词汇是件充满乐趣的事情。时间都浪费在了动词和形容词上，当然也有好几百个名词需要消灭。不仅是同义词，也包括反义词。
说真的，如果一个词的价值就是另一个词的反面，那又何必要它呢？
就拿‘好’来说吧。如果有一个‘好’字，那就不需要‘坏’字，用‘不好’
就行了--而且还更容易懂，因为这正好是‘好’的反面，而‘坏’却不是。再比如，如果是需要一个从程度上来说比‘好’更‘好’的词儿，根本就不需要一串像‘精彩’‘出色’等等这样绕口、不方便用的词儿。而一个‘加好’就把它们都取代了；如果是说再强烈一点的‘好’，那就是‘双加好’‘倍加好’。当然，像这样的语言形式现在已经开始用了，除了这些，也没有别的会出现在新话的最后版本中。最后，整个关于‘好’和‘坏’的概念就只需要用几个词儿来概括--实际上，只用一个词儿。
温斯顿，你不觉得这是件奇妙的事吗？当然，这原来是老大哥的想法。”
他最后补充说。
一听到老大哥，温斯顿马上变得肃然起敬。但是赛麦还是发现他并没有那么热情。
“温斯顿，你并没真的觉得它很奇妙，”他几乎伤心地说，“就算你写出来的是新话，但你的思想深处仍是老话的根。我曾经读过几篇你为《泰晤士报》写的文章。文章虽然写得不错，但却是翻译。你心里想的其实仍然是老话，尽管你把它们表达得很细致微妙，但是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你不理解消灭词汇的意义所在。你难道不知道在世界上只有新话的词汇量在逐年减少？”
当然，温斯顿哪会知道。但他不敢说，他情愿脸上装出赞同的笑容。赛麦又咬一口深色的面包，嚼了几下，继续说道：
“你难道不明白，新话唯一的目的就是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我们要使得大家不再在思想上犯任何错误，因为也没有词汇可以用来表达。凡是必须要表达的思想就只设一个词，这样在意义上也就有了明确的限制，也不会出现负面的思想意义。在第十一版中，我们已经离这一目标越来越近了。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即使是在你我死后也还将长期继续下去。只要词汇越来越少，那意识的范围也会变小。当然，即使在现在，也没有理由或借口可以在思想上犯任何错误，这仅仅是个自我控制问题以及现实控制问题。但最终，也将不会再有这样的需要了。语言完善之时，即革命完成之日。新话即英社，英社即新话。”他陶醉在自我满意的神情中补充说，“温斯顿，你有没有想过，最迟到2050年，活着的人中，没有一个能听懂我们现在这段谈话的？”
“除了--”温斯顿刚要说，又把话咽回去了。
他想说的其实是“除了无产者”，但是他克制住了，因为他自己也不确定这句话是不是算不正统。但是，赛麦就知道他想说什么。
“无产者不是人，”他轻率地说，“到2050年，也许比那还要早，所有关于老话的实际内容都会消失不见的。关于它的全部文学也一个 不留，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要使他们进入到新话的版本中，要彻底地改变，而且是改成同原来意思相违背的东西。甚至是党的书籍、口号也通通都要改。也不会再有自由这么一说，怎么还会有‘自由即奴役’的口号？届时整个思想气氛就要不同了。事实上，到了那时就不会再有像今天这样的思想。正统的意思是不想--不需要想，那正统也就不存在意识。”
温斯顿突然深信，赛麦总有一天会消失不见。他太聪明了，他把一切都看得那么清楚，而且又说得那么直接。党不喜欢这样的人，总有一天他会被毁掉。这个结果已经清清楚楚地印在他的脸上了。
温斯顿把面包和干酪吃完，略微侧身坐在椅子上去喝他的那杯咖啡。那个像鸭子叫一样的男人仍坐在那儿没完没了地说话。一个看上去像他秘书的年轻女人背对着温斯顿坐在那儿听着，而且好像对于他所说的一切都很赞同。不时有这样一两句话钻进温斯顿的耳朵里：“你说得真对，我和你完全一样。”这是个年轻但有些愚蠢的女人。但是那个鸭子声就从来都没停过，即使那女人插话的时候，他也在喋喋不休。温斯顿见过那个人的脸，但是他只知道他在小说司是个很重要的人。他有三十多岁的样子，一张爱说话的嘴非常灵活。他的脑袋向后仰一些，由于他坐着的角度使他的眼镜有些反光，所以温斯顿只看见两片镜片。让人难以接受的是，那滔滔不绝的鸭子声，几乎一句也听不懂。温斯顿只听懂了过一句话：
“彻底消灭果尔德施坦因主义。”
这句话说得极快，就像是排版的铅字一样，很完整的一块。别的就完全是呱呱呱的噪音了。但是，你虽然听不清那个人说的到底是什么，但却可以准确地知道大概的内容。他可能是在谴责欧亚国军队的暴行，他也可能在歌颂老大哥或者在马拉巴前线的英雄，再或者是在谴责果尔德施坦因，要求对思想犯和破坏分子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这都没有什么区别，不管他说的是什么，可以肯定的是内容绝对正统，而且是纯英社的。温斯顿看到那镜片下面的嘴就没有停下来过，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想法，他觉得他就像是个假人。用来思考的不是 脑子，而是喉咙。他说的虽然都是有内容的东西，但却不是真正的语言，而是由于一种惯性而迸出来的噪音，就像是鸭子一样。
赛麦这时沉默了一会儿，他用汤匙划动着桌上的一摊黏糊糊的东西。那个“鸭子先生”仍旧继续说着，尽管室内喧哗，但还是可以听见。
“新话中有一个词儿，”赛麦说，“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叫鸭话，就是像鸭子那样呱呱叫。这种词儿很特别，它有两个相反的含义。用在你反对的人身上，那就是在骂人；要是用在你赞同的人身上，就是一种赞扬。”
